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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BOT模式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 ——同济大学城市发展管理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诸大建 我认为狭义的“城市病”就是指反映比较突出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市交通拥挤、电力短缺、环境污染等这样一些问题。 一般来说，城市基础设施包括六大方面：交通系统、能源系统、水资源和给排水系统、环境系统、通讯系统和防灾系统。这是城市的生命线系统，任何环节的滞后与失灵，都有可能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城市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修建大广场、政府大楼等，但是城市基础设施却跟不上，像道路、供热、供水、排水、排污设施都很差，夏天，城市里常常拉闸限电和停电。出现这种“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就是城市的发展战略有问题。政府只顾搞城市形象建设，却忽略了和老百姓最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发展思想有误。 不过从客观上来说，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也是有原因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筹资难。但这并不是没有解决办法。城市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我认为PPP模式(public公共，private私人，people民众)就是很可行的，即政府、企业、民众“三位一体”联手发展城市道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应由政府的一家行为变为社会行为。对当前方兴未艾的BO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设、运营、移交)模式我非常赞赏，这是城市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制度的一种典型形式。“政府给政策、企业出资、市民得益”，实现“三赢”。上海的卢浦大桥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它用的就是BOT形式，没花政府一分钱。 城市道路建设必须以科学为依据 ——国家“畅通工程”专家组副组长、同济大学教授 杨晓光 “城市病”最为突出的应该算是交通问题了。而城市交通战略的缺失、中心城区土地的野蛮开发、公交系统的严重滞后、道路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则是病因所在。一些地方政府轻视科学依据、用行政手段搞道路建设，使得城市难以走出“车路挤兑”的怪圈。 近年来国内一些大都市忙着完善交通基础设施，狠抓交通秩序建设，但适得其反的是，交通却越来越堵。究其首要原因，是道路交通的战略考虑出了问题。 交通拥挤无外乎是路基不足与需求过大矛盾的体现。我国城市道路面积占市域面积的比例虽然比日本要低，但车均占路面积却在日本之上。这说明我国城市交通的根本症结不在于缺路，而在道路功能的战略规划失当。 就功能定位而言，城市道路应分6个层次，即城际高速路、沟通城郊与城市主干道的快速路、城市主干道、次干道、支路以及生活区道路，可行车速从每小时120公里到10公里不等。但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道路的功能定位都不甚明了，道路功能不清导致行车错位，即使增加再多的交警去排堵，结果也只能是堵而不疏。 一些城市中心城区的高强度土地开发几近野蛮、无序的程度，老城区变成了密密麻麻的住宅区是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这无形中也加剧了城市交通矛盾。城市人口与道路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巨量人口集聚于中心城区内，千军万马进出焉能不堵？ 目前我国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建设总量严重滞后，结构比例失调。世界大都市的公交系统承载的人口出行比重平均在50%到60%之间，东京达80%，而我国的公交出行比例不足30%。此外，我国城市公共交通主要依托于公交车，上海目前只有3条轨道交通线，全长不过65公里。而东京的轨道交通线有近2000公里，光地铁就有200多公里，星罗棋布的电气化轨道交通网有效缓解了密集人口带来的交通压力。资料表明，世界上机动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其轨道交通运量占公交运量均在5成以上，有的超过7成。而在北京，居民乘用地铁和地面公交车的出行比例不足30%，其中地铁又不及公交总量的15%；在上海，轨道交通日均客流量也只有110万人次，占全上海客流量的十分之一稍强。公交、轨道运营比例集中反映出我国城市市区道路网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 导致城市出行难还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动静态交通相互争夺空间，道路资源利用率低下。目前几乎国内所有大城市都有停车难的问题，因市区停车不便产生的临时停车占道现象十分普遍，致使在行车辆遇阻或减速。在上海，由于主干道的交叉口开得太多，车辆运行时速经常会由40公里锐减至20公里左右。加之行人、自行车违章穿道、绿化景观挤兑道路等因素，最终使得这个大型城市的道路使用效率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针对目前这种状况，我认为不能再用行政手段搞城市道路建设了。一些地方的政府惯于用行政手段去解决交通问题，结果越弄越糟。现代城市交通规划的科学性极强。领导现场办公固然是好事，但也要以科学为依据，否则，头痛医头的城市交通永远走不出“路越修越堵”的怪圈。 在区域概念下重新进行城市规划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 牛文元 城市化，特别是特大城市的盲目扩张，带来了房价高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病”。我认为只有在区域概念下重新进行城市规划，改善城市发展格局，打破现有政策上的约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病”问题。 首先，必须在区域概念下，重新进行城市规划。比如北京市的城市规划，不仅要考虑北京市本身，还要考虑周边以及大的城市群，只有在“大北京群”的背景下看北京的城市发展，才能克服“城市病”。现在中国的珠三角经济区、长三角经济区已经形成，但京津环渤海经济圈还属于争论阶段。珠三角经济区处于一个省份内，在协调、统筹方面有优势；而长三角经济区牵涉到上海、浙江、江苏“两省一市”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处理起来就有一定的难度；而京津环渤海经济区还处于一种争论的状态，这个区域牵涉到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等几个地区，发展的难度更大，仅仅是北京和天津之间的战略联盟目前也还没有达成，机场、港口还不能共享，很多基础设施等还处于分割状态。 其次，改善城市发展格局，转变城市建设局限于一个小区内的封闭式做法，要形成辐射，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的居住、生产、流通之间更加有序。 第三，要打破现有政策和体制上的约束，并进行实质性修正，协调城市与区域发展，克服目前城市状况所带来的影响。在这种框架下，才能设计城市交通、居住区、生产区、旅游区以及商业区的分割，进一步把区域产业链协调到一个良好的程度。 节选自文章《社科院专家剖析“城市病”如何驱散城市上空的幽灵》 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9日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