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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拉美国家历史上大规模的土地兼并迫使农民因失地而向城市迁移。这一方面导致该地区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又造成城市失业率上升，收入差距扩大。拉美国家利益冲突加剧、社会长期动荡、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阻的主要原因正在于此。本文着力探讨拉美土地和农民问题的深刻教训，同时，也对中国当前脱离实体经济，即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及农民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拉美国家；土地；农民；教训；启示 一、引言 1825年,拉美国家就已摆脱了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自独立之日起这些国家就开始致力于本国的经济发展，但其速度却相当缓慢。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也曾试图通过计划化，倾国家之力并大量举借外债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但收入和财产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所导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和动荡不安的国内环境，却使上述计划在1980年代夭折。自独立起180多年后的今天，拉美国家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依旧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地区。而在此期间，欧洲大陆、北美和大洋洲的很多国家都已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一些东亚国家也先后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缓慢，并遭遇严重挫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集中垄断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失地农民大规模向城市迁移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1990年代以来出现了“去工业化”和脱离实体经济的城市化倾向，房地产业的急速膨胀使农民失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温家宝总理今年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积极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改革，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城镇化和非农化产生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分析拉美土地制度和农民失地所导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教训，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并认真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拉美土地兼并给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危害 长期的土地兼并使拉丁美洲成为世界上土地占有方面最不平等的地区。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在拉丁美洲，占全国人口1.3%的大土地所有者占有的耕地达到全国耕地面积71.6%，控制大部分肥沃的或埋藏着极具经济价值的矿藏的土地；而大量的小庄园主则被排挤到分散的贫瘠的小块土地上，艰难地维持生计。表1显示了拉美国家的土地分配状况。这些国家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数都在0.82以上，秘鲁和委内瑞拉甚至高达0.91。在秘鲁，占农户总数78%的农户户均耕地8.9公顷，而仅占农户总数1.9%的大地主户均耕地多达79.1公顷，是小农户的9倍。在委内瑞拉，占人口总数43.8%的小农户均土地仅0.9公顷，而占农户总数13.6%的大地主户均土地则高达92.5公顷，是小农的10倍多。 土地集中和兼并所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是拉丁美洲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问题的最主要的根源。 （一）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低效率 理论界的一种传统理念认为，建立在大土地所有制基础上的大庄园和超大庄园经营，便于实现农业机械化，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但是，拉丁美洲国家大土地制度实践中所产生的另外一些负面效应却颠覆了上述的传统理念。因为，拉丁美洲的大土地所有者并不把土地看成是农业生产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并没有也不想利用大面积连片土地的优势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和农业产量；而是把占有的大面积和超大面积的土地看成是炫耀自己显赫权势和社会声望的资产。与农业产量和农业收入相比较，大土地所有者们更看重的是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他们期望看到城市化进程中非农用地需求迅速扩张所带来的土地资产的大幅升值。在这种情况下，大土地所有者不会把主要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于如何利用上述有利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业产量和收入上。因而，在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中，与小庄园相比较，大庄园的大部分耕地更多的是被撂荒或疏于耕作。另外，大庄园中农业工人受雇于人的被剥削的地位严重地压抑了他们耕作的积极性，消极怠工成了一种普遍现象。这一方面降低了大庄园的农业生产效率，减少了农业产量，同时又提高了农业的监督和管理成本。因而拉丁美洲国家的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庄园经营模式，并未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农业产量的增长。1980—2000年的20年间，自耕农所有制和家庭农场模式下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粮食产量增长了150%，年均增长7.5%；而实行大土地所有制和大庄园模式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粮食产量仅增长了60%，年均增长3%左右。[1] （二）农民失地加剧了城市失业 加剧城市失业，是土地兼并所导致的一个更为严重的不良后果。发展中国家在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和劳动需求增加的基础上，把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边际生产力较高的工业生产领域，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资源配置效率。这既能有效地增加工业产出量、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总量，又可以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增加农民的销售收入；同时还能稳定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提高全民的消费水平。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适应工业化的进程，而不能违背，更不能脱离和超越工业化的进程。也就是说，当工业产品的实际需求增加时，工业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工业的实际产量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自然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工业产量的实际扩张就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空缺；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中很容易寻求就业岗位，从而顺利地实现劳动转移。这时，成功实现非农就业，已转变为工业员工的农民，会自愿将原来耕种的土地转让给继续经营农业的农户。这将扩大在村农户的土地经营面积，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收入，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 但是，为建立大土地制度而进行的土地兼并却在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远未发展起来之前迫使农民失地失业，大规模向城市迁移。农民向城市迁移，是拉美国家城市失业增加的最重要的因素。阿根廷城市人口增长的35%来自农村移民；哥伦比亚城市人口增长的43%来自农村移民；巴西的城市人口增长中，也有36%来自农村移民。拉丁美洲的不少国家的城市中，劳动的供给早已超过了对劳动的需求，因失地而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必然导致城市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表2中的6个拉丁美洲国家中，巴巴多斯和尼加拉瓜1994和1995年的失业率超过了20%，阿根廷1994年的失业率也高达18.6%，乌拉圭、委内瑞拉和巴拿马1994或1995年的失业率都超过了10%。而这一时期正是互联网推动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繁荣时期，美国的失业率降到了4%，欧洲的失业率也大多降到6%左右。而作为美国近邻的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也有较好的表现，劳动力的需求有所增加，但失业率却如此之高。这种情况大概也只能用较长时期以来农业人口迁移所导致的城市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来解释。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所显示的失业率仅仅是这几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显性失业率，这里并没有把这些国家非正式部门中未充分就业的人口包括进去。若把这种情况包括进去，这些国家事实上的失业率可能更高。 （三）农民迁移扩大了城市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大面积的贫民区 在城市失业恶化的情况下，就业方面的激烈竞争将降低非正式部门的工资。这会扩大城市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和城市人口的消费水平差距，从而使城市贫穷人口大幅增加，贫民区的面积不断扩大。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