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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深圳经济特区走过的３０年历程？我认为，不光是深圳需要反思，而且整个中国都需要反思。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思考深圳自身在中国的发展当中还能有什么作为？深圳能不能把原来本质性的特征维持下来？另一方面对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说，深圳是否还具有为国家探路的城市价值？前者是对深圳自身的一个提问，后者是对国家发展的一个提问。 特区要发展有开创性的“特” 针对前一个提问，我想表达两个意思。 第一，要重新思考、界定、说明和解释深圳特区之“特”究竟特在哪里。有一种说法，即深圳之“特”，“特”在特殊政策，现在不“特”，就是因为没有特殊政策。 我认为这里有误解。深圳经济特区之“特”，有两个含义：一个“特”，就特在没政策，而不是给定政策。所以，中央作出的特的决策，是给一个特的范围，让深圳去发展，而不是给定政策，或把它称之为一个政策方向，而不是具体操作政策。第二个“特”，指在执行层面上，深圳之“特”是由一个自己有开创性的、有实质性意义的“特”，在这个层面上深圳“杀出一条血路”，就是深圳自己决策范围的具体政策。 也许深圳特区之“特”，不是像３０年前中央发布特区决策的时候，被人们解释为中央给定了特殊政策，所以深圳才有这样的发展。深圳走出这个“特”的误解之后，才能将自己的“特”坚持下去，对此，我将之称为“二重”——“特区重塑、辉煌重铸”。 重塑特区，需要我们具体解析特区“特”在哪里这个问题。首先，当初中央并没有定出任何的特殊政策，深圳之“特”不是深圳的特和广东的特，而是中国的特，一个给出范围政策的特；其次，今天中国仍需要深圳这样的特区的示范价值，需要深圳这样的城市来为国家发展探路。就前者讲，需要中央重新塑造深圳，而不是深圳自己塑造自己。现在在改革的形势之下，许多人对我们改革的成果陷入了单纯的欣赏状态，这是今天中国的新的危机。就后者论，深圳需要继续在中央给出的新的范围政策下重新出发去探索，去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探路。 深圳要重塑希望文化 第二，我们需要对特区之“特”的延续方式进行反思。究竟“特”是继续去要求政策，要求我们对周围区域占有便宜的那样一种资源配置，还是从３０年前在中国城市的非竞争体系中建设深圳特区，进入今天中国城市的恶性竞争体系中，深圳怎么来显示自己的城市发展特质？ 今天回过头来看，３０年前深圳的发展尽管是勇气十足，但是在当年的中国城市格局中，深圳实际并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城市之间的竞争既没有显形，也不激烈。如今中国城市进入了激烈竞争状态，全国竟然有１８３个大中型城市声称要建国际大都市。就此而言，深圳要显示出改革区域之特。第一不是要治贫、治穷，那是解决物质形态的人生、城市、经济、国家发展的起点问题，深圳已经解决了，国家也已经解决了，倘若这样定位深圳下一步的发展，那就与其他城市毫无差别了；第二需要准确定位深圳的城市品格，今天的深圳缺少独特的城市气质，深圳重新定位城市的独特品质，需要从城市文化问题入手，如果把城市文化做大了，深圳的特质就会在激烈的城市竞争中再次凸显出来。 但问题在于，我们今天缺少的城市气质和国家气质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深圳这样的城市来探寻、试错和显示。我认为有三个界面已经浮现。 一，深圳“特”在需要塑造希望文化。深圳对于人的发展、未来的希望在哪里，以及深圳自身的发展对国家的希望又在哪里，成为希望文化的轴心问题。深圳今天取得骄人的成就，就是因为那种持续的、蓬勃的发展，给那些敢于创新冒险的人展现出面对未来的强烈希望。当下深圳需要把这一点重现在人们的面前，从而给物欲满足后的人们以怀着期望前行的精神动力。 二，深圳“特”在必须建立规则文化。３０年前深圳是无规则竞争，如今，经济上不讲规则的竞争只能满足低层次的发展。“双转移”的客观处境，不仅促使人们利用技术寻求进一步发展，还要在发展中重塑工作习性、重建工作伦理。通过建立规则，引进先进的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是满足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只有当科技进入了我们城市的每一个血管当中，在经济领域里推动技术创新，同时重塑我们的工作习性、重建我们的工作伦理，我们的社会才会推进到一个严格按照规则行事的状态。这些规则既有技术规则、也有社会规则；小到习性规则，大到政府规则。深圳能不能继续“特”，就在于我们能不能在深圳树立一个按规则出牌的中国范式。 三，深圳“特”在急需建构休闲文化。有人总结道，中国为什么３０年就迅速腾飞了，是因为世界找不出一个国家像中国每个人都梦想发财，所以中国就发财了、腾飞了。我认为我们中国人在这个过程中生活得很可怜，看看自己银行的存款、看看自己买的房子就无比地喜悦，没有促使人们领会生命意义的休闲文化。休闲文化应该促人娱乐，而不是把人们卷入商业。文化产业要服务于人的休闲，而不是服务于ＧＤＰ的增长。 要凸显深圳特区崭新的“特”的内涵 重新定位深圳之“特”以后，我们有必要重新为深圳进行战略谋划。深圳在中央新的布局中，致力建设“一区四市”。此间，需要凸显深圳特区崭新的“特”的内涵。 首先，深圳特区需要凸出政治建设之“特”。为此，要破除政治之“特”建设中的几个不正确观念。一是政治之“特”就是政治“飞地”的观念。其实深圳政治建设上的“特”，是为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充当先锋。比如党内民主、基层选举、新型协商、工会转型，深圳都可以先行先试，为全国立标。第二个不正确观念是，政治之“特”就是诸侯经济、诸侯政治。其实深圳政治建设之“特”，是在服从全国一盘棋的布局前提下，尝试行政改革上的新举措、探索地方治理的新方式、寻求地方发展的新路径。第三个不正确观念是，政治之“特”就是各行其是、自把自为。其实深圳政治建设之“特”，在于凸显地方特点的同时，显示下接香港，以便海外了解一个开放的中国；上接广州，以便向内地兄弟省市显示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政治体制改革极端重要，不可小视。 其次，深圳需要致力建构社会建设之“特”。这里的社会建设之“特”，强调的是社会自治。我们缺乏独立的社会活动领域，这一块十分需要深圳来探路。让一个自治的社会跟政府理性地讨价还价，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至于所有的社会问题和公民问题都推到政府身上。这对于深圳也好、对于全国也好，都是紧迫的要务。 再次，深圳有必要凸显文化建设之“特”的内涵。这里的文化之“特”，指的是社会文化心理的重建。深圳要“特”，就是看深圳是否能够重新建立当年敢于打破框框，在文化上显现的那种自信。 （发言整理：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汪涓 图片摄影：深圳特区报记者 李伟文） 中国规划网北京8月25日电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政治学、行政管理学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曾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特殊津贴、华夏英才基金、霍英东教育基金教师奖，２００５年获第五届广东省十大杰出青年称号。主要著作有：《伦理政治研究》、《政治哲学讲演录》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