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教授级城市规划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土地学会常务理事。
　　1984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同年8月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详细规划所工作。1989年4月至7月由院公派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城市规划系培训，回院后继续从事技术工作至今。历任院厦门分院院长、规划设计所副所长、所长、院总规划师。1999年考取北大城环系人文地理学专业攻读在职博士学位，2004年5月毕业并获理学博士学位。
　　工作20年来参与了大理城市规划设计与研究项目，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具有比较扎实的城市规划专业理论基础和相关学科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善于综合运用各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解决问题。主持完成过多项区域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城市设计等不同类型的项目；主持或参与完成了多项研究项目，如北京申奥选址研究、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十几篇；参与全国注册规划师教材修编和命题工作；参与《城市规划读本》部分章节的撰写；作为副主编组织《城市规划资料集》第二分册（城镇体系和总体规划）的编写工作；主持完成《国外城市化发展概况》一书的编写。

　　公开发表的论文
　　1、卡迪夫海湾区复兴规划介绍 《国外城市规划》1990/1
　　2、城市远景规划刍议 《城市规划》1995/4
　　3、鉴往而知来……以湖州总体规划为例浅析规划的连续性
　　《城市规划》1996/6
　　4、城镇密集地区的规划探讨……以湖州市区城镇群规划为例 《城市规划》英文版1997/2
　　5、关于城市总体规划的再思考 《国外城市规划》2000/4
　　6、“注册规划师知识辅导讲座”第五讲——城市规划实务
　　《北京规划建设》2001/3
　　7、直面现实的变革之途……探讨近期建设规划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城市规划》2003/3
　　8、重在提高评审实效 《规划师》2003/4
　　9、北京第二道绿化隔离带与城市空间布局 《城市规划》2003/9
　　10、区域协调发展析论 《城市规划》2004/5
　　11、区域协调发展的困境及出路 《城市规划》2004/10

　　主要成果：
　　1、湖州市城市总体规划，1995，负责人之一
　　2、湖州市区城镇群规划，1996，负责人之一
　　3、北京申奥选址研究，1999，负责人之一
    4、珠三角城镇群协调发展研究――总报告，2003，负责人之一
　　5、中国2010上海世博会规划设计方案征集，2004，负责人之一
　　6、《国外城市化发展概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3.9，编写组负责人之一
　　7、《城市规划资料集》第2分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5，副主编
　　主要观点(针对该主题)：
　　1、大型社区开发是趋势，根据区位可以分为都市型和郊区型两类。
　　2、中西文化存在差异，必然反应到居住文化中，也体现在规划设计、建筑设计、景观设计中。
　　3、目前，“文化力”已经得到关注，但实践中尚未成熟。外在的东西多，真正的“社区营造”还有较长的道路要走。
　　4、传承与创新不宜割裂开来。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未必不能交融，未来文化将呈现多元化和谐相容态势。
　　5、以人为本、以自然为本的提法各有其时代背景和哲学意义。天人合一的提法哲学意味更浓一些，提天人和谐或许较为恰当。

    北京现在没有“副都”(《华夏时报》2004-9 孙闻/薛易)
　　华夏时报：作为城市规划设计方面的专家，你认为真正的“副都”应该是什么样子？
　　杨保军（以下简称杨）：真正的“副都”
　　首先应该有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自己的产业，相当一部分居民可以在里面实现就业；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善；还要有自己的文化。居民大多数时候工作和生活根本不用进市中心。根据我的看法，北京目前也还没有建设成功的“副都”。
　　华夏时报：望京在10年前的规划中不就是一个“副都”吗？
　　杨：然而大家都看到，以前规划的“副都”望京现在的样子是，配套设施不完善，而且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化，人们只是晚上在里面睡觉，白天还要在路上耗费很长时间，当然就只是卧城了。就是说，虽然望京曾经设想过要建成一个城市副中心，但在后来的实施过程中走形了。
　　华夏时报：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要解释这件事情，就得看看当时为什么要规划这个副中心。当时的主要原因是原来的城市功能太集中、负担过重，出现了交通过于拥堵、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北京市中心区域几乎集中了所有的城市功能，从国家的办公到市一级的行政办公，再到金融、商业、文化、服务等等。并且北京同时承担了作为地区中心城市和国家首都的双重功能，功能高度集中、重叠，由此也带来许多问题。而要改善这些问题就需要建设“副都”、新城来疏解原来城市中心区的功能。
　　望京出现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当时没有进行一部分功能疏解。只有功能的疏解才会带来人口的疏解，这是一条经验，只有功能疏解出去才有可能成为副中心。望京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是优先大量建设住宅，力图吸引人口，结果就出现了卧城。
　　华夏时报：考虑功能外迁对本次新城规划有怎样的意义？
　　杨：北京这次规划应该解开一个扣，就是考虑北京原有的重点功能外迁。通过功能的疏解，一方面减轻市中心的负担，另一方面促进外围副中心地区的建设。如果北京城市发展还是不断向市中心凝聚，那么中心的问题会加剧，包括交通拥挤、环境破坏都会加剧，同时外围集团也很难成长，还是会重复原来的模式。
　　“副都”需要主导产业华夏时报：望京建设过程中规划了一个科技产业园，这不是对城市功能的分离吗？
　　杨：需要明确的是，望京要成为一个副中心，需要承担北京市的一部分功能，比如行政、商业、交通、制造业等等。假定北京某一项功能放在那里，它的核心产业能发展起来，才有可能为这个地方造血，才能够配套完善其他的功能，然后才能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岗位，才能让一部分人在当地解决就业和服务配套，在少数情况下进城，满足更高的需要，这样就会减少两者之间的交通压力，减少这种每天钟摆一样的运转，才是正确的做法。
　　望京定位于高科技企业，那是当时的认识，但根据现在的形势需要进一步细分。现在的产业分工按价值链进行，分为研发、制造、销售、售后服务4个阶段，望京应该明确定位在某一功能上发展。而北京在过去，没有规划打算要把功能疏解出去，甚至也没有这个清晰的认识，只不过最近才有人提出这个问题。
　　华夏时报：像望京这样的情况，可以给北京新城产业规划提供什么教训？
　　杨：应该注意3点，新城功能规划一定要确立定位清晰、并有特色的主导产业；不同的区域适合不同产业生长，产业选择要跟地域结合；新城产业发展一定要立足北京，面向区域，以服务区域为主，在北京就是要依靠北京，面向环渤海经济圈、华北地区发展。
　　确立主导产业十分关键，只有主导产业才能吸引相关产业跟进，形成一个自我循环的经济体，进而吸引从业人员进入。比如，同济大学有规划和建筑，就形成了一条产业街，包括打字、复印、造模型、卖型材的等等，一年十几个亿的产值。同时产业一定要面向区域，不能满足于为北京服务，不能在原来城市的阴影下生存，否则发展空间就一定会越来越小。这是一种发展思路向外开放和对内关闭的区别。假设望京有一项产业是北京市领头羊，那望京肯定就发展起来了。此外，新城建设标准一定要高于市中心，对中心具有价格和质量的竞争优势。
　　华夏时报：没有产业难以形成新城，那形成一个成功新城具体的评判标准是什么？
　　杨：判别一个新城能否成功的标准是城市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形象，无论是整体空间意象还是地方特色，都包含一个综合特征：经济上，新城应该在区域经济网络中能够独立存在并运行，承担一定的角色。新城给人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功能和产业，不同的功能和产业决定了城市不同的文化特色，比如上海的工商业文化、香港的金融特征。
　　望京不是“副都”或新城，因为望京的文化、产业、独特魅力等因素都让人搞不清楚。即使产业发展较为成功的亦庄也不是成功的新城，因为亦庄只有产业而缺乏人气，实际上类似产业园。按照分流人口的建设目标，新城必须要从市中心分担部分人口。但望京这样的卧城没有根植性，进入望京居住的人不会把根留在望京，不认同望京，只是把望京当成暂时栖身之处，所以望京没有归属感，望京文化也就很难形成。在这样的条件下，望京就具有临时性，建设也很难上水平，感觉就比较杂乱，档次低一些。
　　“副都”建成最快10年华夏时报：新城建设在国际上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学习吗？
　　杨：香港、汉城、新加坡都曾经建设了成功的新城。比如香港港口新城的建设，主要就是围绕港口这一主导，发展港口的运输、港务等产业，因为岗位和税收的吸引，许多相关从业人员进入。同时，新城建设设计标准比较高，生活成本又低，就稳定住了人口，形成了一个50万人的新城。通过城市中心功能往外的分离，再通过功能在新城的再积聚，加上规划的有特色，新城得以形成。
　　华夏时报：从世界经验来看，新城营建需要多长时间。
　　杨：建设一个成功的新城，时间最快也得10年，20年能见效也很理想。望京还有机会在，建设中探索，但一定要确立清晰的产业定位，不能是宽泛的高科技。目前在世界建城运动中，韩国、香港、新加坡都建设了成功的新城。但最成功的新城是英国的弥尔顿凯恩斯。这是一个距离伦敦50公里的新城，但发展得相当成功，目前已经成为地区的中心城市之一。
　　政府规划应该到位华夏时报：在望京的建设过程中，政府和地产资本是两种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在具体操作新城建设中，出现了公共设施和地产开发建设严重不同步的现象，导致望京道路堵是“围城”，购物休闲难是“困城”，这是为什么？
　　杨：我看这不是当时没有规划的问题，而是因为没有执行规划的手段。因为我们还没有对市场经济下，城市开发建设的动力机制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有的事情是政府干预引导不力，有的则是干预不当。
　　华夏时报：那具体来讲，政府应该在副都建设中怎样操作呢？
　　杨：政府在城市建设中首先要有明确的规划并对外公布，消除市场资本的不确定性，因为市场经济下资本进入会考虑风险，如果不能很快形成积聚效应，那就会带来风险，影响资本进入速度。其次，对于开发商不愿承建的公共设施，比如学校、道路、医院等，政府应该利用财政投入进行建设，财政投入会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然，在望京的建设中政府也做了不少工作，也有城建公司在从事地产开发。第三，政府还可以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
　　格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新城建设宜少不宜多，宜精不宜粗。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城市规划中，北京曾经一次提出建设14个卫星城、10个边缘集团。在这样的建设规模下，有限的政府资金被分散了，资金的积聚效应也难以形成。
　　华夏时报：社会资本在新城建设中是怎样的地位，如何避免望京建设中出现的偏重住宅现象？
　　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应该成为城市建设主体。政府要对进入的投资者通过一套透明的规则进行管理。要求开发商解决小区配套问题从规则上十分简单，国外的经验是，工程必须先行建设配套，验收时也会先行验收配套设施。这方面可以借鉴一下国外的经验，在几年前，英国政府1块钱已经可以撬动社会8块钱，如今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2块钱。新加坡的新城建设也值得我们学习，新加坡原来只有一个中心就是ＣＢＤ，随着城市建设，1992年设计了4个卫星城，但实施是一个一个来，先搞了一个，获得成功，又搞了第二个，剩下的就没做，因为暂时需求不足，如果要同时搞就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