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迟暮：除了交通，还有文化
　　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已是闻名于世的“国际化大都市”，其人口众多与商业繁华的城市景观，大约只有北宋都城汴梁可以相比。明清时代的扬州，借助富可敌国的盐商，又成为全球最奢华和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城市。这方面的记载，可以说遍布扬州的地方文献。但在今天面对古代的扬州，很容易想到《浮士德》里的名句：“你是多么美呀，请你暂停！”是的，扬州在现代时期的迅速衰落，就像一个无比丰腴、富贵、娇艳的美妇人突然遭遇无法承受的打击，人们甚至来不及记下她的绝代风华，来不及为她的命运变故唱一曲挽歌，一切就成了明日黄花。
　　扬州作为江南工商业城市的杰出代表，本身也是中国古代城市的典范形态之一。它在现代时期像“楼兰美女”一样“突然死亡”，是我们研究江南城市时一个重要的“标本”。传统工商业中心城市多以便利发达的水路交通为家底，同时，在交通中区位优势的消长与交通工具的变革也在深层次决定着城市的兴衰。扬州也是如此。如果说古代扬州兴盛的主要原因是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那么，导致它衰败的直接原因是铁路这种现代交通系统的出现。最早道破其中天机的，其实不是城市研究学者，而是那个“生怕多情累美人”的现代作家郁达夫。在《扬州旧梦寄语堂》中，郁达夫写道：“自大业初开邗沟入江渠以来，这扬州一郡，就成了中国南北交通的要道；自唐历宋，直到清朝，商业集中于此，冠盖也云屯在这里。既有了有产及有势的阶级，则依附这阶级而生存的奴隶阶级，自然也不得不产生……但是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这段描写，尽管文学性很强，但与城市社会学家的研究却是高度一致的。城市与乡村相比，最大的特点是人口与资源的集聚，美国城市学家芒福德就把城市比喻为一个“容器”。对于城市而言，人太多、商业太繁华固然不理想，但这还不是最坏的结果。而最坏的结果无疑是“人去城空”。一个城市一旦丧失了对人口、资源与资本的吸引力，这时距离它解体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如同许多曾经繁华一时的商业中心城市，一旦扬州的交通优势不再，城市的商业功能和各种寄生性的消费产业也就随之凋敝，原来拥挤不堪的城市人口四散而去，“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结局就不可避免。

　　但除了交通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文化的性质。关于扬州的这一方面，是另一个著名的现代作家、艺术家丰子恺先生发现的。在散文《扬州梦》中，丰先生记述了他的一段真实经历。有一天，他教孩子们读南宋姜夔的《扬州慢》，当念到“二十四桥仍在”时，再也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向往，于是带着学生前往维扬胜地，想亲自验证一下二十四桥到底还在不在？接下来的叙述很生动，不妨给大家读一读——

　　到大街上雇车子，说“到二十四桥”。然而年青的驾车人都不知道，摇摇头。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人表示知道，然而他却忠告我们：“这地方很远，而且很荒凉，你们去做什么？”我不好说“去凭吊”，只得撒一个谎，说“去看朋友”。那人笑着说：“那边不大有人家呢！”我很狼狈，支吾地回答他：“不瞒你说，我们就想看看那个桥。”驾车的人都笑起来。这时候旁边的铺子里走出一位老者来，笑着对驾车人说：“你们拉他们去吧，在西门外，他们是来看看这小桥的。”又转向我说：“这条桥以前很有名，可是现在荒凉了，附近没有什么东西。”

　　姜夔词中的“二十四桥”，源自杜牧的“二十四桥明月夜”，联系唐代另一位诗人徐凝的“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可知“二十四桥”是扬州城的文化标识。但到了现代时期已凋敝如此，当然会叫人百般感慨：为什么一个好不容易打造出来的城市品牌，会如此容易泯灭和被遗忘，而且又是这样快、这样干净和彻底。在很大程度上，这是扬州文化过度商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如同政治地位低下的商人一样，中国古代的商业城市也是最缺乏保护的，一旦它的实用价值消失，所有的政治寄生虫就会迅速转移并卷走所有的资源，城市的地位和影响于是一落千丈。另一方面，这与作为扬州文化主体的商人也有很大关联。寄生于农业社会中的商人，目光短浅，见风使舵，缺乏坚定的政治抱负与远大理想，只会享受和消费，对文化也只是附庸风雅或浅尝辄止，不可能指望他们为一个城市的文化负责。
　　花园苏州：一个文化城市的隐忧

　　与总想成为政治中心的南京、一心一意想过好小日子的杭州，以及不知明朝梦醒何处的扬州相比，在江南城市群中，最像江南的是苏州。与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经济发达。据经济史家的研究，在明清时代，苏州就是“一个以府城为中心、以郊区市镇为‘卫星城市’的特大城市”。这种经济上的优势一直保持至今，苏州经济在当代长三角城市群也是数一数二的。与北方城市相比，江南城市的第二个特点是景观漂亮。“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在中国城市中，苏州就像一个大花园，这也是无须赘言的。其中要强调的只有一点，就是苏州园林最能代表江南园林的特色。陈从周先生有一篇《园林分南北 景物各千秋》，其中讲江南园林摆脱了北方皇家园林的“庸俗”，充满了“清雅平淡”的“书卷气”，好像都是讲给苏州的。最有意思的是，陈先生不是以建筑史家，而是以一个散文家的身份写这篇文章的。所以，这仍应该纳入现代作家眼中的江南城市变迁的范围。
　　苏州是典型的园林城市。苏州的好，不在于园林的规模与豪华，而是提供了一种有别于城市政治、经济功能的文化空间，使自然山水、乡村文明与城市发展水乳交融，多元并存，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感性生活空间。当代作家陆文夫、余秋雨对此都有生动的描写：

　　“阿要白兰花啊——”，小巷里又传来了女子的叫卖声，这声音并不激昂慷慨，除掉想做点买卖之外，也不想对谁说明什么伟大的意义，可我却被这声音激动得再也无法入睡了……

　　“阿要白兰花啊——”，那悠扬的歌声渐渐地消失在春雨里。（《深巷又闻卖米声》）

　　柔婉的言语，姣好的面容，精雅的园林，幽深的街道，处处给人以感官上的宁静和慰藉。现实生活常常搅得人心志烦乱，那么，苏州无数的古迹会让你熨贴着历史定一定情怀。有古迹必有题咏，大多是古代文人超迈的感叹，读一读，那种鸟瞰历史的达观又能把你心头的皱折慰抚得平平展展。看得多了，也便知道，这些文人大多也是到这里休憩来的。他们不想在这儿创建伟业，但在事成事败之后，却愿意到这里来走走。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白发苏州》）

　　这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霍华德“花园城市”，或者说很好地体现了芒福德讲的“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尽管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苏州传统的城市空间与文化功能已有变异，一些现代城市的坏习气也沾染了它，比如你到吴中第一名胜虎丘想拍一张全景，就很难绕开乱七八糟的电线杆。但与其他江南城市相比，苏州城市化的代价又是最小的。它的旧城区保存得相对完好，它的市民与前工业化时代依稀相仿。这是在今天的苏州，每一个普通人都如同古代的“江南游子”，在这里仍可以重温“深巷明朝卖杏花”的旧梦，并找到家园感的根本原因。

　　上海：农业民族的“爱欲”和“惶恐”

　　关于现代国际大都市，我曾把它比喻为“坏女人”。一方面，它浑身散发着现代的性感、光泽和其他刺激人的浓烈气息，非常诱惑人，特别是容易诱惑刚进城的农村人。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女人与我们熟悉的古典女性在形象、性格、气质上差别巨大，在我们和她的交往中，存在着很多我们完全不熟悉、甚至是从心理和情感上十分厌恶的游戏规则，这是很多人又总是强烈地希望摆脱这个“现代围城”的根源。也可以说，在对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的态度上，最鲜明地见证出我们这个传统农业民族对现代世界的“爱欲”和“惶恐”。
　　实际上，这种特别矛盾的态度和这份特别复杂的情感，从上海刚开始有国际大都市的模样时，就被当时的评论家异常敏锐的嗅觉发现和捕捉到了。1904年，在蔡元培主编的《警钟日报》上，曾发表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其中写道：

　　上海何以美？上海者，上海人之上海也。上海人得此天然地势，宜其组织特色文明，随上海潮流，灌注全国，使全国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再出其余力灌注全地球，使全地球人饱饮吾上海文明乳汁。果尔，则全国人民脑智之发达，皆受吾上海人之赐，全地球人民脑力之扩充，皆食吾上海人之福。上海人荣耀，即上海荣耀。上海形势既不辜负吾上海人，吾上海人又安得辜负此上海形势？

　　上海何以丑？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上海人不能爱惜此天然形势，碎裂上海地图，抛弃祖父白骨，失寸失尺，渐渐干没入白人手中，宜其低头于白人势力圈下，上海人之主权，从此扫地，上海人妻孥之堕落，永无了期。嗟嗟，风月主人，宛其死矣，迷离妖梦，尚未醒乎？怪哉上海人，执几重奴券，似有余荣，受无数痛鞭，居然不觉。丑哉上海人，虽倾西江之水，洗不尽上海之污点。

　　这其中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作者对上海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现代文明成果报以最高度的赞美，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对上海作为西方殖民文化的大本营和集散中心表达了最愤怒的情怀。实际上，即使在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对城市的态度依然没有超出这个原型结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以“中国城市化是伪城市化”为代表，各种“逆城市化”、“反对国际大都市”的舆论与思潮日见高涨，其中也包括不少的城市规划、城市社会研究的专家，但从深层看，他们只看到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和社会问题，却忽视了城市化进程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进步。他们不明白的是，当今世界是城市的世界，“大都市强则国家强，大都市弱则国家弱”，还可以说，他们对城市的理解和态度，只是接近了百年前那个不知名作者的一半，而且是消极的一半。这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现代作家对江南城市的解读与认识，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在这篇文章中，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文末发出的“腐朽所蒸，香草怒生焉，艰危交逼，人才崛起焉”。从原理上讲，这完全符合城市社会学家对大都市发生与发展的一般看法，即社会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各种成分之间的混乱和冲突，本身就是一个现代大都市发生必需的肥沃土壤，因而，在这篇充满文学战斗激情的评论中，恰好揭示出现代上海之所以最终能够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必然规律。把上海和南通比较一下，就不得不惊叹这位作者的远见卓识。在中国现代城市群落中，南通曾有“近代第一城”的美誉。张骞长达30余年的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和社会建设，使南通在很多方面为当时的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所不及。但由于张謇的“花园城”和“新世界”建立在对社会的多元化与文化的多样性的压抑与限制上，使南通既无法吸收到全世界的资源与资本，也无法获得真正国际化的视野与素质，因而最终在群雄逐鹿的现代城市化进程中黯然退场。与之相比，上海之所以被称为大上海，主要原因在于它是一个“五方杂处”的高度异质化社会，无论是西方列强，还是地方政府，也包括青红帮和其他社会组织，谁也不可能单凭一己之力就决定上海的命运。尽管这给人的感觉是“世丧道也”，但另一方面，这恰好也为“乱世英雄起四方”提供了自由活动的舞台。而激烈而残酷自然竞争与野蛮比拼，不仅有助于资本与资源的迅速集聚，同时也培养了人处理复杂问题与局面的头脑和生存竞争能力，所以，最后不是井然有序的南通，而是像上海这样的十里洋场才成为中国现代大都市最好的摇篮。

　　但是问题也在这里。上海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已经矗立在世界东方，但它究竟是不是我们民族所希望的那个城市家园，或者说，在这个过于西化、过于物化、过于商业化的现代大都市中，我们这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究竟能不能安身立命，都是值得继续探讨和严肃追问的。在这个意义上，让走得太远的上海，以及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以上海为榜样、走得过急、过快的中国城市，重新回顾一下江南城市的现代进程，特别是现代作家对这个进程的意见与批评，我想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应该是必不可少的。
   （编辑：刘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