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两项申报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的消息还未散尽，入选者之一的“中国丹霞”地貌景区已传出上调票价的声音。

　　一幅完整的中国式申遗链条几乎清晰可见——成功者赚得名利满钵，风光无限，排队者心怀憧憬，摩拳擦掌。在奔往世界遗产的征程中，一个项目倒下去，千万个景点补上来……

　　中国景区申遗潮高烧不退，但申遗之后的冷思考却鲜有声音。无论是对经济高速运转充满渴望的中国当下，还是无数个急需告别贫穷走上致富路的小城市，申遗都是件大事，它关系到旅游开发、GDP、地方政绩和城市名片……但在官员们的账簿中，申遗所带来的后果一栏，鲜见责任、义务和精神——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缔约《世界遗产公约》的先决条件

　　世界遗产的中国疼痛

　　中国申遗所陷入的逻辑怪圈，堪比目前人人称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两者最原始动力，皆来自对于经济效益的疯狂追逐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杨梅菊发自北京 新宁县各界的庆祝活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

　　对于这个湘西南偏远小城而言，欢歌笑语和美好憧憬似乎第一次点亮了头顶的夜空。人们的喜悦，开始于“巴西利亚当地时间8月1日4时，北京时间8月2日4时48分”——新宁县的许多人，都能分秒不差地重复这组数字——这一刻，中国丹霞地貌和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如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这是一张极为昂贵的世遗门票——因总耗资超10亿元，“中国丹霞”也被网友们授予“史上最牛申遗”的名号。其中，率先提出全国丹霞地貌联合申遗的牵头者，也是捆绑申遗成功的六大景区之一的“湖南崀山”，正是新宁县所在地。

　　在老百姓眼里，新宁县经历的是一场豪赌，申遗所付出的10亿元代价中，该县承担了4.5亿——对于年财政收入在2008年才刚刚突破2亿元的小县城而言，这样的“破釜沉舟”，实在令人心惊。

　　新宁县梦想

　　“幸亏申遗成功，不然欠下的债恐怕这辈子都还不完。”颇为复杂的一句感慨，表述的是新宁县老百姓对于申遗大事件的最直接理解——申遗所欠下巨额债务带来的担忧和不确定尚未散去，“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金字招牌”沸腾了整个县城，面对眼前这唯一的希望，只有选择相信：申遗可能带来的巨大的、翻天覆地的经济变化和腾飞。

　　人们仿佛看到了新宁的未来，也许过不了几年，这里就是下一个丽江、平遥或者张家界……

　　没有人愿意相信，4.5亿元仅仅是一个开始。事实上，据了解，虽然崀山旅游收入近来呈逐年上升的态势，但受各种开发条件限制，去年崀山的旅游总收入也大约不过450万元(早几年才一两百万)；而就算今年定下的目标是1500万，申遗成功以后，光每年的景区保护和维护，就需要至少上千万的费用。申遗成功后，下一步持续的交通、道路等硬件设施建造，人员培训、服务方式等软实力的提升，以及今年下半年即将进行的国家5A级景区申报工作，都依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而这仅仅只是诸多“中国式申遗”版本中的一个微小缩影。

　　公开数据显示，山西五台山风景区整治搬迁等就花费8亿元；河南登封的“天地之中”，政府9年花费了8亿……动辄几亿的申遗成本在中国诸多地区早已司空见惯。

　　旅游与GDP

　　造价如此昂贵，不如将这些钱直接投入景点维护，为何还要挤破脑袋非要捧一块招牌回来？

　　中国申遗所陷入的逻辑怪圈，堪比目前人人称恨的中国房地产市场，而两者最原始动力，皆来自对于经济效益的疯狂追逐。

　　不可否认，申遗成功对地方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显而易见。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平遥古城，1998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跃至500多万元，翻了近30倍；云南丽江古城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其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3.44亿元，占丽江国民生产总值的50%。而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旅游收入以平均比GDP增长率高2～4个百分点的速度向前发展。

　　当旅游成为一项产业，其价值通过数字实现直接量化，由此，便不难推断，为何各地政府对申遗趋之若鹜，视其为翻身良机。在各方利益驱使下，申遗早已成为官员政绩和地方财政收入实现飞跃的引擎——犹如一声“芝麻开门”，富矿世界的大门洞开，名利钱财源源而来。

　　然而，如果为世界遗产算一笔最简单的账，就会发现，所谓旅游带来资金“回笼”，却往往是另一轮恶性循环的开始——上涨后的高票价可谓申遗后最直接的经济回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色服务设施可带来进一步深层消费，商店、步行街修得越多物质消费就越兴旺……每一张人民币的回收，都以人文景观或者自然风光被破坏为代价。

　　更何况，近几年，申遗成功与GDP腾飞之间也被证明并非牢固的因果关系。

　　有报道称。自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后，平遥古城就深陷“公务接待”之困，一年最多公务接待10万人次，仅门票一项就少收入1200多万元，不堪重负。另据透露，尽管申遗成功已经十年有余，平遥仍然因缺乏保护资金导致城墙坍塌，若要为古城开发所需的新城开发及古城搬迁，至少还存在20多亿元的资金缺口。

　　另一个案例是，山西五台山申遗成功后，旅游收入不升反降。无独有偶，《人民日报》也曾披露，贵州荔波和云南石林、重庆武隆捆绑成功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后，名不见经传的小县荔波为此背上高额债务，未来10年中还须投入巨资用于遗产地保护。

　　上游，世界遗产的疼痛

　　每一座风景秀美的小城心中，都有一个世界遗产梦。而丽江，几乎是这场华丽梦境的现实样本。

　　但丽江纳西族作家、成都晚报副刊编辑白郎用“哀荣备至”来形容眼下的丽江：名气和利益使其富足，但也使其虚空。在这座昔日居住着四万余原住民的古城，如今纳西族人已属稀有，日夜被摇滚乐震击的丽江，已是成就艳遇的大酒吧。

　　丽江的悲哀，同时也是中国世界遗产现实境况的悲哀。

　　从武当山失火到张家界乱建，从泰山修索道到都江堰争坝，至今，国内几乎很难找出“世遗”保护典范，却到处都是“负面教材”——“三江并流”建大坝问题，被世界遗产委员会警告；北京故宫、丽江古城、西藏布达拉宫被要求整顿；武陵源只重迎客，无视保护，景区内宾馆等旅游设施泛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严肃批评；西安兵马俑一年好几亿的门票收入，但是用在景区维护上只有几百万……

　　与此同时，申遗后景点必涨价的怪异效应业已成为“铁律”。目前，中国黄山景区门票淡季150元/张，旺季230元/张，相比巴黎卢浮宫、美国国家黄石公园等景点坚持的零(低)门票，可谓天价。而此番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和“中国丹霞”申遗成功后，网友最为关心的，同样是门票是否涨价的问题。目前，就丹霞方面“不排除涨价可能”等说法上看，涨价几成定局。

　　“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是《世界遗产公约》的首要准则，但在中国，申遗之后必是开发、大批量游客和门票涨价。在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看来，旅游业开发已成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最大威胁。

　　下游，预备申遗项目排到半个世纪后

　　自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至今，中国已拥有40处世界遗产，在全球900多处的总量中位列第三。

　　今年《世界遗产公约》187个成员国总共派出了800多人出席世界遗产大会，其中仅中国就派出了近百人，不少中国与会者表示“抱着学习和了解的目的”。

　　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列入中国世界遗产预备清单项目的精确数字是35个，而多项目捆绑的“中国申遗模式”意味着这一数字所囊括的景点多达100个，申报工作最乐观估计也要半个世纪才能完成——那些仍在申遗下游“孜孜不倦”做着努力的城市，尚不在此列。

　　今年端午，江苏苏州和湖北秭归两城之间关于“何人、何地”是端午节起源的一场口水仗引发社会关注。端午节“归属”之争，是当下中国各地“文化遗产争夺战”中的一例，更是中国申遗链条最下游的真实生态写照。

　　从炎帝、尧帝、舜帝，到老子、姜尚、皇甫谧，再到诸葛亮、赵云、李白、曹雪芹，乃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如西门庆等“名人故里”纷争四起。而新版《三国演义》电视剧近期在全国的热播，更让诸葛亮究竟躬耕于何处的问题提上案头，让河南南阳、湖北襄樊(古襄阳所在地)和山东临沂三地再掀争论。

　　若将名人故里争夺白热化放置于中国申遗热的大背景下衡量，这一怪现状便有了合理解释——绝非社会经济发展后传统文化热情的苏醒，而是强大的经济利益驱动下的资源经济博弈——有数据显示，仅各地围绕炎帝故里的经济营销，从生态文化、生态宜居到低碳环保、循环经济，投资总额就突破百亿大关。如此大规模的投资所要求的回报如何收回？不能不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有趣的是，相对其他国家相对冷静的态度，中国景点惯常做法是年复一年申报，例如今年入选的“天地之中”便是去年落败的“嵩山”。

　　事实上，根据《公约》，世界遗产除了意味着荣誉或旅游招牌，更是对遗产保护的郑重承诺。一项世界遗产在遭受天灾、人祸时，可以得到全人类力量的协助救灾，保存原迹——这一最基本的精神和准则，早已在地方政府“世界遗产带来多少收益”的盘算中，被遗忘一空。

　　链接：世界遗产

　　1972年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缔结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各国将超过本国国宝价值的、优秀或者特殊的文化遗产与自然环境，推荐为世界遗产登入名册，并依靠国际间的协助加以保护，使之永远传递下去。世界遗产目前总体上分为三大类：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混合体(即双重遗产)和文化景观。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古迹遗址、自然景观一旦受到某种严重威胁，经过世界遗产委员会调查和审议，可列入《处于危险之中的世界遗产名录》，以待采取紧急抢救措施。

　　目前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0个，其中文化遗产26处，自然遗产8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处，文化景观2处。

　　被通牒的世界遗产

　　张家界——“摘黄”的代价

　　每一次大兴土木的建与拆，都会构成一次伤害——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逐渐远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明星、李丹发自张家界、长沙 8月初，烈阳酷热，湖南省张家界市武陵源风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的高峰，天子山、袁家界、金鞭溪、黄龙洞等精华景区每天都是人流如潮。从每一个游客的镜头看去，张家界是绿色的、充满生机的，自然山水，令人心醉。

　　也许只有通过旧的旅游图，游客才会知道，这里曾有过人造的“天上街市”，喧哗的“宾馆城”和创造过世界之最的“天下第一(电)梯”。每一次破土动工，都留下一处疤痕，武陵源这颗天然宝石，也曾“伤痕累累”。

　　如果说，由湘西籍籍无名一处林场，到第一批迈入世界遗产行列的“中国山水画的原本”，武陵源实至名归，那么申遗成功后大修乱建招致“黄牌”，到10亿巨资“摘黄保牌”，张家界所经历的，又是另一种辛酸。

　　那段“由乱到治”的曲折历程，至今仍是张家界的心痛回忆。

　　小林场的蜕变

　　“很显然，这里具有不可否认的、郁郁葱葱的植被以及清澈的湖泊、溪流……等自然的美。”这段动情的描述，说的是1992年，申遗前的武陵源。

　　当年5月，世界遗产高级顾问桑塞尔和鲁卡斯博士来到张家界武陵源进行实地考察。金鞭溪的峡谷风光和天子山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深深吸引了两位客人，尤其令他们心动的是，游客往来的同时，鸟儿还在树枝上悠闲地歌唱。

　　在遗产验收的评估报告上，两位专家给予武陵源风景区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武陵源具有完整的生态系统，珍奇的地质遗迹景观和多姿多彩的气候景观，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

　　同年12月，武陵源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在遗产证书上，写有这样一句话：列入此名录说明此文化自然景区具有特别的和世界性的价值，因而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应对其加以保护。

　　世界自然遗产这块金字招牌，为武陵源每年带来数百万游客。这个20多年前还地处偏远湘西山区的林场，一时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胜地。

　　呻吟的“孤岛”

　　然而，当张家界市民为纷至沓来的游客和直线上升的旅游收入欣喜万分时，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那就是环境保护。

　　一时间，天子山、袁家界大小不一的棚点越来越多，景区交通枢纽水绕绕四门则陷入四面楚歌——手中握有“首长批条”的单位大修疗养所；农民急于建房办餐馆、旅社，一时间饭店如雨后春笋，多达400多家，生活垃圾四处堆积，污水横流景区优美宁静的环境以惊人的速度被蚕食……

　　过度开发，极大地污染了自然环境，破坏了风景资源。到了1998年，充斥在武陵源景区内的建筑面积已超过36万平方米，违章建筑面积3.7万平方米。著名景点锣鼓塌容纳了一座“宾馆城”，“世界最美的大峡谷”金鞭溪每天被迫接受1500吨污水。

　　1998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在武陵源进行五年一度的遗产监测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认为“武陵源的自然环境已经像个被围困的孤岛，局限于深耕细作的农业和迅速发展的旅游业范围内，其城市化对其自然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耗资10亿大拆迁

　　尽管张家界遭遇黄牌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当地官员们却另有说法。

　　“世界自然遗产武陵源并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示‘黄牌’！这张‘黄牌’是张家界市自己亮的，目的是给武陵源的生态保护敲响警钟。”时任景区拆迁安置指挥部主任的武陵源区委副书记丁云勇说。而当本报致电文化遗产方面专家核实这一疑问，却得知因“个中情况比较复杂，张家界是否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黄牌警告至今未有定论”。

　　然而，事实本身却只有一个：武陵源环境已遭非一般破坏。其严峻程度足以令张家界政府停下大修大建的脚步，转而为曾经的弯路掏钱埋单。

　　从2001年10月开始，武陵源开始实施以“拆迁建筑物、保护生态林、治理污染源”为主要内容的保护遗产重大举措。那次张家界景区房屋拆迁面积达19.1万平方米，其中有124家宾馆、酒店，搬迁民居546户共1791人。

　　丁云勇介绍，在武陵源景区大拆迁过程中，始终有四道难题无法回避：一是补偿标准太低。补偿金额与原值有较大距离。政府批准建设的，政府给予一定补偿，但建房者自己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政府没有批准的，政府不给补偿。

　　“因为按照全额赔偿，我们根本赔不起。张家界市政府为此专门制订了一个标准。参照退田还湖和高速公路建设的补偿标准进行拆迁和安置。”

　　据武陵源区的一份汇报材料，全区拆迁安置经费2001年10月份到位资金仅1500万，但一个星期的拆迁补偿就花了1500万……而被拆迁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则是比钱还要令人头疼的一部分——武陵源景区一部分接待设施在修建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三角债”关系。有时候，为拆一栋房，做好债权人和债务方的工作，丁云勇一天要爬几个山头，“难度比普通拆迁大得多”。

　　事实证明，这是一张巨大的账单。

　　至今，立志“摘黄”的张家界付出的是极为沉重的代价。为了恢复武陵源的自然风貌，当地政府后来将景区内近34万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拆除。除去在拆迁中各方利益的斡旋与平衡不说，仅仅账面数字就十分惊人。据计算，仅用以拆迁违章建筑并恢复旧貌的花费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比此前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

　　“这纳税人的钱，花得冤啊。”有当地居民如此感叹。而一度走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歧途的张家界，给中国乃至世界游客留下的不佳印象，却是金钱无法衡量的损失。最重要的是，每一次大兴土木的建与拆，都会构成一次伤害——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就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逐渐远去。

　　英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参观英国的世界遗产所需费用通常不高，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更是免费向公众开放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康逸发自伦敦 到英国，应该去哈德良长城走走看看，在领略古老壮阔的日不落文明的同时，也体味英国人为保护这处世界遗产所付出的心力。

　　哈德良长城规模庞大，穿越了英格兰北部的3郡12县和两个政府行政区，90%以上地段属于私人财产，涉及50多个机构和700多名私人业主。但是，这段由泥土和石头建造、路线支离破碎的城墙，至今已存在千年。其长寿与保存完好，堪称英国保护文化遗产的缩影。

　　政府主导，门票收入禁挪用

　　英国1984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至今已有28项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巨石阵、伦敦塔、威斯敏斯特教堂、爱丁堡新旧城区等23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4处和一处混合遗产。

　　事实上，英国在保护世界遗产方面也遭遇过尴尬。拥有900多年历史的伦敦塔于1988年被列为世界遗产，但由于毗邻伦敦繁华的金融城，周围大规模兴建的摩天大楼严重影响了伦敦塔附近的整体景观。而1987年列为世界遗产的巴斯城也因新建项目与市中心历史特色不符而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

　　为此，英国通过制定整体空间规划体系来保护其世界遗产地。按照规定，英国各个地区、郡乃至区的规划部门都在管理、保护和维护世界遗产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英国政府还提出计划，加强对世界遗产所在地周边环境的保护，在世界遗产附近设立缓冲区，阻止开发商在这些遗址周围兴建与其整体风格不符的建筑物。

　　文首所提到的哈德良长城，根据2008至2014年管理规划，英国政府依据地形将离遗址10英里的范围设定为缓冲区，增加了对遗址的保护，避免对遗址的有害开发，同时提高了周边环境的景观质量。

　　尽管英国人留给外界的印象多为刻板，但在文化遗产保护上，他们却既坚持原则，又能做到灵活处事——从哈德良长城管理和保护工作可以看出，英国各级政府在保护本国世界遗产方面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英国政府很早就开始介入哈德良长城的保护工作。到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制订了《古迹与考古地区法》，并于1928年把哈德良长城置于该法律保护之下。

　　完善的规章制度，往往能令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2007年，英国政府出台了《21世纪遗产保护白皮书》，制定了“更为简单、更有效的统一遗产保护体系”，让公众和社区有更多参与的机会。

　　英国政府不仅通过立法保护遗产，也是遗产保护主要资金的提供者。各景区的门票收入往往由地方政府处置，但只能用于维护景区及其服务设施，以及景区工作人员的工资，不能挪作他用。

　　低票价，减少申报数量

　　现在，英国人已经将目光放在更为长远的地方，他们将对世界遗产知识的宣传和教育视为保护遗产的重要一环。

　　例如，英国许多学校就将世界遗产教育作为重要内容。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国家委员会发起了“了解我们的世界遗产”活动。其中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帮助世界遗产地和英国当地学校之间建立起联系，以确保英国儿童及年轻人在家门口就能够对世界重要遗产有所了解，并珍惜和重视身边的遗产。

　　为吸引更多人关注世界遗产，参观英国的世界遗产所需费用通常不高，并且会时常安排学校组织学生参观。199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格林尼治内有以破解经线之谜著称的皇家天文台，更是免费向公众开放。

　　与此同时，英国近年来对于申请世界遗产的态度也变得越来越冷静，逐步减少对世界遗产的申请。据了解，英国申请一个世界遗产需要花费40万英镑，平均每年用于维护的花销也在15万英镑左右。而事实证明，世界遗产地位给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被夸大了，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游客意识到这种地位或者是被这种地位所吸引才来参观游览的。

　　专家视点：当敛财工具，是对世界遗产的侮辱

　　核心观点

　　如果说你要通过涨价把“申遗”花的钱成倍赚回来，你申报的出发点就很有问题，很低下。

　　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膨胀，中国的文化遗产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国务院规定不准争夺名人故里，但一些地方官员和文痞们仍旧在胡诌，这实际上是愚昧在挑战文明。

　　【主持人】陈雪莲 本报记者

　　【访谈嘉宾】丹青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随着中国丹霞、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中国世界遗产已达40处，而有心踏上申遗征程的景点和城市，更是远远超过这一数字。

　　面对全国上下一片申遗热，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丹青却着实有些高兴不起来。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化遗产守望者，丹青为文化遗产保护奔走疾呼20余年，也曾在一个月内发表2万余字呼吁保护文化遗产。但面对许多破坏行为，他自认“十分无力”，丹青坦承，随着城市化的膨胀，“中国文化遗产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败家子”曾令镇江无价珍宝胎死腹中

　　《国际先驱导报》：你怎样看待各地争相申报世界遗产的动机？

　　丹青：有些地方“申遗”的动机是好的，当地政府确实是想为百姓做点实事，但也有些地方政府只为发展旅游业而申遗。原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申报官员郭旃先生多次提出，申遗不仅要有正确的价值标准，同时需要可靠扎实的基础工作和大量心血，最终目的是保护真正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而很多领导不太注意这点。

　　Q：中国的世界遗产是否也有保护不力的深刻教训？

　　A：惨痛的例子就是江苏镇江市宋、元粮仓、明清驿站、古运河道等附属遗存，因开发商建楼盘而惨遭强拆。宋元仓储加上周附属构成了一组完整的体系，是我们申报大运河世界遗产的重要历史资源之一。这个价值，必定比那些眼前看得见的盖高楼要高贵和厚重得多。可惜啊，将使镇江扬名全球的无价珍宝，却让我们的一帮败家子愚蠢地逼它胎死腹中。

　　很多领导干部在文化遗产的教育和普及上，(认识和投入)严重不足，如果不提高，将来会是个悲剧。而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简称《文物法》)在这些悲剧面前无法起到作用，像镇江宋元谷仓、南京古城的破坏都是犯罪，但对有关责任人现在只是行政处理，没有法律处理。除了《文物法》，国务院48号文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有明文规定，但是有几项能落到实处？这是最最可悲的，我们不是没有法，我们有法，但是落到实处的很少很少。

　　Q：有保护得好的例子吗？

　　A：世界文化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就是好标杆。它实行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保护世界文化和遗产遗产公约》问世30年来对世界遗产保护的最新要求——5C战略，即增强《世界遗产名录》的可信性；保证世界遗产的有效保护；推进各契约国有效的人力建设；通过宣传增强世界人民对世界遗产保护的认识和参与；增强社区履行对《世界遗产公约》的职责。一方面，苏州古典园林所有的检测标准都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和自身利用上，跟其他文化遗产不一样，苏州园林越是随着时间流逝，越是能在利用当中延续自己的生命，比如人员的配置和监管，环境、水和大气污染的检测和整治，它都做得好，因而产生了好的效益——客流量大，超过限度后就会对客流进行控制，形成了良性循环，而涨价则只会带来恶性循环，无异于杀鸡取卵。

　　面对世界遗产，我们要心存敬畏

　　Q：申遗成功后景区涨价，是否合理？

　　A：不合理。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不是个人的，你没有权力这么涨价。地方政府如果只是把世界遗产当成敛财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对世界遗产的侮辱。丹霞地貌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珍贵礼物，我们的职责和义务就是保护它，怎么能把它当摇钱树呢？如果说你要通过涨价把“申遗”花的钱成倍赚回来，你申报的出发点就很有问题，很低下。

　　Q：世界遗产本意味着荣誉与责任，在中国为何与经济利益脱不开关系？

　　A：这就是有些领导和专家的素质与整个人类向前发展的速度相差太远，也跟整个社会向钱看的浮躁风气有关。我去日本名古屋考察，他们连为了更好保护文化遗产而新增的一个螺丝钉，都会用标识牌告诉你这是后来加上的，这个细节说明他们是出于真心来保护，并没有我们这种功利的保护观，为什么泱泱五千年大国，到了我们这里就变了味了呢？特别是相关领导素质不高，不懂文物保护还要装懂，往往干糊涂事和混蛋事。

　　Q：目前很多国家级或省级文化遗产破坏也非常严重，例如云南大理为修建公路拆除唐代古城墙，河南距今3万年前的六堆寓旧石器文化遗址被开矿破坏。中国文化遗产现状如何？

　　A：情形不容乐观，现在随着城市化的膨胀，中国的文化遗产几乎遭受灭顶之灾。作为一个普通的文化遗产守望者，面对很多破坏行为，很多时候只能泪水往肚子里咽，没有解决问题的权力。我非常反感现在的曹操墓地、李白故里、西门庆故里等争夺战，国务院有规定不准争夺名人故里，但是一些地方官员和文痞们仍旧在胡诌，当然有经济利益的驱动，这实际上是愚昧在挑战文明。

　　Q：我们该应如何面对世界遗产？

　　A：我们保护世界遗产，并不因它先进或是落后与否，而是因为它是人类整个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我们不仅要心存敬畏和专注，而且要非常珍惜它们，这是先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我们如果没有好好保护而失去它们，不仅是对祖宗的犯罪，也是对子孙后代和全人类的犯罪。

    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