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病”凸显GDP与幸福感背道而驰_中国规划网—

    城市病，指的是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就业压力、生活压力、越来越冷漠的亲情及人际关系……当这些“城市病”爆发时，生活在这里的你，有着多少幸福感？离开，不舍；留下，太累太辛苦！幸福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 “北上广”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国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适度却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经严重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有观点认为，我国已经进入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
    城市病的概念
    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城市病的具体表现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政府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并有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有超过100万人口和40000辆机动车/小时进出中心城区，造成该区域严重的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14.3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在巴黎，上世纪60年代，由于采取了“适应小汽车发展”的政策，结果私人小汽车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出行成本的增加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而且也会抑制人们的日常活动，城市活力大打折扣，居民的生活质量也随之下降。另外，交通拥挤也导致了事故的增多，事故增多又加剧了拥挤。据相关统计，欧洲每年因交通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00亿美元之多。第三，交通拥挤还破坏了城市环境。在机动车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交通对环境的污染也在不断增加，并且逐步成为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污染源。根据伦敦20世纪90年代的检测报告，大气中74%的氮氧化物来自汽车尾气排放。交通拥挤导致车辆只能在低速状态行驶，频繁停车和启动不仅增加了汽车的能源消耗，也增加了尾气排放量，增加了噪声。据英国SYSTRA公司对发达国家大城市交通状况的分析，交通拥塞使经济增长付出的代价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交通事故的代价约占GDP的1.5～2%，交通噪音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3%，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0.4%，转移到其他地区的汽车空气污染的代价约占GDP的1～10%。
    环境污染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1.4℃～5.8℃,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资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存在供给的绝对刚性，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拓展地域范围已成为各大都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城市贫困
    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如印度孟买、巴西圣保罗等。
    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1900年纽约市近400万人里就有150万居住在4.3万个贫民窟里，直到21世纪纽约还有哈莱姆贫民区的存在。目前，孟买1600万人口中有60%居住在仅占城市土地面积十分之一的贫民区和路边的简陋建筑中，贫民窟已经成为这个世界著名港口城市以及印度经济中心城市的最大特色。
    贫民窟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以及本城市内人口的收入差距过大所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以巴西为例，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流动迁移，且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他们不可能再回流到农村。二是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在城市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造成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而在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工资一般只相当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没有签订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三是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充分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在城市贫民窟居住的人80%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只能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四是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
    城市病产生的原因
    “城市病”祸起城乡营养不均
    大城市病了吗？当200米的路，你开车要走半个小时；当孩子上个幼儿园还要支起帐篷，挤着报名；当“安居乐业”中的“安居”在大城市成为一个要用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当你在城市里已经很难再看到满天的繁星，我们的城市至少是什么部位不舒服了。
    以北京为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提供的数字是，按照资源、环境承受力，北京市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这多出来的300万人口负荷所有的吃喝拉撒，都足以让一个城市巨人肌体发生病变。
    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早从古代就已经开始，到了现在工业文明的社会里，这种流动就突然加速、加量，不再是小溪流，而是成了洪水，蔓延各地。一个合理、冷静的城市化进程，应该是在城市范围扩张的同时，还能和城市之外的乡村保持一种生态性的平衡，城市和乡村、乡村和城市之间应该是一种对流的关系；但我们现在的城市化进程是什么？城市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用无限的吸力把它周边的资源、人力都统统一股脑给吸附了过去，吸进肚子之后，却又发现自己并没有足够宽容的肠胃把这些都给消化吸收掉，最后闹到医院那儿，少不了一个“消化不良”的诊断证明。
    并不是每一项决策都能照顾到这种平衡。这样一种“城市病”也不是具体哪一项决策就可以产生的，它是一种长期的、综合的病症。所以，我们未必奢望一个药方就能药到病除，而且船大不好掉头，即使一个长期的决策，也要在很长时间内才能起到作用。但，这至少要引起决策者疗治的注意。
    资源过度集中是“城市病”症结
    大城市的不幸福，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位同学就成了先知先觉者。毕业那年，她原本打算留在北京。实习期，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她就从宿舍出发，辗转两次公车，路上行程将近两个小时去上班。一天工作结束，当她返回宿舍，已经是星星点灯。吃饭洗漱完毕，几乎没有个人闲暇，就必须入睡，因为第二天必须得早起上路。如此往复两个月下来，她只剩下一个执着的念头，离开北京，回到那个二线城市的老家。
    同学有二线城市可回，她后来的发展也还不错。但那些只能向城市寻求未来的年轻人呢？国庆长假，我回了趟老家，偌大一个村庄，秋收时节，寻得见的年轻男劳力却少于以往，年轻的孩子们都外出打工了。他们涌向大城市的劳务市场，工地、厂房。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城市和乡村已成两个日益悬殊的世界，他们是这个时代所谓农民工输出和转移的庞大分母中的一个罢了。
    渴望发展的年轻人都在纷纷涌入大城市。和劳动力一起涌入大城市的，还有资金、技术、政策、资源。以及这种种要素混合产生化学反应生成的所谓“发展机会”、“居民福利”。这二者都和个人的未来幸福相关，怎不令人趋之若鹜？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均衡、城市和乡村之间发展的不均衡，让越来越多的人涌入一线大城市，寻找自己的幸福。这些经济最发达，资源最集中的大城市，当人口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居民又开始抱怨人口的过度拥挤带来的生活质量问题：堵车、买房、看病……但即便要忍受种种生活的不适、即便前一阵“逃离北上广”叫得很响，涌入一线城市，却依旧是年轻人的主流选择。
    只有一线城市——因为集中了全国几乎所有优势资源——才是最有可能孵化年轻人梦想的所在。与个人事业发展相比，与作为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相比，交通堵不堵、房价高不高，这些生活成本恐怕并不是最重要的，也并不能削减大家对大城市的涌入热情。从这个角度看，那个颇能引发同感的“生活在大城市还有多少幸福感”之类的讨论，无论如何都难掩其中的矫情。
    “我国将进入城市病集中爆发期”，未来存在诸种社会问题的大城市确实令人望而却步。要预防可能到来的城市病，除了专家给出的城市应有长远规划、城市生活功能概念必须突出等意见外，必须看到，城市间、城乡间发展不均衡、资源投入不平等的事实，才是造成城市病的最大缘由。解决城市病问题，也只能追根溯源从这里做起。
    不平衡发展是导致“大城市病”的诱因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正成为困扰我国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进程的重大障碍。其中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大城市病”的集中爆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入学难、就医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已经成为众多大城市的“痼疾”。尽快消除“大城市病”，不仅是城市发展自身的要求，也是我国实现城市化、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通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按照新经济地理理论，人口和产业向城市地区聚集，不但可以缩短各个经济行为主体彼此之间的距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而且在知识外溢效应和劳动分工效应的作用下，使城市经济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世界银行的研究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有10%可以归因于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的进程也是农民流入城镇的过程，有专家测算后发现，我国农村转移劳动力每增加1人，GDP总量平均增加2.34万元。总体而言，在近十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对GDP的贡献率在15%以上。
    虽然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诸多的正面效应，但不可忽视的是，许多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过“大城市病”。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大城市病”绝大多数已经得到了有效地缓解，而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困扰。究其原因，发展中国家出现“大城市病”的根源并不在于宽松的户籍管理制度所导致的人口自由流动，而是城乡二元经济和地区经济差异过大所致。
    很显然，中国的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依然存在，更让人担心的是，这种差距并未随着经济的发展而缩小，反而在一些方面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比如城乡差距，2009年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达到了3.33比1，考虑到各种福利差距，这个差距可以达到6比1或更多；在地区差异方面，有研究表明，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从1992年的0.15扩大到2007年的0.21。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鹤立鸡群”，形成了极大的城市集聚效应。相比之下，中心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区乃至周边地区的发展便成了发展的“洼地”。比如前几年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就环绕着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272.6万贫困人口。
    在中心城市的强大吸引力下，其他地区的人口源源不断地涌过来。事实上，外来人口已经成为了一些中心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动力。例如在北京每年的新增人口中，有70%来自于流动人口，21.7%属于户籍迁入。而按照北京市的资源、环境承受力，能够承担的极限人口是1800万，但现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经超过1900万，瞬间人口已经达到2100万。
    由此可见，要治理我国目前出现的“大城市病”，除了大城市自身需要大力加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扭转国民经济不平衡发展的模式。只有尽快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才有可能真正根除令人头痛的“大城市病”。
    曲解城镇化必引发城市病
    我国一线城市城市病日益严重，影响居民幸福感。其实，这是曲解“城镇化”必然带来的恶果。
    有人在“城镇化”的口号下反常地扩张城镇人口的容量，随之而来的是房价奇高，学校膨胀，汽车繁殖加快，拥堵令人头疼，各种刑事案不断发生。随着人口的增加，城市各方面建设的投入也要相应加大。这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城镇化”，但不是真正意义的城镇化。真正意义的城镇化应该有个明确的对象，即到底要把谁化为“城镇”。这个对象当然不是高山大海，没必要把它们化为城镇；更不会是城镇，没有把城镇“化为”城镇的说法，那么城镇化的对象肯定指的就是农村了，据笔者的理解，城镇化就是把农村建得大致具有城镇味的人居地方。由于不正确理解城镇化，把大部分可用于改变农村村容村貌的财力物力放在城镇增容上，结果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村人越来越不安心农村，拼命往城市里挤，城市人被压得喘不过起来，性急的人开始骂娘。
    城市当然要建设、要发展，但城市的发展不是通过满城都是人来体现，更多的是通过城市的文明程度来体现，如整洁的街道、整然有序的交通状况、适量的高楼大厦、和谐的人际关系、良好的社会治安、浓厚的文化气氛、充足的商品供应等等。一般地，许多城市是地方的政治、经济、商业、文教卫生中心，折射出这个地方的文明程度，因此重视城市建设并没有错。但不可忽视的是，城市发展和农村发展是国家发展的两条腿，仅靠一条腿走路很难走得太远。畸形的发展城市，严重的忽视农村，是一条腿走路，是木桶理论的翻版。
    因此要医治城市病，应尽快注重农村的建设，对农村的路径小桥、人居环境来一番彻底改造，让人走进村再也看不到断垣残壁，看不到满地垃圾，雨天看不到满是泥浆的小路，看不到随处都有的出恭处。农村人居环境上了档次，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后，当然仍会有农民进城打工，但可以是“白天在城里打工，晚上回家吃饭”，这样就能较多的减轻大城市的许多压力。
    结语
    城市病属于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疑难杂症”，症状多样、病因复杂。然而，在城市病表象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和各项社会制度亟待改革、完善。治理城市病，需要改变人口、资源向大城市单向流动的现状，引导资源向中小城市和农村配置，将大城市从“资源高地”的高压态势中解脱出来。
    城市病的治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而且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但是，即使治愈城市病的过程再复杂，其基本的药方也只有一个，就是以人为本，从人居的角度去打造城市，而不是其他的标准。只有如此，城市化的过程才不会误入歧途，城市病的治愈才能有一个真正的起点。

　　(责任编辑：白雪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