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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在《未知世界》(Parts Unknown)一书中说道，“对中国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不可能了解中国。这个国家太大了，太古老，太丰富，太深奥。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了解它。” 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都在关注着希腊和欧洲发生的事情。而也有许多人把注意力投向了中东和地缘政治。这些地方当然值得注意。但过去几个月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全球投资市场所涵纳的意义要远比欧洲和中东来得深远。许多人注意到了上海证券指数令人惊讶的攀升以及最近的“溃败”。中国对市场进行了干预，这种干预也确实阻止了市场的快速下跌。 坊间对中国股市的下跌极其关注，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中国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要接受大幅放缓？我们知道的是，肯定有人已经预测到了中国股市的这个结果。在这个星期的分析中，我将解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股市涨得这么仓促，然后跌落的又一样快，以及我们为何要把中国的股市和经济区别来看。 就像我数年来一直认为的，为促进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必须把其重心从工业生产以及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以服务为导向的经济上来。中国实际上也正在努力这么做。我们也开始看到一些迹象，表明中国服务领域正在扮演着对经济重要的角色，就像服务业对美国经济起到的重要作用一样。尽管这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起码旅途是开始了。 与众不同的转变 当美国股市在1987年10月份崩盘时，那个时代财经媒体的评论员急不可待的想把股市和美国的经济区别开来。 他们说道，美国经济没问题。生活会继续，商业会继续赚钱。最后证明，他们的分析十分恰当，这个分析直到今天也仍然正确，并且并不只是适用于美国。股市的确会反映经济，但股市对经济的反映可能会延迟也可能会提前几年。 在过去几周内，任何持有中国股票的个人都会从这种想法中寻求慰藉。中国股市的泡沫正在以一个特别的方式破灭。股市的骤跌和对稳定股市的尝试让许多经济学家看到了更深更严重的问题。 我们将通过查看一个不同寻常但却十分可靠的数据源来比较和对比中国的股市和其经济。在这里我需要向文章开头引用过的安东尼-波登道歉，我们是可以了解中国的。我们只需要向正确的人问上正确的问题。
回到1987年，当美国的投资者们在舔舐伤口的时候，中国上海的天际线看起来是这样的：
1987年的上海
2013年的上海 26年的时间会发生很多改变。这样的改变在中国很普遍。十年前或二十年前还是尚未开发的土地，如今已经盖上了流光溢彩的高楼。 你可以以任何你喜欢的方式分析任何数据，但一个事实不言而喻，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是前所未有的。它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国把2.5亿人从中世纪生活方式的乡村迁移到了光鲜的城市，并且让他们在城市中安居乐业。这些人建立起了连接，并为他们供应资源的基础设施。 我和沃斯-沃伦(Worth Wray)在我们的电子书《向前迈了一大步？》中从多个角度探索了中国。书中明星级别的专家们都把中国的发展视为风险与机遇并存。我们的书得到了热烈的评论。如果你对深度分析中国感兴趣，这本书是你开始的地方。 上周我在思索中国时，简要的浏览了这本书并注意到了一些事。这种后视(事后来看这本书)做法给我带来的益处让人惊讶。我把所有阅读过的段落拼接起来解释了中国股市近期史诗般的衰落。 中国的GDP VS 中国的褐皮书 书中列兰德-米勒(Leland Miller)的中国褐皮书部分让我赫然坐起，令人印象深刻。他所撰写的章节“私人数据是如何褪去中国经济神秘面纱”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解读了中国经济。 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政府的经济数据并不总是可靠。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一个季度接一个季度来报告其GDP的国家，并且中国从不会修订其计算。 即便知道这一点，中国的分析师们仍然依赖于GDP数据，因为这是他们所能拥有的全部。也正是由于有了列兰德-米勒的作品，这一点开始发生改变。列兰德和他的同事克拉格-查尼(Craig Charney)决定对中国的GDP数据进行另外一种分析。他们使用的方法和美联储在其季度褐皮书中使用的方法一样。他们从遍布中国的观察网络中收集数据。他们的客户——包括世界上最大的中央银行——为他们提供了粒度级数据，让他们能对中国经济形成更深刻的认识。 在《向前迈了一大步？》中，列兰德描述了中国的褐皮书是如何认识到中国商业中发生的主要改变。他表示中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放缓不一样。 中国2013年的经济增长放缓是信贷紧缩微调的结果。这种信贷紧缩的迹象在官方数据中几无踪影，直到6月中旬，同行拆借信贷收紧引起了市场恐慌。在那个时期，中小企业仍然想得到信贷融资，但他们发现获得信贷融资虽有可能，但却十分困难。而让人不解的是，2014年，情况却十分不同。 我们在中国企业界追踪到的一个最有趣的现象是，历史上，公司业绩和公司继续借贷与花钱之间存在一个断裂带。在很多领域，尤其是问题严重的矿业和房地产业，公司面对不佳的业绩总会以一个中国式的方式来应对：他们进行了双降。 情况经常是这样的，好的结果会是好的结果，但坏的结果并不一定就坏，因为政府会出面救助业绩不妙的公司。这种救助有的时候是通过补助，有的是指示银行给公司贷款。公司通常会选择以一种非商业的方式行动。 然而自2014年初以来，我们的数据表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变化。在2014年第二季度，CBB数据显示，全中国范围内营收增长出现了广泛的下滑。我们的调查中第一次出现没有任何行业有季度营收改善的情况。然而，公司们却以异常理性的方式回应这种增长的放缓：资本支出大范围降低，资本支出预期也降低，这带来了贷款需求的降低——所有这些都下滑到了我们调查历史的最低位。第三季度贷款需求继续疲软，经常性和预期资本支出再次下降。 关注着经济增长放缓的公司不愿意花钱——它们也不想借贷。目前而言，它们选择静观其变。 列兰德说道，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的发展趋势，我对此表示同意。商业和投资者都需要自由市场的纪律。经历失败的力量会让人明白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 在本周的一次电话中，列兰德告诉我他们的数据实际上在2014年第二季度就准确的指出了这种改变。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历史中最重要的单个季度。我可以确定，作为一名牛津大学毕业的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列兰德绝不会轻易说说。列兰德认为，正是在这个季度，中国的商业领袖们“停止了扮演中国人”。面对着需求的下降，他们做出了理智的选择，停止增加新的产能。就像他在上面的摘录中所说的，中国的企业家们不想花费也不想借贷。他们只是静坐旁观。这是一个良好的商业决策。(双刀)
本文译自MauldineConomic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