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一直无法摆脱理想与现实、终极目标与变化过程之间的矛盾。要么城市总体规划因建设用地严重超标迟迟得不到审批，要么就采用各种计算方法和分期技巧大玩“数字游戏”，专业人员则不断发明新的规划手法：先是广州开概念规划之先河，暂且避开总体规划审批期限长，限制条件多的矛盾，全国风起云涌地跟风，接下来是规划部门发现用总体规划难以控制地方城市的发展，出台有关文件在全国强制编制近期建设规划，再下来是《城乡规划法》执行，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项目规划审批的强制性依据，各地都在张罗着编制全覆盖的控制性规划。规划编制似乎很快摆脱了不足缺乏的问题，而陷入了过多无法选择的困境。以深圳为例，1989年至2004年16年的时间，深圳编制的各类规划多达2060项，其中全市性的项目165项，特区内的规划项目1258项，特区外的项目637项。虽然规划编制投入的精力和财力越多，该地区研究的问题越透彻，城市建设控制力度应该越大，但另一方面，随着城市用地的紧张，多种社会、经济矛盾开始突现，各种各样的规划结果可能会加剧这些矛盾，如果没有形成有效的矛盾磋商机制，规划编制结果就有可能偏离了编制的动机，发生负面效应。

    多种多样的规划类型从编制动机方面分析，可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行政部门管理必须编制：规划局作为城市规划的主管部门，必须完成一定的规划编制计划，如总体规划层面的城市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主管部门内部也要完成诸如道路交通、重大基础设施、重点地区城市设计等专项规划；同时除规划主管部门外，城市其它行政部门，如国土、发改、交通、环保、海洋等部门也要完成指导本部门管理的规划，同时还要完成应对新增事件（如政策保障住房）以及人大议案等行政行为的研究。

    规划是政府引导城市发展建设的法定依据，是政府实施城市管理重要的调控手段，是保障城市公共安全与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这些都没错，但当面临上述各种各样规划的时候，当各个规划代表了不同部门的管理意愿表达时，我们即刻陷入了中国体制长期无法克服的顽症：当一个公平开放的协商平台尚未建立时，规划之间出现矛盾时，谁听谁的？

    另一部分为政绩主导编制：城市主管领导为实现施政纲领的战略途径，城市规划首先担当了使大肆出让土地合法化的任务。据原建设部统计：由国务院审批总体规划的86个城市中，有53个正在进行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据国土资源部统计，各部门提出的未来15年新增建设用地规模已达到4.5—5万平方公里，已经突破了国土部门下放的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接下来的以开发区、科技园、大学城等主题的控制性详细规划也成为实现建设扩张的常用手段。

    土地资源严重不足的中国希望在短期内快速发展，必然无法跨越“以土地换发展”的初始过程，地方政府也只能打着“经营城市”的幌子，请企业的投资者和房地产开发商成为城市的主角，城市规划要么由于违背这些主角的发展诉求被抛在一旁，要么追随这些主角的行踪一轮一轮地修改，所以一个规划如果拖得时间过长，规划图很可能沦为一张体现投资者和开发商利益的现状图。

    上述负面效应产生的根源在于两点：一是规划的权威性尚未建立，一旦行政或市场发生变化，首先想到的是检讨规划、修改规划；二是规划编制体系和技术规定在貌似科学的表面，存在不适应快速城市化发展的重大缺陷。

    上述第一点与中国社会尚未摆脱人治的特征息息相关，但也有相当多的是规划编制程序、人员及技术规范方面自身的问题，即与第二点关联密切。

    规划与现实的矛盾一直存在，规划从业者的抱怨也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然而，冷静地从自身思考，客观地检讨和务实的改善才是解决矛盾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