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这个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因记录着一个城市在特殊历史时刻的内在悸动而被写入历史。1949年北京成为首都，就意味着这个城市将承担着社会和政治的作用和任务，地方性风俗、习惯将被融合在一起，按照政治观念重新塑造，成为国家的概念，所以北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市。

　　英国《泰晤士报》不久前报道了一项建筑评比，评比世界范围内正在建设的十大“最具雄心”的建筑工程。评论说，这些建筑工程大都规模庞大，让人过目不忘，最重要的是，这些建筑将改变的不仅是建筑史而是这个世界。北京以奥运主会场、央视新址、首都机场3号楼占据了十分之三。

　　建筑也总是超越功能的，是建筑的形式给人们以经验，赋予城市以结构。中国的城市建筑来自不同的观念形态和政治结构，不能与之对应。从变身为现代国家后，城市也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

　　作为政治中心，北京首先是1958年开始的对天安门广场的扩建和建设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革命博物馆等十大建筑。但开始规划的十大工程其实和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不太一样， 但没有实施。人民大会堂建成后标志着国家政权的形象，此后整个中国被组织到一个全新网络中，参加各种会议成为各党派各阶层新生活的一个基本形式，与人民大会堂意义相仿的礼堂成为城市乡镇的一种普遍标志。十大建筑的完成确立了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城市形态。

　　80年代建成的国际展览中心、长城饭店、首都机场新楼、彩电中心、地铁东四十条站、大观园、北图新馆等务实的工程成为新的十大建筑。与50年代对比有一个区别是，80年代的十大建筑是由市民投票、建筑专家评选推出的。这些建筑本身显示了与中国政治政策的改变相应的民生倾向和启动经济的步调。

　　1993年10月修订后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城市的目标，城市规模开始膨胀，大幅度地向郊区转移。土地的有偿使用、基础设施的产业化经营，为这个城市集聚了越来越多的资金，催生着更多的建筑工程。一时间北京建筑众生喧哗，像整个国家一样摸着石头寻找着未来富裕生活的彼岸。90年代的十大建筑就在这喧哗声中产生，为亚运村奥体中心、恒基中心、东安市场、国际金融中心、外研社楼、中央电视塔、植物园温室，新世界中心等。其中恒基中心似乎代表了北京向国际都市发展的第一轮努力。

　　这一轮努力迅速改变了北京的整体面貌，而新面貌模糊混乱，没人会满意这种混乱，“夺回古都风貌”的呼声成为另一种努力方向，它使北京收获了一批大屋顶的“民族风格”建筑。

　　从某种意义说，国家大剧院是个转折。它是个跨世纪工程，1999年7月，安德鲁的方案获选为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方案，今年开始使用。虽然它在建筑上缺乏新意，造价、环保指数以及与环境的关系都曾是争议的焦点，这个方案获选后，49位院士和108位建筑师曾上书反对，但最终没能阻止它破土动工。因为这时候，城市生活的动力和内容已经离开了原来的支柱，北京放下了所有意识形态的抱负，在新的旗帜下聚集了力量，这个旗帜因为鲜明和强大而不可阻挡。因此，央视新址、奥运鸟巢、水立方兴建必定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正如库哈斯在央视新址设计理念的阐述中所说：“这就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建筑，我给你们带来了。”

　　北京的开放姿态和汇集的能量吸引了全世界的建筑师。英国《建筑设计》2006年评选的100强建筑设计公司中，有32家在北京有规模不等的设计业务。库哈斯以同样的环转摩天楼为不同的城市做过建筑设计，但只有北京接受了他的方案。他的合伙人舍林说，这种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准建造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著名建筑杂志《建筑评论》评论国家大剧院说：中国可能是安德鲁遇到的最佳客户。解构主义建筑师扎哈。哈迪德透露她的惊讶：“有什么新主意新方案要付诸实施，在北京都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