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师和开发商都致力于打造“标志建筑”，但为什么大多数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弗兰克·盖里与“毕尔巴鄂效应”

在危机四伏的房地产市场，建筑商和开发商仍然坚持说不动产是最有魅力的商品。在纽约，有一幢计划建设的56层豪华住宅楼，它由“普利兹克奖”（Pritzker Prize）获得者瑞士建筑师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和皮埃尔·德梅隆（Pierre de Meuron）设计。尽管还未建成，已经被称之为“标志”（iconic）。一幢位于布鲁克林区的高层住宅楼，它有由设计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Sears Tower）的SOM建筑事务所设计的独具特色的参差不齐的外表面；由亮色和暗色的玻璃构成。它也希望成为“标志设计”。一家西班牙的开发商十分自信地命名它的即将建设的住宅楼为“标志”（The Icon）。显然，每一个人都希望他的建筑物成为“标志”，但这不是容易的。

 

图一、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设计的悉尼歌剧院。

 从传统上看，当一幢建筑物比它本身的形象更高大，成为人们都知道的象征时，它便成了“标志”——例如白宫、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和帝国大厦（Empire State Building）。“标志建筑”一般由公众认可，并且是在它们建成之后经历很长的时间获得认可。那么，开发商为什么认为他们能够立即创造“标志”？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和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根海姆博物馆”位于西班牙东北的工业城市毕尔巴鄂，于1997年向公众开放。弗兰克·盖里使用创新的计算机技术，设计和建造了一幢引人注目的、独特的、形式新颖的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旋转的外形，表面是高度反光的钛合金板，使它与人们曾经见过的建筑物截然不同。而且，不像大多数先锋派的创造物——例如“无调性音乐”（atonal music）或“新浪潮电影”（Nouvelle Vague），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很让人感兴趣的。

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不是第一个现代建筑“标志”。更前面有“悉尼歌剧院”（Sydney Opera House）——由丹麦建筑师约翰·伍重（J·rn Utzon）设计的令人震惊的水边建筑。“悉尼歌剧院”的外形使人想起帆船或贝壳。当它在1973年建成时，成为国际轰动的一件大事。弗兰克·盖里说，他的巴斯克雇主要求让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产生澳大利亚的“悉尼歌剧院”那种影响。实际上，盖里的博物馆在吸引访问者方面是成功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吸引了数百万人参观。“标志建筑”吸引游客的作用，成为从所周知的“毕尔巴鄂效应”（Bilbao effect）。

不过，你可以把弗兰克·盖里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解释为一艘乘风破浪的帆船；一种天外飞来之物，或解释为一丛银白色的洋蓟（artichoke）。它毫无疑问地成为国际上公认的建筑“标志”。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是你必须至少参观一次的地方——美国的“尼亚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或“大峡谷”（Grand Canyon）的“建筑相等物”。这是“毕尔巴鄂效应”的主要希望。就像一个音厅希望吸引听众；一个城市希望吸引游客；或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希望吸引顾客。

可遇而不可求的“标志效应”

 

图二、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

尽管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取得了成功，“毕尔巴鄂效应”证明是不容易重复的，——甚至对弗兰克·盖里也一样。他为微软公司的老板保罗·艾伦设计的“体验音乐博物馆” （Experience Music Project），预期是成为西雅图的建筑地标。尽管它的独特的结构加上色彩华丽的外形——据说是从电子吉他获得的灵感，但它的滚石音乐博物馆和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纪念馆证明是不成功的。这个博物馆参观的人很少，并且在最近，这幢建筑物的一部分改变为“科幻博物馆”。

从芬兰建筑师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设计“克莱斯格体育馆”（Kresge Auditorium）以来，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建设过重要的现代建筑。它委托弗兰克·盖里为它的校园增加一个地标性建筑。这个“斯塔特中心”（Stata Center）是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外形很抢眼, 乍看之下很像是一栋栋大楼倒在一起。但是由于成本过高和功能缺陷，它预期的“标志效应”，被一场公众愤怒和一场诉讼严重削弱。它的缺陷包括生长霉菌，漏水和墙面堆积冰雪。

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是另一个著名的建筑师。他设计的位于柏林的“犹太博物馆”（Jewish Museum），被认为是“点石成金”。 成为一座标志性的建筑。然而他最近为丹佛艺术博物馆（Denver Art Museum）设计的新侧厅，未能吸引预期的数量的游客。他为多伦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设计的扩建项目，也未获得业界的好评。这些建筑物没有一个成为有关城市所期望的“标志”，在经济发生衰退的时候，给它们带来好处。

 

图三、威廉姆·罗恩联合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威廉斯大学”新的戏剧和舞蹈中心。

也许，“毕尔巴鄂效应”应当称为“毕尔巴鄂异常现象”，建筑物的设计、它的形象在公众中间引起的“标志感应作用”是相当稀少的——并且有点神秘。例如，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场（Beijing\\\'s Olympic Stadium）是很独特的。但这个综合工程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鸟巢”的形象（这个绰号并不来源于它的建筑师）。它加强了这幢建筑物的国际“标志”地位。它的“编织”成网状的钢铁外壳好像不仅象征中国的古代传统，而且象征它正奔向现代化。所谓的“水立方”（Water Cube）是北京奥运会的游泳馆。它也成为一个“标志”。由于这个照明物体的主要视觉效应是在晚上，它有点像“只会一招的小马驹”（one-trick pony）。观察它的“标志效应”能够持续多久是很有趣的。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标志”工程，打造“标志”而代价昂贵的失败项目是很多的。这些建筑物不能激发公众的想象力。当然，失败的“标志”并没有消失，它是一个问题。从“毕尔巴鄂效应”的说法产生以来，有人错误地认为，非常规的建筑风格是成为“标志”的前提。建筑客户鼓励他们的建筑师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设计不平常的、令人惊奇的建筑物。但这种冲击将不可避免地消失，并且，从现在起100年内，所有这些想成为“标志”的建筑物，将类似于主题公园和拉斯维加斯大道（Las Vegas strip）之间的一个十字架（cross）。

“标志建筑”不一定是巨大的建筑

虽然“标志”这个词越来越多地用于表示突出的或引人注目的建筑物，但建筑学上的“标志”包含特定的意思。例如，白宫意味着总统办公室，正如其他的“标志”大房子一样，“白金汉宫”（Buckingham Palace）代表英国君主政治。在“冷战”期间，克里姆林宫（Kremlin）代表苏联政权。

 

图四、赫尔佐格德梅隆建筑事务所设计的北京奥林匹克体育场。

“标志”不仅是国家的——例如“帝国大厦”和“埃菲尔铁塔”是城市的象征。纽约“黑石大厦”（Black Rock），这座幽灵般的花岗石摩天楼，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总部，它代表一个公司。“标志”可能不只有一个含义。例如，“华盛顿纪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不仅是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而且还象征具有他的名字的这座首都城市。并且，它非常高大和自信的形象，代表着“美国精神”。

“华盛顿纪念碑”是一个方尖碑，是一个可以追溯到古埃及的传统纪念设施。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纪念碑。但是，建筑学上的“标志”的形式和它的含义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直接的。克里姆林宫的神仙故事中的洋葱头屋顶，使我想象它是一个极权主义政权的奇怪象征。

阿根廷的总统宫殿，名叫“玫瑰宫”（Casa Rosada）或“粉红宫”（Pink House），是一个19世纪的总统根据这座建筑物的颜色命名的。但一些建筑是偶然地成为“标志”。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幢由多孔的沙岩构成的建筑物，最初作为总统官邸（Executive Mansion），在涂了一层白色的保护层之后，人们开始称它为“白宫”。

只是在1901年，这个名字才被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正式采用。“五角大楼”（Pentagon）从一个独特的五边形建设计划获得它的绰号。执行这个计划的原因是场地难以规划。在另一个场地，它可能很容易地规划成一个正方形或长方形，当然我们也就没有了美国国防部的这个有趣的、带点神秘的象征性的称呼。

威斯特敏斯特宫（Palace of Westminster）著名的钟楼，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大笨钟”（Big Ben），被认为是英国“哥特建筑复兴”（Gothic Revival）的重要作品。另一方面，美国的白宫是模仿都柏林的乔治王时代的一幢房子，是很漂亮的。但它不属于新的建筑领域。我一直喜欢“帝国大厦”，但它与粗犷的“克莱斯勒大厦”（Chrysler Building）和“洛克菲勒中心” （Rockefeller Center）的“维克多大厦”（RCA Building）相比，是使人不太感兴趣的摩天楼。至于“五角大楼”，它在建造上优点不多，主要是它的巨大规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还有它的形象。“标志建筑”的真谛是，它不一定是巨大的建筑。

如何将外观与其他效果统一起来

 

图五、麻省理工学院的“斯塔特中心”。 

当由菲利普·顾文（Philip Goodwin）和爱德华·达雷尔·斯通（Edward Durrell Stone）设计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在1939年开放时，它的白色墙壁、带状窗户和有排孔的屋顶，作为一种高瞻远瞩的国际风格的新的预言，受到广泛的赞扬。这幢建筑物不完全称得上“标志”，但肯定是未来的前兆。

两年以后，位于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开放。它的建筑师约翰·卢梭·波普（John Russell Pope）于几年前逝世，因此他免除了现代主义批评家对他的新古典主义设计的嘲笑和奚落。他们称他为“最后的罗马人”（The last of the Romans）。

大多数人都称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是一个“杰作”，这不归因于它的风格，而是归因于它的体裁的“持久性”（durability）——那就是它的不受时间影响的品质。大学和学院特别关心建筑的长寿，它们扩展——而不是损害它们的建筑遗产。这大概是耶鲁大学选择罗伯特·斯特恩（Robert A.M. Stern）去设计它的两个新的寄宿制学院的原因。斯特恩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和“哈奇斯基学校”（Hotchkiss School）建设学生住宅。

 

图六、弗兰克·盖里设计的西雅图“体验音乐博物馆”。

例如，他在康涅狄格州沃特敦市塔夫特学校（Taft School）设计的学生宿舍，是1900年代初期由建筑师古德修（Bertram Grosvenor Goodhue）设计的“哥特艺术”（Crafts Gothic）风格的，并且后来由詹姆斯·甘布尔·罗杰斯（James Gamble Rogers）补充设计的校园的一部分。詹姆斯·甘布尔·罗杰斯在耶鲁大学建设了许多学院。罗伯特·斯特恩的建筑，显示了他的特有的“丰富的材料特质性”（hearty material physicality）——按照建筑师文森特·斯库利（Vincent Scully）的建筑语汇，他采用红砖、石灰岩装饰、板岩顶板和格子窗户增加哥特式风格的效应。

建筑物的“永恒”并不必然意味着“向后看”。在马萨诸塞州威廉斯镇的“威廉斯大学”，波士顿的威廉姆·罗恩联合建筑事务所（William Rawn Associates）受委托设计一个新的戏剧和舞蹈中心。尽管这个想象的“标志”的建筑师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效应，罗恩更要小心谨慎。他说：“我们通常告诉我们的客户，他们可以选择三个或四个特殊的东西。”

随后向大学打听，这些“特殊的东西”结果是主要的表演空间，一个玻璃围护的舞蹈表演厅、一个木材装饰的前厅。这些突出的部分，采用了有细微差别的玻璃、石灰岩和给人以模糊的北欧感觉的木材构成。尽管离“标志建筑”还远，威廉姆·罗恩联合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戏剧和舞蹈中心在视觉上与它的环境相联系，使人有较广阔的空间感觉。

建筑回应它的环境的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多伦多市的新的歌剧院。这个名为“四季演艺中心”（Four Seasons Centr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的建筑物由“戴蒙－施密特建筑事务所”（Diamond & Schmitt Architects）设计。它的传统的马蹄形的剧场，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深蓝色的砖块构成的“盒子”里面。这个“盒子”的特色是有一个装有玻璃的前厅面对多伦多的一条主要街道——“大学大道”。这幢建筑给人深刻印象，但算不上“标志”。

建筑师杰克·戴蒙（Jack Diamond）说：“建造一个标志建筑是容易的，因为它只解决一个问题。”“四季演艺中心”处理了几个问题：在外部，它用透明和开阔，回应热闹的城区；在内部，它创造了一个多用途的大厅——包括一个非正式的表演空间和一个不寻常的全玻璃的楼梯。并且，在这个有2,000个座位的大厅内，它提供了极佳的视觉效果和声学效果。

“四季演艺中心”的建造成本为1.5亿美元。作为一个歌剧院的开销是相对节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样花费这笔钱——用在大厅和内部，而不是用在外表面的建筑效应。这体现了加拿大人注重实际的特点。

 

图七、丹尼尔·里伯斯金设计的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增加部分。

一些建筑物——例如塔夫特学校的学生宿舍、威廉斯大学艺术中心和多伦多的歌剧院寻求内部效果而不是外表突出，并且是改善而不是压制它们的环境。它们谨慎地走近时尚的风格，倾向于保守，和采用过多次反复，证明是好的东西，而不采用试验性的东西。它们是端庄的，甚至是美丽的，但它们不要求让人们惊奇。你可以称这些建筑物为“非正统标志”（Anti-icons），或仅仅是令人满意的建筑。

原文作者：威托德·黎辛斯基（Witold Rybczynski），系波兰裔美国建筑师、设计评论家，现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