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现代轴心与规划乌托邦
　　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眸20世纪的城市发展，清理百年学术思绪，对于规划界是一项不可回避的课题。20世纪的城市规划究竟被什么问题所缠绕，以至规划知识界不得不一再调整、修正学术知识建构？纵观历史，一百年来，我们关注的实质性问题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现代城市现象”。包豪斯以建筑师为主确立了各学科间的教学方式。现代主义者倡导的功能主义、纯粹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产生了弥散性的影响，成为现代城市的主调。百年来的学术思想为了辨识这个现象，汇聚了各种日益分化的知识力量。自60年代开始，现代原则受到了广泛的攻击，使现代现象的面目更加复杂难辨。现代运动成为20世纪城市发展的主轴。现代运动反映了20世纪的需要和状况。它完全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实质，影响了现代人经历中最为个人化的那些方面。
    1.1 现代性的断裂
　　“现代性”是 一个宽泛的术语，它用以说明现代世界的一般特征。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致地对应于“工业化的世界”。工业主义是指含于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力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的社会关系。作为这种关系，它是现代性的一个制度轴。
　　20世纪的城市建设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这一结果和现代性的作用密切相关，现代性所造成的历史断裂使建筑文明变迁的速度加快，它所带来的变革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剧烈。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建筑，绝大部分都是20世纪建造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城市环境中间，现代城市观念几乎影响到了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影响到人类的价值观、美学观和思想方式（王受之，1999）。现代性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状况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Scheler, 1995）。
　　1.2 跨越全球的联系方式与制度反思性
　　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的演化，导致世界性的社会变化和现代性裂变，这构成了二十世纪生活世界的基本现实。
　　在许多关键方面，现代制度与前现代的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所有方面都是不连续的。现代世界是一个“快速飞逝的”世界，不仅其社会变迁的步伐比以前所有时期都更快，而且其范围和深刻性也与以前迥然有别。借助这些，现代性影响着预先存在的社会实践和行为模式。现代性也因此可以跨越时空而对不同的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控制。
　　有人用三个要素来解释现代社会的独特动力品质，即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和制度反思性。所谓时空分离是指跨越广阔的时间与空间领域的社会关系的联合，并一直到包括全球体系的状况；抽离化机制是由抽象系统所组成,抽离化机制使互动脱离了场所的特殊性；制度反思性指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中的一种建构要素。
　　1.3 技术进步与文化危机
　　现代化的历史变迁引发了本世纪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增长，同时也引发了世界性的环境、社会和文化危机。
　　产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征服自然”的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的矛盾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这条传统工业化的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因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狄更斯曾经这样来总结当时我们的城市，“我们是无所不有，我们也是一无所有”。
　　人类同样面临着另外一种危机，即世界文化多样性危机，而这种危机远没有生物多样性危机那样引起人们的注意。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是文化的同一现象。好莱坞影片、可口可乐、麦当劳、沃尔玛巨型超市、CNN新闻“占领”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世界很容易了解和接纳它们。
　　就像生物丧失了多样性，会使生物界的全体成员受威胁一样，世界文化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已经为更多的人所知，但文化多样性则不那么幸运。
　　其实，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生物多样性。如果文化的多样性受损，积累了数万年的人类文化和精神世界就将受到威胁。法国社会学者皮耶里罗·布尔迪耶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学者，他就因为担心发生“文化危机”，而强烈反对文化领域的全球化。他说，由于自由贸易普遍化，对于文化落后的国家，保护文化的特殊性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而作家或知识分子在漫长岁月里得到的艺术自律性，也将因全球化的商业逻辑而受到威胁。
　　1.4 规划，理性的力量
　　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使城市的传统格局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这一切变化的重要根据。
　　启蒙运动造就了所谓“大写的人”——高于自然，高于社会的人。在启蒙思想家那里，人的思想可以分为经验的和先验的，相应地，知识也分裂成具体的技术性知识和主导的哲学知识。启蒙思想家们要追求的就是那些先验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他们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由于这种否认，自然被剥夺了其特性。
　　尼采在《渴望权力》一书中写道：“人们不断地重复同一个错误：人们把生活的方式当成生活的目的与准绳；人们把（自己的）生活方式看得至高无上，从而排斥它种生活方式，简言之，就是在删剪生活。人们最终会爱方式胜于生活本身，他们忘记了那些不过是方式而已。这些方式又闯回我们的思想，变成目的和准绳。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存在的条件视为金科玉律，并强加给别人，用自己的金科玉律去统治（一切人）”。
　　尼采精辟地总结了“启蒙运动”的悲剧性格。启蒙思想家试图追求的是一个无条件、无历史的“泛民主”，追求实现一个抽象的、同一的“人”，追求真理的“全部”而实际上，那个“全部”真理，那个“大写的人”，只是启蒙思想家的镜中之像。从“整体”出发却导向一种极端的理性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
　　这种理性主要是指从笛卡儿、牛顿的以数学、逻辑和力学为基础的同果还原理性，到以康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
　　现代主义理性准则的基本假定是存在一个有序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准确的结构和稳定的秩序，它遵从机械世界观。而机械论的要义是：
　　世界可以还原和简化成一组基本要素；
　　这些要素彼此间是外在的关系，即在空间上分离而且每一要素的基本性质也是彼此独立的；
　　要素间的机械作用力难以影响其内在性质。
　　这种简化论和片段性的思维造成了一种“科学强权”，整体可以被任意分割成部分，一种抽象的分析对象。对启蒙思想家而言，理性是一种伟大的解放力量，这种力量使人控制了自然也使人过度地超越了自然。也许正是高度现代性对自然力理性的广泛怀疑，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的过分依赖，才造成了今日世界的深刻危机：环境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或者说就是一种理性文明的危机。这主要是由于，现代世界观与人类的整体经验不相吻合，而且其人类中心论、机械主义、经济主义与自然相抵触。
　　柯布西埃认为：这个时代产生了“机械速度”，就必须使城市适应这种速度。这个时代产生了大比例的尺度，这也要在城市中反映出来。这样，“机械化时代的人类性格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
    2  中国城市：百年转变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文化和历史传统的国家，她的城市曾创造了辉煌的空间文明。
然而在近现代，中国的影响衰落了。圆明园的毁灭是一个重要的象征，鸦片战争彻底摧毁了中国城市固有的秩序，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依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各主要城市建立“租借地”，在各个不同背景的城市中植入“法国空间”、“英国空间”……
　　从那时起，中国的这些殖民城市就开始表现出引进的特征。青岛就像一个德国城市，哈尔滨，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上海外滩有“十里洋场”之称。当时的一位作家张爱玲，面对早期的殖民空间给上海等城市带来的冲击写道：“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城市破坏加剧，发展缓慢。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城市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然而1958年的“大跃进”和延续10年（1966－1976）的“文化大革命”把城市发展再度导入歧途，城市发展再度陷入危机，历史传统被颠覆，许多城市重要的历史环境和建筑被破坏，城市发展陷于停滞和倒退。
　　1976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得到纠正，城市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进入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扩大，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确立，外资开始大量涌入，经济迅速增长，现代化，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急切的期待。
　　从90年代开始，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发展的时期，全球化也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已被深深地卷入其中。全球化带来了多元化，也带来了均质化，使城市的地方意义被悬搁，文脉断裂、差异被消弥。模仿、拼帖、表面化等现象随处可见，全球化使一切假想的中心消失了，使景观的文化疆界变得日益模糊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城市经历了历史性的断裂和嬗变。传统城市结构遭至进一步瓦解。城市特色迅速丧失。
　　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也就是逐步参与全球化的20年。中国以经济特区为先导，依次开放沿海城市、沿江城市和内地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建设急剧扩张，城市空间迅速膨胀，蔓延发展。
　　截止到1999年底，全国共有城市668个，其中超大城市（200万人以上）13个，特大城市（100-200万人）24个，大城市（50-100万人）49个，中等城市（20-50万人）205个，小城市（20万人以下）377个。
　　北京，现行1993年总体规划对2010年的北京常住人口的估计为1250万，流动人口250万，而到2001年时，数据就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超过1367万，流动人口已达263万。与此同时，机动车数量也快速增长，自1997年至今，在6年半的时间里，北京机动车的增长量相当于前48年的增长量的总和。交通问题日益加剧。北京城市人口和机动车的快速增长，加上城市规划的结构性缺陷，以及蔓延式的发展模式，使北京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
　　上海，现在住宅建设量已达到1500万——1800万平方米／年，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上海兴建的高楼超过1000座。1949年以来，上海已有6亿平方米的建设量，已经相当于10-15个旧上海．
　　20世纪最后十年。上海在物质形态和经济上的转变在世界城市史中也是无以伦比的，但上海的改造，蒲东的开发和以欧洲城市为蓝本的新城建设计划，在规模上是巨大的，但和同时期的世界范围内的开发和规划相比，在质量上不算是最好的，在规划理念上还不能称作是领先的，有学者甚至将上海的转变看作是一种巨大的然而表面看起来却“相糙和权宜的转变”  (阿兰·巴富尔)。
　　3  现代性作用下的中国城市
　　本世纪的城市发展，被理性的力量所牵引，日益脱离了人的生活世界。人们生活在和他们的生活经验相分离、相抵触的环境中。人就像一个脱离现实的傀儡一样，被动的适应着由技术创造的世界；建筑师通过“科学的”设计活动来获得自我满足。一方面，人的主体性泯灭了，任由技术的力量加以摆布；另一方面，城市也脱离了积极的文化内容，使城市变为纯粹的形式产物。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於规划割裂了其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机械论和规划的“技术制定”模式消泯了生活世界多样性。
　　现代城市中，汽车提供了进一步分散的可能，因此，流动不再受步行距离的限制，由此，导致了郊区的蔓延。郊区化造成社区崩溃、场所消失、建筑彼此隔离、土地浪费、环境恶化、人的情感纽带被割断。这一切严重改变了我们的城市世界。
　　由于二十世纪的知识范本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建构的。西方文化的示范效应也障碍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最常见的文化现象就是人们所说的“失语症”，建筑和城市规划丧失了其自主的表达能力，丧失了对意义和价值的解释能力。
    3.1 模仿、复制与拼帖
　　在全球化、西方现代主义和其它思潮的刺激下，中国许多城市沿袭西方现代主义的城市建设模式。复制西方建筑风格。随着全球化影响的深入，国际投资规模的扩大，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设计机构直接介入到一些大型的公共和私营开发项目的设计中来。国际设计机构实际上扮演了“先进设计”代言人的角色。他们带来了新的设计理念，为封闭的设计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然而有时，西方观念的直接搬用也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北京，投资4亿美元，选址于天安门广场附近，与紫禁城和人民大会堂毗邻的国家大剧院，由法国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完成设计。该设计以一个由玻璃和钛金属构成的蛋形壳体与紫禁城周围业已已形成的景观和文脉环境形成强烈冲突。这一国际竞赛的中选设计至今未得到国际建协的认可；另外REM KOOHAS 设计的中央电视台，先锋建筑理念却无法满足抗震要求，如果强行解决，还要额外增加几亿美元的投资。 
    3.2 英雄主义和超空间
　　许多人对西方现代化抱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浪漫憧憬，摩天大楼、超尺度的的广场、大而无当的绿地草坪、笔直的道路、立交桥和奔跑的汽车等成为现代化的象征。西方的现代理性就代表着进步而传统往往就是落后的同义语，中国城市在这种进步力量的刺激下，大都市英雄主义不断膨胀。
　　1994年海口举办的“中心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的国际参赛者也似乎有一股强大的意愿要把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建成中国的曼哈顿。获一等奖的方案由法国提供。方案在基地中首先划定了一个超尺度的椭园形开放空间，椭园的外围布置了100多栋高层办公及商住大楼。
　　深圳，是中国的新兴城市，80年代初还只是一个小鱼村，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300万人口的大城市。该城市曾创造了著名的“深圳速度”。其超尺度的城市中心是以英雄主义为基调的。
　　大连，曾创造了一种超大型的草坪广场模式（图）。
　　上海，浦东陆家嘴(13.40,0.06,0.45%)、北外滩、旧城中心，都通过国际设计确立了英雄主义的景观主题。
    3.3 均质化
　　麦克鲁亨的“地球村”概念的确能使人产生一种浪漫的联想，使人联想到世界上任何一个与这个世界相联系的人都能获得一种村庄似的亲切感觉，然而，同一性同样隐含着一个并不诱人的前景，整个世界都可能变成像大多数毫无认同感的村庄那样粗俗。
　　文学精英敏感地察觉到了这种均质化可能带来的威胁。邱华栋在他的都市小说“环境戏剧人”中就曾表达了一种对现代城市的陌生感：
　　我坐在凯莱大酒店咖啡厅的深蓝色玻璃幕墙之后向外窥探。在我眼前出现的是东便门立交桥，一列火车正缓缓地通过那里，那种节奏谨慎而又坚定地向北京站方向而去。再往南则是东花市高级住宅区，那里住了不少有钱人。我看见有很多漂亮的私家车沿着一幢幢欧式的公寓楼一字儿排开，浑身闪耀着这个时代铜臭气十足的光芒，那么，幽暗而又令人伤心。远处，国际饭店、鸿基大厦和其他高楼直逼我的视线，让我有一种推倒积木似的强烈愿望想推倒它们，因为它们给了我一种十分压抑的感觉。我现在仍然感到这座带给我激情和梦想的城市是如此陌生。”                       ——邱华栋《环境戏剧人》

    3.4 波普化
　　媒体膨胀，形象包装，视觉符号泛滥，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消费社会多样而杂乱的图景。 美国的大众文化传播大大影响了城市形象，一样标识风格的连锁快餐店、连锁超市、西餐厅、五星级酒店、玻璃幕墙装饰的办公楼，成为城市新形象的象征。城市景观大众化、商业化的超量增殖，必然意味着地方景观文化的失落，意味着城市的平庸化、低俗化、“麦当劳化”。
    3.5 倾商主义
　　由于外资的大量涌入，使城市景观发生巨大的变化，然而，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城市当局往往为了吸引投资而牺牲公共利益，从而导致城市景观的破坏及地方文化断裂。景观成为一种商业代码。8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资的刺激下，在紧邻紫禁城的旧城核心区内的王府井相继出现了一批由外商投资兴建的高层建筑，如王府饭店、和平宾馆、东方广场等，这些大型项目的兴建打破了北京旧城的景观格局和传统天际线。投资20亿美元，建造面积达80万平方米的东方广场，号称亚洲最大的商业建筑群。近500米长、200米宽的混凝土屏障有78米之高。超出限高的一倍。这个建在古城中心地区的巨型建筑群，极大地损害了北京的景观风貌。
　　1991年以来，北京批准立项的高档写字楼、公寓、商厦等达2000多万平方米，已容纳上万家三资企业，世界排名前500名的跨国公司有超过150家在京投资。为了应对外资的大量涌入，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仅1996-2000年，北京就拆除“危旧”房屋500万平方米。
    3.6 历史断裂与文化抽离化
　　大规模的旧城改造使城市的历史空间被切割、被消解。中国的城市规划传统讲求自然主义，讲求整体的和谐，讲求阴阳平衡。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原本和谐的空间被扰乱了、那些曾创造了伟大的景观奇迹的历史城市、历史空间被无情的肢解了。
　　北京是举世闻名的中国文化古都。明清北京集历朝之大成，城市景观格局已臻于完美。从1840年开始，北京的城市景观格局受到了三次较大的冲击，第一次是1840年以来由于西方势力的入侵，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形象，铁路也延伸进了旧城。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由1958年的“大跃进”和始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冲击。这一时期，古城墙被拆，历史建筑及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第三次冲击发生在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受全球化冲击，北京的城市景观格局已被国际投资和各种商业开发活动所瓦解。
　　有人曾建议国家大剧院的设计者安德鲁考虑环境的历史联系，安德鲁说：我就是要切断历史！他，一个让人敬畏的国际设计大师，可以任意切割我们的历史，而我们却如何能在这幻境中生活？
    3.7 “宏大叙事”危机
　　现代主义那套合法性装置已然过时，城市堂皇叙事的社会语境：英雄主义、太阳神精神、父权制、设计征服、壮丽远景将会逐渐因社会背景的变化而散入叙事语言的迷雾中，人们不再相信伟大的“城市推动者”和伟大的“主题”等宏大叙事的言论，未来，取而代之的是“小型叙事”。英雄时代将会过去，生活世界将是一个“凡人”的世界。
　　4  文化风险及与“它者”交流
    4.1 文化风险
　　德国学者贝克（U. Beck）认为，人类生活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目前社会已经不再以疏离匮乏为生活目的，科技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随之而来也带来各式各样的风险，全球已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贝克（U.Beck）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人们在面临无数机会的同时，也将面临着无数的风险。贝克继承的是社会学家卢曼的风险课题，在卢曼看来，前现代社会中，人们主要面临的是危险，而在现代社会中则变成风险，前者主要是由自然所引发的灾难及不确定性，而后者则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所带来的不幸与多变性，因此，卢曼断定，风险的对应词并非安全，而是危险。在这个概念的创立者贝克（Beck,1992）那里，风险社会指的是的一组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其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更加复杂。
　　当前的社会充满了混乱，充满了不确定性。人们如何自我反省？人们如何制定行动策略？风险社会中，高度复杂的专业分化导致事物的不可透视性、不可理解性，我们正处于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时代，全球化与地方化、环境危机、社会文化冲突。传统的根基产生了滑动，政治动力、技术权威和个人化的力量在失去缓冲的社会中相互作用。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所指涉的人类处境是一种“危机生活”，而这也是当前人们无法闪躲的共同命运。
    4.2“它者” 或与“它者”相对照
　　6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越来越多的从“异己”的“东方”文化中寻求参照。如杰姆逊就认为，对西方城市空间的批判可以用“东方”空间来作为解答，因为“东方”的空间是一种“异于西方”的空间，他对亚洲城市的空间认知可以从他对东京的描述中了解一二。他叙述的东京城市“街道是包含在内部的，城市整体而言看不出轮廓，变成一个巨大的蔓延，是一个没有形状又无法再现的容器”；他叙述东京大商场中食品店、戏院、书店并置的情况，“其实可追溯到前资本社会生产模式中的露天大市场或市集”。杰姆逊眼中的亚洲城市是任意而混乱、自由而不一致的，是无法用理性与象征的逻辑去理解的。
　　在这里，“异于西方”，实际上是把“东方”作为“西方的它者”。这是一种“后殖民主义”的认识逻辑，这种认知和逻辑在雷姆·库哈斯的“普通城市”中亦有明显的表露。库哈斯在《S，M，L，XL》一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证新加坡的城市，并以“普通城市”宣言结尾。库哈斯眼中的“普通城市”的原型来自亚洲的热带，是一个由他眼中的曼谷、东京、新加坡、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中国城和他的解构思想拼凑而成的。他描述的普通城市建设是没有个性的：未来城市的公共空间，将被汽车交通与设施等使用性所取代；住宅的问题完全靠违法建筑与即兴的建筑来解决，旅馆是最常见的住宅形态；城市是没有边界并且永无休止的重复的，充满了公路，桥梁，隧道、平台；城市的本质是超多样和超混杂的。
　　在这里，亚洲的城市由于西方化而带来特有的稠密和混杂。在杰姆逊和库哈斯等人那里都变为一种另类的浪漫情境。这时他们对东方城市的一种居高临下的“误读”。他们之所以对“东方”的“混杂”甚至“违章建筑”感兴趣。实在是出于他们对“东方”的神秘、落后等“异邦情调”的一种充满偏见的“期待视野”。
　　在菲利普·约翰逊那里这种居高临下式的忧虑表现的更为明显，他在接受朱迪恩·杜勃雷的采访中说：
　　“摩天大厦象征性的一面已经转到了亚洲。在我们国家再也不造摩天大厦了。当然与成本费用有关，在这些建筑物的造价与应用之间从来没有联系。例如在曼哈顿，他们以索取土地价格来创造摩天大厦。好了，如果是因为土地价格的话，那么在中国为什么造摩天大厦？
　　“不！高塔是为了权力，可能他们建造是与西方竞争。我不会理解亚洲人的观念，我真的不相信美国人能做到这一点，这是很有趣的。虽然东方正从我们这里拿走高层建筑的优势，代替了他们那里土生土长虔诚的建筑和社会习俗。亚洲是一块空白的小石板，没有任何东西去阻止它，这听起来不象是一个好的理由。他们没有学到我们的经济模式，而去学我们的自尊模式，而形式是美国化，也是有趣的，但我不知道历史书将对这些说些什么。我几乎不可能预见高层建筑将会发生什么和为什么会那样。
　　“我必须说，摩天大厦是结束了，为什么我，一个很多高层建筑的建造者要如此说这样的事呢：因为对他们没有经济上的需要。这是妄自尊大，摩天大厦将永远是昂贵的，它们永远是额外的。在我们的时代当然能用摩天大厦的众多实例去庆祝文化，我们注视的生活方式由摩天大厦最好地表达出来了，摩天大厦在美国文化中有伟大的方面，但他们已经停止建造高层建筑了。
　　约翰逊在这里表现的后殖民主义的教诲，表面上看是以批判美国来规劝亚洲，但言语中对亚洲的轻视态度是显而易见的。而批判美国则在于肯定“美国文化中伟大的一面”，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美国的救赎。
　　这种从东方和中国寻求依据，以实现西方的救赎的真正动机表露在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那里就变得不加掩饰了。他曾表露说：
　　“……我并非认为我们在中国之所遇就一定是最相异的，但至少这个地方是“他者”。……正面对着中国——间接通过希腊。但是，我最努力要接近的是希腊。事实上，我们越深入，就越会导致回归。这在遥远国度进行的意义微妙性的旅行促使我们回溯到我们自己的思想。”
　　由此可见，“微妙性”一词微妙地表达了他到中国进行意义旅行的动机：从中国的角度，回溯西方并救赎西方。
　　在中国，对城市空间的批判力量十分微弱，对于我们来说，经常是对自身的传统和对外来的文化均缺乏这种批判阐释的精神。
　　传统，在我们的心目中，几乎就是那样一种不变的传统，我们往往不善于将传统的视界与当今的视界相融合，没有勇气抱着“偏见”去“重读”历史文本，从而使历史文本经由再阐释被时代精神所唤醒。正因为我们缺乏这种批判精神，才使我们在城市设计中，要么是对传统片断忠实的切割、拼凑、复制、照搬，要么就是完全的弃之不顾。
　　在百年历程中，中国更多地强调外向性学习，中国传统建筑经验中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受到忽视，不为外部世界所知，也没有引起中国学者的重视并给予准确的评估，这就形成了中外两方的双重“失视”。
    4.3 文化博弈与交流
　　有一篇寓言很有启发性：有一只青蛙告诉他的好友，—条无法离开水域的鱼，有关陆地的一切时，提到了鸟和车。按鱼的理解，鸟只能是一条长了翅膀腾空而飞的鱼，车也只能是鱼的腹部长出了四个轮子。从这则寓言来看，鱼只能按自身的模式去认识世界。
　　人在理解他种文化时，首先也会按自己习惯的思维模式来对之加以选择、切割，然后是解读。这就产生了难以避免的文化间的误读。
　　从阅读（误读）理论来说，东西方是互为镜象的。东方、西方文化宛如自我意识尚处于朦胧状态的孩童，互相眼中的他者往往是一种虚假、变形的投影。
　　《北京宪章》认为：建筑是地区的产物，其形式的意义来源于地方文脉，并使地方文脉发扬光大。可是，这并不是说地区建筑仅仅是地区历史的产物，一成不变。恰恰相反，地区的建筑更与地区的未来相连。不同国度和地区之间的交流，并不是方法与手段的简单转让，而是激发各自想象力的一种途径。伦左·皮阿诺设计的努美亚的让·马里·吉巴欧（Jean-Marie）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最近，新加坡建筑师的呼声令人注目：“国际式产生一种进步和现代化的表象，它将影响我们还显得脆弱的有关建筑地方性和可识别性方面的尝试。”他们甚至自问道：“新加坡能否生来成为一个东南亚的现代化国家？”
    全球化有一种消弥差异的意欲力，但人类精神发展的本质在于统一性和差异性的互渗，全球化也意味它将参与控制地方化的建构过程，使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的地方传统。
　　荷兰发展合作部部长Jan Prank的话另人深思。“全球化是盲目的。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全球化冲破了疆界，几乎不顾任何道德规范。假如我们今天不更加警惕的话，全球化可以摧毁我们的心理防线和民主观念（Midman and willianms, 1998）。
　　5  中国城市的选择：应形与制形
    5.1 中国城市的传统特性 
　　中国传统城市营造，遵循一种有机宇宙的景观图式。大到整个城市，小到一村一居均讲求与自然“风水”的关系，讲求天、地、人之间的相互感应。建设城市以地（自然）为阴，以人、城市为阳，讲求阴阳平衡。这种思维集中体现在中国古老的太极图中，太极思维的本质，一为运动，二为平衡，三为对立要素的彼此包容。太极图本身就象征着对立事物间的运动、变化和彼此的包容的同一关系。即对立的两极象征着无休止的变化和运动，当运动的一极达到对极时，已经包含着对极的种子。
　　以“师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自然观念为基础的传统理念构成了中国传统城市规划的基础。城市不是处于静止的结构中，而是处于自然的循环中。有生命的城市遵循自然之理，呼吸自然之气，秉有自然之形。“理”、“气”、“形”是中国古代风水自然观的基本主张。在风水观念中，城市获得“生气”的唯一途径就是要符合自然之形，正是自然之形决定了城市的潜在构造。
　　从中国古典象术中借来的“骨法”概念就是一种结构方法，而所谓“气韵生动”，更强调了由结构而生动态的变化理念，“气韵”即结构所支撑的生命，是从风水学借用来的，“生动”就是把动态生出来。这种“气韵”不是柏拉图或康德式的理性，这是“道”之所在，道是不可名状，不可言说者，道是一种境界，超然自得，隐而不显。
　　老子的观念对我们是颇具启发意义的，其中最大的启发是他的生活观。老子强调重身重于天下，许多人追求身外之物，浪费了他们的生命，所谓“胜人者有力，制胜者强”，现代人能胜人，但不能制胜，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因而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力。一个匈牙利哲学家说，在黑格尔之前，美学发展的主要成就是在中国，六朝人发现了“通变”，黑格尔不知道这个成果，他只是重新发现而已。通即是按一定规律，变就是变化，这是辩证法的原则。
　　西方观念的传统来自于《旧约》中，上帝是唯一神，上帝创造了世界，世界是他的产品。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是通过他的命令。上帝创造人，人的外貌是上帝的外貌，自然是上帝所创造的，因此他让自然成为人的统治物。宗教的影响衰落了，但这种观念却固定下来。一位德国哲学家认为现代科学的根源不在古希腊，而是在基督教中，如解剖动物是基督教的传统，人是万物的灵长，实验科学的根源也在于此。古希腊哲学讲理念，这包括数学，几何学，哲学。而且古希腊人认为水有水神，树有树神，石有石神。东方的传统佛教也讲不杀生。
　　东方的传统哲学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关系。所谓“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注重在人与自然的统一中反醒人的自然本质。如老子就说过：“天乃道，道乃久”，即符合自然才符合道，符合道才能长久。另外老子还主张“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也就是说，产生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促成了万物而不自恃有恩，长养万物而不主宰他们。就中国传统城市而言，特别强调“隐”的性质，采取与自然“无争”的态度，是一种“无为”的城市。
　　宋代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曾描绘了一个丰富、多样，充满了各种活动，有活力的城镇街道的景观场景。这些都是城市在自然生长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性化的空间。这些大量的普通城市空间已经被我们严重忽略了，而这正是中国传统城市空间中最富于生机的部分。
　　在许多地区，传统的力量还在发挥重要的作用。象云南丽江这样的城市，城市历史空间格局保留完好，从玉龙雪山留下来的雪水，被引导流经整个城市，形成纵贯大街小巷的水网景观系统。
    5.2 整体运动：包容与展开
　　整体是指“完整的整体”或“流动的整体”。整体包含于每一部分之中，部分被展开为整体。有机整体论将包容与展开的连续运动（即整体运动）看作是第一位的，特别强调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我们与世界是互为整体的。人类并不比其它物种有什么特殊价值，如果说有价值的话，那也只有人类对其所“托管”的这片自然有助益的时候。
　　事实上，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同时，也就暗含着保留一切、建设一切的意思。从语义学上看，英文Unmaking（摧毁）一词也同时具有“恢复事物原样”的意思。
　　新历史主义的怀疑和批判精神是批判地阐释传统的有效武器。它反对理性教条，对单一僵化审美模式、静止封闭的机械论世界观表示质疑，它反映出新历史主义禀有的一种文化批判态度。
　　对自身传统的把握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些最普通的事物。我们有必要回归一种朴实的历史观。中国的城市建设太注重宏大的事件，太注重主角的演出，沉醉于一种“前台”的表现，且这演出就象京剧一样，上演的多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史。现在我们应该转到“后台”去进行一次新历史主义式的探究。这时，我们就会发现，原本和谐的演出原来是断裂的、不连续的，演员们也是有的“在场”，有的“不在场”。我们太注重于主角的行为，反而忽略了配角，我们应该象菊儿胡同那样为中国城市编一出以配角为题材的正剧！
　　我国从南方城市到北方城市的千篇一律的现象，是缺乏创新精神，缺乏多元化的价值取向，缺乏历史和地方精神的写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如何调和新旧矛盾，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正”与“奇”的概念被用来建构制胜的理论。所谓“形以应形，正也；无形以制形，奇也”。第一种关系是一种面对面有形的直接应对，第二种关系则是一种不确定的模糊的应对。这种战略可以用于我们对新历史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它提示我们不能通过参照和模仿去直接“拿来”那些表层符号或现成文本，而应该掌握其内在精神，我们不能去直接面对一个抽象的传统或具象的西方形式，这只能使我们没有把握住的事物离我们更远。传统并没有一个稳定的根基，西方理念也没有绝对的特权，我们可以重新阐释和挖掘其真正有用的价值。这是一种无形的操作过程，“无形”才能“制形”，才能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