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第二届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论文集》有感

由天津市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委员会、天津大学、北京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主办，法国图尔市市政府、天津市外国专家局等支持的第二届历史建筑遗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不久前在天津举行。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会议致辞中强调，建筑文化遗产是城市的生命，我们借此次国际会议的机会，在展示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成就的同时，也要学习各国先进的保护理念，尤其是运作机制及操作方法，绝不能再以城市更新和经营为名乱拆乱建，绝不应再出现没文化的“城市保护性建设”行为。笔者认为，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上倡导可持续发展观，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至少表明在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上要拓展观念，尤其不能视保护为一成不变的模式，要用现代的物质与非物质遗产观、用以人为本及文化至上的观念去对待保护与传承。

世界各国文博专家的保护与传承观

澳大利亚麦考里大学的戴维·思罗斯比在“建筑遗产的经济分析”中认为：遗产保护与恢复再利用，大多是建筑师、规划师、遗产保护者、建筑史学家等的责任。而文化遗产经济学应用的研究已经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相对较新的概念，它用来描述遗产建筑物或建筑群的文化资产，无论拥有何种经济或商业价值，它们都体现或带来文化价值。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达纳·阿诺德从《天津：1925年画报史略》这本典籍出发，描述了天津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初的城市与建筑发展历程，特别针对天津英租界的城市设计，探讨如何对这独特地块采取更为有效的可持续的保护方式。日本东京大学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的村松伸探讨了城市环境文化资源的评价手法的建构与循环模式。他曾与清华大学已故汪坦教授等共同对中国16个城市的近代建筑进行了普查，其动机是发现城市的遗产价值并对此进行评价。英国诺丁汉大学的蒂姆·希恩发表了“19世纪英国历史工业区的复兴与保护”的论文，他指出现在英国大城市都通过建筑遗存保留了工业革命的遗产，可在大多数案例中，由于发展的压力、高速公路项目的扩展，使不少历史街区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来。不过这些城市继承了可观的工业遗产，并引入了城市文化复兴的规划设计政策，使有独特历史城镇景观的部分重现生机，已成为21世纪商业、旅游、住宅社区的新归所，英国诺丁汉的花边社区正是其中成功的例子。

我国建筑文博专家的保护与传承观

天津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路江副局长在“天津历史风貌建筑之居住建筑概述”中说，天津市政府已批准的746幢、114万平方米的历史风貌建筑中，居住建筑有560幢，无论是从数量还是类型上，居住建筑都占有显著的位置。天津现存历史风貌建筑中的居住建筑，建成较早的有石家大院（始建于1875年）、徐家大院（19世纪90年代）等，建成年代较晚的是利华大楼（1943年）。在这约70年的时代跨度中，经历了清朝末年、北洋军阀、九国租界、中华民国、抗日战争等朝代更替和连年战事，从保护与传承上讲有五大典型：中国传统合院式住宅如石家大院；西式独立式住宅，欧化的技术设备、西式住宅式样和中国旧宅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综合体，其代表作为原法租界的李吉甫旧宅；院落式里弄住宅，它是在北方传统三合院空间基础上，受西方联排式住宅的影响发展起来的，如古文化街的通庆里；新式里弄住宅，多集中在意租界和英租界内，一般为二、三层，各分户单元联排布置，代表作为五大道地区的安乐村；集合式公寓住宅，20世纪20、30年代出现的住宅类型，较传统住宅层数多，代表作为五大道地区的民园大楼。

天津大学张威从“不许动”、“不愿动”、“不敢动”三种制约建筑遗产合理利用的形式出发，对深层原因进行了反思：“不许动”是片面强调保护，做到“原汁原味”，是对建筑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误读；“不愿动”如大量民居建筑因缺乏资金和保护技术而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及合理的利用，这些建筑虽看上去“美”，但年久失修，安全性没有保证，更无法满足现代人对居住环境舒适性的要求，仅满足现代人对“传统”的好奇心的观念，是一种不尊重人权的表现；“不敢动”，主要是基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

在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调研上，华侨大学建筑学院丁树瑞研究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厦门鼓浪屿近代建筑群整体的保护修复及改造利用过程；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杜雪以有百年历史的长春天主教堂为例，研究了如何进行宗教文物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运作上，山东建筑大学齐鲁建筑文化研究中心姜波的“大毁灭与再生”一文，描述了2007年济南市开展的大规模“棚户区”改造；青岛理工大学于江霞等在“青岛劈柴院历史街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改造研究”一文中详细介绍了劈柴院历史街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改造情况，阐述了“迁而不拆，修旧如旧，复兴民俗文化”的成功改造劈柴院的保护策略；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周小棣等“长城的建造技术特征与建造信息保护”认为：长城是一种分布广阔的线性文化遗产，从保护策略到修缮技术都应深入研讨。

在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信息获取上，业内如今日益关注“口述史”的作用。对建筑文化遗产尤其是匠作研究，不能仅仅是符号学的观察，要有文化空间视角下的深刻审视。浙江大学杨晓龙认为：口述历史是通过有计划、有准备、以录音录像器材为工具的采访，记录、收集和整理直接或间接当事者口述的具有保存价值或迄今尚未发表的原始资料，以此进行阐释。事实上，口述历史也丰富了地方志。地方志对历史的记载有连续性、具体性和全面性的特点，能够弥补一般文献之缺，参历史之错，详史书之略，叙史书所无。笔者尤其认为，志书对建筑历史人文背景、建筑历史片断及特定历史建筑类型的记载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