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庭伟，美籍华人，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ICP）国际委员、美国规划院校联合会（ACSP）国际委员、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
1946年出生于上海市。
1963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1968年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当年被分配到陕西省延安地区，参与筹建延安地区建筑设计室，任建筑专业负责人，主持设计延安饭店等几十项工程。
1978年进入同济大学建筑系攻读研究生，师从金经昌、董鉴泓、陶松林教授，1981年获城市规划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2－1983年在教育部留德预备部学习，1984年起，担任全国城建局长培训班副主任，至1988年。
1985－1986年被选送到联合国人居中心高级规划师进修班，先后在泰国和比利时学习。
1986年考入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研究生，师从李德华教授。
1986年同济大学成立城市规划系，担任副系主任。同年担任上海市长（汪道涵）的学术联络员，至1988年。
1989年以“始显点理论”等成果获中国国家教委“优秀中青年学者”（1978－1988）称号。
1988年考入中美联合培养博士，进入美国北卡罗莱那大学（UNC）城市规划系攻读博士，师从EDWARD KAISER教授，1989年转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IC）城市规划系攻读博士，师从CHUCK OLEBEKE教授。
1992年获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博士学位，同年担任伊利诺斯大学城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教授。
1996年起，在伊利诺斯大学城市规划学院担任城市规划专业教授，当年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人居大会”，并在非政府机构大会作报告。
2001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终身教授”称号，并参与组织“2001年世界规划大会（WPSC2001）”，担任大会项目委员会共同主席。
自1978年以来，主编、合作编写出版学术专著6部，其中在中国出版4部，美国1部，瑞士（联合国社会发展署）1部。在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发表学术论文70余篇，包括国际规划界主要刊物在美国的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和 URBAN AFFAIRS REVIEW，在英国出版的LAND USE POLICY 和CITIES，在法国出版的INTERNATIONAL PLANNING STUDIES等。
目前担任美国规划联合会（ACSP）国际委员，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AICP）国际委员，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客座教授，以及武汉等一批中国城市的城市规划顾问。
对美国城市规划的一些认识——访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张庭伟教授(《国外城市规划》孙志涛 采访整理)
教育部于1996年设立“春晖计划”，资助那些已在本专业取得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成就的海外华人人才短期回国服务，旨在促进中国和国际在经济、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交流。 目前，越来越多已在国外高校任教的海外华人利用其学术休假期在国内高校从事讲学和研究，并得到了各高校的积极支持。张庭伟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张庭伟教授于2003年9月至12月，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同济大学进行了讲学，主要内容是“美国规划理论的回顾”。 本刊记者于11月24日在清华大学对张庭伟教授进行了采访。
关于中美城市规划教育 记者：您这次回国分别到清华和同济进行了讲学，有什么感受? 张庭伟：中国城市的高速发展为中国城市规划学科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国内的规划教育正在改革，课程结构上都在跟国际接轨．目前看，似乎同济快一些。清华也在改革课程，但设计更重一些，当然它的优势也在这儿。 课程设置是不是与国际接轨，不是规划教育本身能解决的事情，是受社会需求制约的，社会是导向。如果社会的需求是做城市设计的、画图画得好的人，社会奖励这样的人，而不是做研究的人，学校就不可能培养出研究型的人才。这不是学校能左右的。这是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联系的，五六十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一样的偏重设计。 这次回采也听到有人说，“我为什么要跟国际接轨?”但问题的关键是你不能打着“中国特色·这个幌子，来否认城市发展的一些基本规律，来否认我们可以借鉴外国所走过的弯路，引起应有的警觉。例如，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教训。同时，我们现在应该考虑培育我们自己的队伍，进行我们自己的理论建设，现在缺的是人，而不是钱。 记者：您在中美两国都担任过教师，您认为中美城市规划教育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张庭伟：最大的不同是在美国花很大很大的工夫培养规划理念、价值观。它是做两头，价值观和培养具体的管理人才，即怎么做一个城市建设的中间人，这与美国社会的需求是适应的。教育不能离开社会的大背景。在美国规划专业的毕业生，基本上2／3毕业之后到政府，1／3到事务所。我所在的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的规划系目前是全美最大的规划系，有200名硕士生，40名博士生，这是一所公立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为社会、为公众服务的人。总体来说，在一个大的社会框架下，教育目的与学校对社会承担的责任有关系，与学校对学生的承诺有关系，私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的目标是不一样的。美国社会的教育是非常多元化的，你可以选择。比如在我们学校，规划学院和商学院都有房地产专业，规划学院是培养不为赢利的房地产工作者，它利用政府提供免费的土地和政府及基金会提供的钱，为社会、为穷人的住宅服务，我们只是告诉他们一套规章制度和如何运作；商学院就是培养如何通过房地产赚钱、当房地产老板。如何选择这完全取决与你自己。 国内目前的规划教育，应该告诉学生：一个规范的规划理念应该是怎样的，但在目前情况下又只能怎样，加上如何促进这样一个规范环境的出现。 记者：离开中国这些年，感觉国内规划教育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张庭伟：进步的一面主要体现在开始意识到物质环境的建设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在规划教育中开始有意识地引进社会学、经济学的知识。否则仅仅以一个设计师的理念，如何管理城市?不足的地方是心态，一种浮躁的心态，是社会心态在规划界的反映。 记者：您认为中美两国的学生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张庭伟：美国学校的学生背景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们进规划专业前，本科学的是完全不相干的专业。30％-35％是建筑学背景，50％是文科专业，包括法律、历史、经济等，甚至有学国际政治的，还有一小部分是学交通的。规划与建筑学不一样，必须是团队作业。在美国的一个和建筑学生共同进行的设计作业中，规划学生的优势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念上的分析，然后产生碰撞：弱的一面是物质设计，比如画图。好在现在的物质设计技术方面已经不是太要紧的一件事，许多可以用计算机替代，现代技术可以做工匠能做好的事。 我们国内学生相反，是太一样的背景。这次回国在清华和同济讲课，我常说我们现在的学生缺少的不是手，而是脑，缺少的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人文关怀的底蕴，这种文化底蕴是流淌在血液深处的。很多学生缺乏这种深层的情怀。 中国学生的最大优势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出方案快，图画得好，最弱的是缺乏规划价值观。 记者：您这样的观点是从什么地方得出来的? 张庭伟：通过交谈。他们给你讲方案，会把方案讲得头头是道，有很多好的具体处理手法，但不谈问题应该如何提出来。不提这个方案的成本谁负担?谁得益?如何分配设计带来的好处? 虑蛋糕是为谁做的、由谁来吃，很多人不是不关心，而是想都没想。有时他们也说关心，说自己“以人为本”，但“人”是一个太抽象的概念，为哪个阶层的人?还是金经元说的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而美国的学生有时也太偏了，讨论“蛋糕该分给谁”太多了，“蛋糕怎么做出来”却已经不关心了。 记者：您现在是否在中国开展一些工作?美国规划界如何看待中国的城市发展? 张庭伟：和国内的联系一直没有断，我在国外发表的文章大部分是和中国有关的，但实际上没有充分发挥和国内的合作。一开始是中国的门没有开；我十年以前向一些美国基金会提出关于中国的课题申请，当时美国对中国不感兴趣，申请的课题都被打回来了；最近三四年美国国内出现中国热，比如说，JohnFriedmann，美国规划界的祖师爷级的人物，去年一年来中国两次，对中国很关心，风向转了，这样研究中国的经费多起来了，人也多了。 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真正困扰美国规划界的是没有一个理论武器可以解释中国现象．解释中国的城市问题。JohnFriedmann对我说，没有一个西方理论可以解释，像深圳这样一个3000人的小渔村发展成750万人的特大城市，如何在理论上给予解释?他们关心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取得这样的成就，是不是别的国家也可以效仿?如何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关于城市规划理论 记者：您这次的讲座内容很多也很长，能否给我们简要概括一下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线索? 张庭伟：大体说来，美国城市规划理论关注的内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是五六十年代．美国规划理论关心的是在城市发展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中间又特别关注界定私人开发商的合法利益。 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国规划理论关心热点开始进入政治经济学领域。因为发现“公与私的利益”不是那么容易界定，这里面有一个权与钱结盟的问题，“私”的利益往往以“公”的利益的面貌出现。规划理论家们想发现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势力在左右着城市的发展，这个时期的产物就是“政体理论”(UrbanRegimeTheory)。这个理论被认为是过去20年美国城市规划最大的贡献，它不仅把道理说清楚了，更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就是“公众参与”，强调规划师与公众的结盟，培养社会力来监督“权”与”钱”的结盟。 第三个是九十年代的”联络性规划”(CommunlcatlvePlanning)，实现“公众参与”的过程。目前仅仅是开始，以后肯定还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整个规划理论的发展过程简单概括，就是一开始看到现象，后来探讨为什么，再下来就是现在的工作，即如何改变目前的状态。 记者：在《从“向权力讲授真理”到“参与决策权力”》一文中，您提到美国规划理论界的一个动向，就是“联络性规划”的产生。这个理论的要点是强调“联络，或沟通，是规划工作的中心。”同时，您也指出，这个理论提出的背景“其实质是美国规划师对自身价值及职业使命的再探讨。长期以来，规划师们痛切地感到，规划工作不被当权者重视。……规划师如何才能走出这个困境，对社会有较大的贡献?”那么，在这个理论被正式提出10年之后的今天，美国的规划师们是否认为自己“已走出困境”或“正在走出困境”? 张庭伟：没有。参与决策谈何容易。我自己的经历体会，通过这几年的规划实践，觉得“民主”的代价太大了。所以我说，民主是一切坏的办法中间比较不那么最坏的办法，民主不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为了一个五六百米长的街道的改造，就进行了两年听证，一而再地拖延。一句话，仍然在摸索，还是挺困难。 所以，对1992-1993年提出的联络性规划，一直就有争论。一种意见怀疑联络性规划是否成立，因为一个分裂的社会不可能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又如何进行规划；也有人对它的具体方法表示怀疑。所以联络性规划还没有真正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规划界真正的主流还是理性规划，从上而下，收集情况，分析、提出解决方法，在最后评审时请各方来提意见，多次听证，大的项目还是政府决策。百分之百的民主做不成事情。 总的来说．美国社会没有一个清晰的主流，它一直是多元的，几种不同的规划模式都有所实践，但大体上说，理性规划的成分在减少，联络性规划的成分在增加。 记者：在另一篇文章《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及其实施》中，您说在美国“市政府改选了，规划仍然沿续下去。”。同时，您在另一篇文章《城市发展决策及规划实施问题》一文中又说到美国的城市“政府决策有短期行为的倾向。”因此，我们想问的是，您认为在美国保持规划实施连续性的关键在哪里?个人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影响到规划决策的改变? 张庭伟：毫无疑问，政府决策有短期行为的倾向，而规划的延续性得以保持，是因为规划结果通过法律来保证，与某个政府无关，一届政府无法推翻这个法律。比如芝加哥，沿湖滨39公里长，1公里宽的绿带，1909年通过的法律把它作为永久性绿地保留了下来。30平方公里的黄金地带，不是没有人想动它，但你想改变法律，必须重新到议会通过一次。议员们要考虑他的投票记录，那是老百姓们看得见的，所以如果他同意修改绿带的话，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因为保持绿带背后是百分之百的公众支持。况且当初沿湖滨的绿带的建设，还是三个开发商提出来的，并且他们贡献了大部分土地。 所以，一个法规，一个程序，决定了规划的延续性。美国城市规划控制的灵魂是区划法规，它每年一个版本，每年附加一些修正案，某种程度上区划法规有一定的灵活性，但它的基本精神又是不变的。 一个完整的体制、法制对规划决策的影响与个人力量是成反比的。我个人感觉，如果是10分的话，在美国个人的力量占到3～4分，法制的力量占到6～7分。法制的力量说到底是公众监督政府行为的力量。 记者：通过阅读您的文章，我得到这样一种印象，即美国的规划师们大多数都充满着社会责任感，因此也就对政治有更多的参与和关注，是这样么? 张庭伟：肯定是的。美国规划师的培养，作为美国注册规划师，成为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会员时候，你接受的基本理念第一条就是社会责任感。只是在现实操作中，美国规划师和中国规划师一样，是具体的人，有的人社会责任感强一些，有的人弱一些。美国注册规划师协会成立以来，几十年中只有两个案例严重违背了美国规划师职业道德。 因此，他们对政治也是特别的关注。我已经说过，某种程度上规划就是政治，在美国，在规划中技术的份量特别小。 记者：您在《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及规划师的职责》一文中认为，西方市场经济下规划对公平的侧重，是由于市场经济根本出于鼓励竞争，以提高效率，故自身已有高效率的优点，而“公平”正是其弱处，故市场经济为了自身的存在，也需要注重“公平”的规划来做平衡。您现在是否仍然这样认为? 张庭伟：没有这么简单，比较复杂。实际上在美国的规划师心目中这样强调公平，有更加复杂的因素，很难全面回答。相当程度上，从我们的角度去理解，一方面，真正掌权的垄断资本家或者说既得利益者为了求得社会安定，维持社会平衡，他们愿意分一块蛋糕给别人。 与此同时，美国市民社会中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以及作为他们代表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社会有一定的份量，他们有相当大的发言权。这些人作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对社会公平的大声疾呼，形成大家对公平的支持。 另外，在美国的财富阶层中间，还有一种传统的基督教精神，它的基本理念相当程度上有公正的成分，倡导施舍、对不幸人的资助，这一点在美国财富阶层中间有悠久的传统。 记者：您说过，当前美国规划界比较共识的结论是：规划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那么美国规划师是如何理解“公共利益”的? 张庭伟：在美国，规划师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实际上是一个分裂的公众利益。一般情况下，规划师更多的会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弱势阶层的意见，决策中有个轻重缓急，第一是多数人的意见。但这种多数人的意见往往是在特定区域内的多数人．如果在一个多数人是中产阶层的社区，就会牺牲占少数的弱势阶层的利益。所以，现在美国鼓励区域规划委员会，州一级的，相当于我们的省规委，来平衡协调，但目前他们的决策只有参考价值，而没有立法价值。 记者：那么规划师在对“公共利益”关注的同时，其实并不能实现他对“公平”的追求? 张庭伟：只能这样说，规划师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在引导公共利益，灌输一种理念，而不是被动的听和接受。公众是可以培养、教育的，公众不是什么都懂的。他是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努力。但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 记者：如果让您评价在美国的规划实施结果中“公平”与“效率”各占百分之几，您认为该是多少? 张庭伟：在美国规划师的内心深处，肯定是公平第一。实施的结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体现了公正的一面，也就是说，在局外人眼中，这件事必须说得过去。归根结底，因为有强大的社会舆论，规划师借助社会公众的力量来达到社会公正。 记者：您在清华讲学时，一再提到您所讲的只是“美国的城市规划理论”，而非“西方的城市规划理论”，因为美国不等同干西方，美国与欧洲的很多情况不大一样。能否就您的了解给我们谈谈现状美国城市规划界与欧洲城市规划界的关系? 张庭伟：交流不多。当然比跟发展中国家交流多，但总的来说，还是少，交流多的是加拿大。 美国和加拿大是一个规划师协会，他们参加我们的年会。在很多美国人眼中，欧洲国家中央政府的权力太大，社会主义色彩太重。而欧洲人眼中，非常看不起美国人，认为他们浅薄。 但也不能一刀切，现在这种状况有些变化。在全球化情况下，美国人也慢慢认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比如我们学校，现在的院长是英国人，他是欧洲城市研究联合会主席，做了很多研究，很有名的学者。他也是想到这里来推行他的理念。 记者：每个人对一种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城市规划职业生涯后，能否谈谈您对城市规划工作的认识及过程? 张庭伟：变化很多。1963年我刚进同济的时候，上的是建筑系的城市规划专业，以为设计好就是一切，毕业以后在延安又做了近十年的建筑师。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7日年回同济作研究生。我的硕士论文《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和方法》，现在看来是个很不知天高地厚的题目，一篇硕士论文又要理论又要方法，行吗?如果说有一点贡献的话，就是那个时候，在70年代末对中国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不是要控制，而是要发展。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阶段相一致的，不是政策能控制的。论文提出的“始显点”理论，现在证明仍然是正确的． 论文把经济因素引进了城市规划，而这以前国内的城市规划研究主要是在形态上面做文章。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原来经济也很有意思。 此外，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对社会、哲学有兴趣，看了不少书。到跟李德华先生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想写的是“城市住房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大纲都已经写了。后来到了美国。第一年的博士课程是震惊的感觉，原来对城市规划的理解完全不一样，完全是门打开了的感觉，有那么多新的东西要加进来。这样观念就开始转，原来埋在心里的那些种子，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兴趣得到一个土壤，开始发芽，他们鼓励你的这些东西冒出来。不像当时在国内就是鼓励你做设计，在国内特别看不起那些不会画图的。现在看来，设计是相对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难的是背后深层次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对城市规划的理解有变化，以前内心深处那些朦胧的、不成系统的东西都渐渐成系统了。 同时，随着在美国生活时间的增长，也越来越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的。说到底，人其实要面对的是人自己的本性，它是真实的、多面的。人性有光明的一面，但不管什么社会，我们真正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本性中黑暗的那一部分，难的是要抵抗金钱。权力、美色等等的诱惑，要得之有理。一个人需要不断审视自己身上的弱点，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闻道则喜’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感觉城市规划越来越难，因为我们面临的对象是人自己。西方的一些理论家认为，人类经历过三次大的革命。第一次是我们说的启蒙运动，把人从神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认识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神，而是人类自己；第二次是法国大革命，把皇帝推翻了，认识到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国王和统治者，而是我们自己；第三次是性革命，把人类从自己的道德规章约束中解放出来，只要你快乐，不伤害别人，什么都成。但是这样一来，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东西，我们收拾不住了。于是开始检讨，我们是不是过分了?甚至又回到从前，想从神那里找到答案，找到解脱的办法。 所以说，我自己的变化是很大的，刚到延安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得，觉得自己的设计能力强，画画很棒的。后来越来越觉得自己不行，面对的问题自己没办法解决，越来越低调。这是一个真实的面貌。如果说现在自己能起什么作用，就是起一个桥梁的作用，因为中美两面都看到了，都有所了解。也许有人会说你说的都是模棱两可的东西。我想，其实世界原本大概就是这样，不是“非黑即白”的。 记者：您在清华讲座的主要内容是《美国规划理论的回顾》，我们注意到您在讲座的过程中多次重申个人的价值观，为什么? 张庭伟：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是在跟自己斗争，是人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你内心深处没有价值观的话，你的那个设计就不会体现一个价值观、体现灵魂。所以在清华讲课的时候，有一位学生问我，你是否相信你自己所说的那些“偏见”，我说之所以信才跟你说，我之所以强调社会的公正、民众的价值、民主的本性，是某种程度上我相信这些基本的理念是朴实的真理。 所以我说为什么价值观这么重要。也说明为什么美国规划师的教育要由三大块组成：知识、技能、价值观，缺一不可。而我们在价值观这块做的太少了，可以说基本没有。
记者：您在“为什么要向中国规划界介绍当代美国的规划理论”时说到，原因之一是“与国内同行们分享‘得道’的喜悦”和“迫切希望将新观点介绍给同行的心情”，可以看出您是一位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规划师，这一点与我们杂志的办刊宗旨是很一致的。因此，希望我们共同为推动中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尽一份力量。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