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鸿彝教授认为“中国社会体系历经多次全国范围的长期动乱，总是败而不亡，破而又起，且复兴迅速，对周边异态文化的吸附与同化力极强，从未中断，这与中国的城建体制、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城市生态与城乡政治经济关系，都不能也不应该用西方眼光去观察，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阐释，西方那种出发于“黑白二元对立”观下的“城乡对立、体脑对立、工农对立”说，在中国是没有立论基础的。”感谢陈鸿彝教授惠寄)
    我们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城市面貌与城市功能以及城乡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发展过程中，其中最大的变迁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这以前的周秦汉唐是“城池—坊市”的结合体，实行封闭式静态管理；这以后是宋元明清的“城池—街市”综合体，实行开放式动态管理。中国社会体系历经多次全国范围的长期动乱，总是败而不亡，破而又起，且复兴迅速，对周边异态文化的吸附与同化力极强，从未中断，这与中国的城建体制、城乡经济的一体化有密切关系。现在，让我们来对这样一部中华城市生态变迁史作一个简单的追溯。
   （一）城居：远古华夏社群的聚合形态
    人们知道，饮食、生殖与安全，是人类得以生存与发展的三项最基本的要求。原始人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生存手段极为低下，对于群体生活的安全保障，也就显得更为迫切，更为需要。邑落聚居，是原始群体的一种有效的安全保障体制。几十万年前，我国大地上生活的原始人，就懂得群体活动、群体自卫，逐步地学会了钻木取火、构木为巢、穴居洞处、弹射猛兽，保卫群居的安全；后来又在居住区树栅栏、掘沟堑、筑围墙、加门闩等等，掌握了初步的安全防范手段。北京周口店的洞穴，西安半坡村的村寨，就提供了这方面的丰富实证。到四五千年前，即传说中的炎黄尧舜禹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了城邑聚居生活。考古发现，今河南辉县孟庄、淮阳平粮台、登封王城岗、湖南澧县城子岩等处，都遗存着建于4000年前的城垣。城体多呈方城弧角，上窄下宽，外陡内斜，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池），河上架木质吊桥，城内有贯城大道，城门口有门卫房，居民房每单元11平米，有规则地排列在大道的左侧，右侧则为公用建筑如神坛、广场、大厅与手工工场场地及墓地。这一切，确证了古代文献相关记载的历史真实性。如：《竹书纪年》中记有关于“鲧作三仞之城”以抵御洪水对居民区的袭击，《尚书.尧典》中记着：帝尧让大舜“宾于四门”、管理四门(全城)的交通秩序与送往迎来，结果“四门穆穆”“宾至如归”，全城生活井然有序。《易经》中写着：上古神农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史记》中也有“黄帝邑于涿鹿之阿，以师兵为营卫”等史料。这一切，说明早在四五千年前，我国社会就已进入城邑聚居、有序管理的发展阶段了。城居，是华夏先民的初始的聚合形态，有序管理是它的主要特征。这种城居聚合形态，正是中国人“家国一体”社群观念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二）先秦时期，四民分居，城乡一体
    上古“国”即“城”，“ 城”即“国”，“国中”即“城中”，“国人”即“城里人”，而“城池”也就是“邦国”。城的外围称之为郊、野、边、鄙，那是指耕作地、林草地；城池规模有大小、功能有高低，但都有足够的耕作地、林草地与水源相配套，以保证城市正常生活之需。城内外当然有区别，但不存在城乡区隔，“乡”和“州”都是行政区划名。
    先秦各国，特别是众多诸侯小国，那时还处于“城邦国家”甚或“酋邦国家”时期，动辄“迁徙”；而都城一迁，“全国”皆移。殷商、姬周之京城、春秋时宋卫陈曹许邢之类小国的都城，就频繁搬迁着。所谓“诸侯三千”，就是有无数个各自领有的“城”、“邑”。那时一个“国家”的迁徙，其实就是其中心城池的迁徙，“迁都史”也就是“迁国史”。孔子说的“兴灭国”，就是帮助失败逃散的亡国之人，重建一个都城，城中设宗庙、社稷坛，招集来居民，设上官长，立个国君，一“国”就恢复了。至若宫殿、坊市与民居，一时建不全，待机再充实；国都以外的土地让农人去耕种，势力所及，就是其“领土”，并没有明确的“国界”。耕地实行“井田制”，开垦出的“井田”倒是有此疆彼界的。
    西周创建后，把最大的城称为“京”（镐京），周天子居其中心。其次为“都”，是诸侯国的都城，侯王们的宫殿区占城市中心；再次为“邑”，为卿大夫属地。京、都、邑的城池规模不同，有严格等级，但均按照“前朝后市”、“四民分居”、“坊里封闭”的原则设计，士农工商分片居住：“士”居住在靠近政府的坊里中；农户“附郭而居”，住在城池四围的坊里中，农忙时劳动力要住到郊区的“野庐”中去；遇有战事，一律回到城中。手工业工人和商贸之家则集中居住于专辟的“市坊”之内。农人分为三等，“三年易其居”，在政府主持下交换其土地与居所，叫做“辕田制”。商周时辽阔的中华大地，也就几百万人口，城邑“星罗棋布”于大河上下，江汉南北，自然是“小国寡民”的状态了。那时，建个上万人口的“城池”就很有规模了。
    城池的建制，以“井田”为基准。“井田”制度是：用“耜”掘出的一块土垡，其宽深广各一周尺。以六周尺为一步，宽一步、长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约当现在的30市亩）。于是“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四为邑，邑四为丘，丘四为甸，甸四为县，县四为都，都四为同”，逐层核计，逐层组合，全国也就“大同”了。《考工记.匠人建国》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就是说，在一个“方九里（一边三里）”的城池中，每边开三个城门，城中修九横九纵的大道，这将把全城分割成八十一个“坊”，由四民分居，有坊墙，做封闭管理。其中轴线上，左配祖庙，右建社稷坛，前为朝廷百官之府第，后为商贸之市坊，各占百亩之地。这种布局，一直影响到明清时北京城的整体设计。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的人居模式，一种土地与人口的生态规划。在实践上，不可能都做到方整划一，对不同地形地貌，在遵行规划的原则精神前提下，进行折算与变通，这在《考工记》中也说得分明。
    西周实行分封制，诸侯建都、卿大夫建邑，其动力都出于国土开发与政治控制，因而以长久的生存繁衍为第一考虑，在哪里选址、建多大规模，皆取决于水源和林草地。春秋各国都城，几乎没有建在山头上的（与古希腊的城堡不同），咸阳（长安）、洛阳、晋阳（太原）、大梁（开封）、襄阳、郢都、寿春、临淄等都会的出现，都与“水”有关，都建在大河之滨的开阔平原上，原因在此。这种城建体制，既使士农工商成为一体化有组织的群体，又有利于各自发挥潜力去开发、去开拓，说到底，它有利于带动一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比单纯考虑攻防需要的“城堡”对社会发展要有利百倍。故到战国时，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会在华夏土地上己经纷纷涌现，而“攻城”“灭国”者也未必要以“毁城”“屠城”为手段了，攻入城池者只要“收其图籍”就行了。政权易手，而社会生产力、社会体系不致有根本性的破坏。这是春秋战国空前战乱下经济文化仍能大幅快速发展的依托之一。反观欧洲，迟至十五世纪，名城汉堡、威尼斯，也仅有一、二万人口，巴黎也只有六万。这就凸显了中国上古城建体制的优越性。
    二、秦汉时期，城区坊里封闭，静态管理，城外出现地主庄园
    在秦汉大一统政治体制下，除京师外，各地城池失去了“城”即是“国”的政治地位，但作为地方政治经济中心的功能则依然存在；其兴建的动力更多地来自地方交通与商贸的需要。
    秦代“废井田”，又“集小乡聚为县”，推行什伍制和郡县制，这就比建立在“井田”基础上的城池更切合实际了。他们先勘探地形地势、地质地貌，优先考虑的因素综合水源、植被与周遭可耕地面积是否足够广阔，而控制水源又尤为关键；还要考虑攻守形势，以进可攻、退可守为优。选定城址后作好全城规划，优先建造城墙、护城河与城中政府的宗庙、宫室、贯城大道等主体建筑，建好要害部门与公用设施（粮库、兵器库、国库、政府机关、坊市……），逐步推及民居。一时不能建的，也要规划出空间，留待将来。这就保证了城市建设的整体性。从此，本地的特产，往往成为该城的“特行”“特业”，于是一批以特定物产出名的都市也就出来了。
    汉代长安城的建制：汉人修建长安城，沿用了周秦以来的“街市分离制”。长安城内，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居民住在一个个由坊墙包围的“坊”里，不得向大街开门。坊门由专职人员把守，按时开闭。全长安160个坊，“屋室栉比，门巷修直”，隔断所有坊里间的邪径偏道，不准翻越坊墙。入夜实行宵禁，不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行或动用火烛，坊里不得进行任何商贸活动，商贸市场集中设在指定的几个坊里。市坊也设坊墙，中设当市楼，有市长等管理人员主管市场的行政与治安。全城坊市配置匀称，街衢巷陌，四通八达。全城八条主要通道，平坦宽阔，两头与城门相连。城外护城河上的大桥桥面与街道等宽齐平。中心大街幅宽50米，全长5公里，称为驰道。驰道中间7米为皇帝专用御道，任何人不得妄自逾越。一般官民通行，走两边各5米的路面。驰道两旁，开挖排水沟，遍植榆树槐树和青松，形成绿色林荫。其外侧又有各宽13米的人行道，作为公众用路。陆机《洛阳记》：东汉洛阳“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作土墙，高四丈。唯公卿尚书章服从中道。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城中，皇宫、宗庙、政府机关与达官府邸均为高墙深院，层层套设，戒备森严。这样的城建体制，有利于社会层面控制，有利于城市治安管理，但却把城里人的生活管“死”了。直到唐代安史之乱前，这种“街市分离”的城建体制与管理体制始终维持着，不曾打破。
    汉代“京都赋”对周秦以来的都市生活作了立体勾画，《京辅黄图》对秦汉都会形态作了详细的科学介绍，后人可以据之而重塑出“秦汉都城”来。
    到东汉时期，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大地主在其垄断占有的土地上，择地建设“庄园”，把庄园建成生产生活资料能自给有馀的“单位”。庄园有院墙（寨墙），庄园主与他的依附人口如门客与家丁、佃农，住在院内。庄园除大田生产外，自办教育，自行防卫，还兼营渔牧，开设各种手工作坊，产品不仅自给，大量的投放市场，用于交换，名品还远销到千里之外。庄园主们并不热心于向城市建设“投资”，城市生活对贵族地主及其依附文人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各种“实力”倒是在向“庄园”集聚。城市经济与庄园经济呈互补态势，没有西方人所说的那种城乡对立。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坊里依然封闭，生活开始活跃。
    本期土地兼并严重，地主庄园、寺院庄园（北方是“门阀坞堡”）成了主要的社会经济形态。庄园是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由庄园主与其依附人口一起，构成以庄园为单位的“小社会”，自行组织生产与生活，教育与增殖。庄园-坞堡均自有“家丁”，能武装自卫，所以往往挑战基层行政权威，成为门阀统治的社会基础。庄园的出现，使门阀地主从周秦领主生活的那种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依托的“城邑模式”中剥离出来、游离出来，形成“田园诗”般的生活境遇，它更贴合中国士大夫的审美生活理想与生活情趣。六朝山水诗、骈文，便是这种社会生活形态的记录。《齐民要术》详尽地介绍了庄园经济活动，那里有园圃供应四季时鲜，有大田种植谷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包括药材、油料、胶漆，应有尽有；还有用材林、薪炭林、防护林和渔塘与牧场；庄园内自办酒坊、油坊、染坊、酱醋坊，自家做乳貉、果脯、酱菜、糕饼，自家握有保鲜藏鲜技术，发酵酿造技术、纺织缝制技术、嫁接阉割技术，甚至有制笔制墨制精盐制胶漆的技术。这种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延滞了古代城市生活形态的演进，因为有钱的贵族地主不热心于向城建投资，而是致力于营造山村庄园别墅去了。晋代的石崇庄园、刘宋的谢灵运别墅，即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他们“封锢山林”，独占性极强。每当军政集团攻城掠地时，城池可能被摧毁，而绝大部分不处于“进军路线”上的或战场之中心位置上的庄园，则依然生产着，照旧生活着，甚至成为吸附灾荒流民的“基地”。六朝时，北方战乱频仍，庄园坞堡便起着这样的作用：庄园主要么死守坞堡，保存实力，保存战后重战的基本力量与文化种子，以求再生；要么组织流民，统率他们南下，找到合适发展的地方，便安顿下来，形成“侨居”社会，自行组织生产与生活，教育与管理，甚至处在地方行政管辖体制之外。“庄园”形态的出现，容纳了巨大的农业生产力，是“小农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概念所无法涵盖的。因此，一个庄园，就是一个小社会，其“自治”“自生”“再生”的能力是很强的。这是中国社会体系历经全局性祸乱却从未“中断”的又一个秘密所在。
    此时，城中贵族就以城外的私家花园、别墅来作补充；而政府府第作为城里的主要建筑，只能由国家财政投资兴建，不当官就得退回，很难靠这种建筑来改变城市建设的总体面貌与城市群体的生活面貌。官员一退休，自动成为庄园主，此时并没有“城乡对立”的条件，尽管“差别”一开始就有。
    隋与唐代中前期城内仍然实行“坊市分离”建制。一个都会，无论是商业都会还是一般行政都会，其中心部分都有高大的城墙包围着，对外起防御作用，对内起拘管作用。城门有重兵把守，按时启闭。城内居民分坊居住，以坊为单位进行管理。市门的启闭与坊门的启闭时间不一样。当时规定：日中击鼓三百下，市场开业；日落前七刻击钲三百下，闭门散市，停止一切交易。在市场内部，设有市署，由市令、市丞、录事等专职吏役管理市场交易，维护市场治安。市署要负责规划行、肆、铺、摊位的安排，要负责评定与检查物价，核定度量衡器，检察处理纷争、斗殴、扰乱秩序的行为。唐代长安有东市、西市，仅东市就有二百二十行。东都洛阳有南市、北市两个市，南市有一百二十行，三千多个肆，四百余片店。由此看来，商业活动是相当繁盛的，而管理也空前严密。至于民坊，则设有坊长(里正)，坊门由专人专管，按时启闭，凡出入不时、所携不物、衣冠不整、横行喧呼、径逾邪出、未报而用火者，都在查禁之列；居民不得向大街开门，平民与官府分坊居住，民坊与市坊截然分开。街坊中不得经商设铺摆摊及背负叫卖；城市除寺庙旗亭外，没有市民的公共娱乐场所。这样，尽管长安为当时世界一大国际都会，白天中外游人学子商贾塞巷填街，但一入夜，便万籁俱静了。这时，巡街御史、武候铺、各营卫士之轮值者，在每街每坊每角隅进行巡察、守候、侦查，发现可疑，立即采取措施。在如此严密而严厉的控制下，城市市民的生活秩序自然是平静的。中国从未发生过城市居民暴动，这是原因之一。唐人“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之诗句，所咏的“城市”，指“城里的坊市”，而不是今人理解的“城市”。
    六朝以来，城市规模与城市功能比此前有更大拓展，六朝故都的金陵千帆翔集，百业辐辏，成为古今有名的“烟粉地”、“销金窟”，便是一例；而地扼长江运河交汇口的扬州，成为唐代繁华都会的代表，更突显出商埠功能对城市的重要性，成都、荆州、鄂州、长沙、九江、苏州、杭州的崛起，同样得力于水陆商埠功能的发挥。
    隋唐乡村，依然是地主庄园为主体；但庄园主已蜕变成庶族地主，这与六朝庄园的门阀贵族身份相区别，他们在法理上是不能自处于基层政权的管理之外的；但庄园内部的管理与经营，依然是“高度自治”的。唐诗所反映的唐代社会生活，基本上是“地主庄园”的生活内容，真正反映城市生活形态的并不多。?
   （三）从唐中期（安史之乱后）起，经五代到宋辽金元时期，城市打破坊里封闭，建设“街市”，实行开放式动态管理；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自然村落正式形成，推行“保甲”编制。 
    这时的突出变化是封闭式城建的解体。安史之后，各地“坊市”纷纷被打破，商业都会获得发展的自由空间；五代后周政权，允许居民沿街设市，打破了坊市建制；宋初，依法拆除了坊墙，正式废除周秦两汉以来的“坊市”，开放了“街市”，变政治中心为多功能中心[政治、经济、文化、交通、教育、消费服务中心]，实现了城市功能的重大转型。张择端以其《清明上河图》记录了这一历史性跃迁。其后，东南沿海出现了一批以海外贸易为依托的城市如天城广府与刺桐，刺桐（泉州）更跃升至与亚历山大港齐名的国际商城。
    宋太祖登基的第三年，即建隆三年(962)，正式下令拆除坊墙，沿街允许开设店铺，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建体制。这时开封城人口达百万以上，城中沿街店铺林立，计有六千四百余家，一变秦汉隋唐时期居民区与商业区截然分隔的状况，实现了“街”与“市”的有机结合。京师与各地城市的营业时间，也彻底打破了周秦汉唐以来的“日中为市”的传统，日夜经营，有早市、晚市、夜市之称，而供各阶层人士聚会娱乐的酒律、茶楼、勾栏、瓦舍，夜间依然营业……?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便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空前的城市生活画面。京师坊、市界限的突破，带动了各地城镇经济生活的活跃，唐以来十万人口以上的大都市有十来座，宋代发展到四十来座，而且都实行坊市交叉配置法。洛阳为北宋西都，繁华略如汴京。扬州控扼东南水陆运输的要冲，商业尤为发达；杭州在北宋时已发展成东南第一州，广州更发展成东方大港；鄂州居长江中游，成都居长江上游(当时人们以岷江为长江主源)，都是商品集散地。南宋定都临安(杭州)之后，对旧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与扩建，使之成为一个有六十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人口达一百万以上。像汴京一样，临安城区建设，也采用了街市结合式：取消居民区的坊墙，允许百姓向大街开门，允许商贾在居民区经营，大街两侧可以摆摊设铺开商店。街道空旷处，江湖艺人可以聚众献技。供市民娱乐的勾栏瓦舍处处兴建；酒楼茶舍歌馆以至妓院，一个连着一个，日夜经营；展示着这个京城一派消费繁华的景象。
    汴京作为人烟浩穰之区，人物辏集，作伪百端，流氓无赖，横行于街巷之中，滋扰生事。一些游手好闲之徒设立美人局，用娼优作为诱饵，引诱浪荡子弟，趁机诈取钱财；至于“京师无赖辈相聚赌博，开柜坊，屠牛马驴狗以食，销铸铜钱为器用杂物”者更为严重。繁华的商业区，公共秩序十分混乱，一些商贩买卖货物，以假充真充好，骗取钱财，被群众痛斥为“白日贼”。靠商业为生的牙人也遍布东京，他们勾结官吏，侵渔百姓，哄抬物价，走私漏税，滋扰市场。一些官吏也常借助权势发财，他们相互勾结，在东京市场上形成一股强大的势力，有的武装走私，偷税漏税；有的贱买贵卖，牟取暴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记载：知青州资政殿学士王安礼，“在任买丝，勒机户织造花隔织等匹物，妄作名目，差兵搬担，偷侵一路商税，上京货卖，赢掠厚利，不止一次”。另外，商业区比比皆是的茶楼、酒肆为无技无能、好吃懒做的闲人提供了生存场所。?
    此外，茶馆、酒楼为了招揽生意，公开在店内安置妓女，以吸引顾客。安置妓女的茶馆，当时称为“花茶坊”。大的酒店有“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槽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一般酒店则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 由于安置了妓女，便有一些浪荡子弟，为妓女而来，追欢买笑，搞得茶楼酒肆乌烟瘴气，一片混乱。勾栏瓦子作为娱乐场所，也成为“庶士放荡不羁之所，子弟流连破坏之门”。(见《梦粱录. 瓦子》)纨绔子弟、市井无赖、闲散军卒，聚集于此，滋扰之事频频发生。

    南宋初，几万、几十万的北方灾民一批批流向江南、流入临安；中原地方贵族豪门三教九流 人士都涌入这个“临时都城”，于是流氓无赖，滋扰生事，大街小巷，怪事丛生。据《武林记事》等书记载，元宵佳节，满城笙歌，灯火繁华，车马阗拥，不可驻足。于是有无赖子执五色印，上刻“你惜你，我怜你”数字，专门打印在姿色年轻女子背上，羞辱游玩士女。奸黠之徒，设美人局，招引浪荡子弟，诈取钱财。有柜坊赌局，结党作弊，巧伪百端，勾聚赌徒钱物；有“水功德局”，以求官、觅举、迁转、交易为名，假借声势，坑骗群众。至于剪脱衣囊环佩，穿窬窃箱，更是不可胜数；而且结成团伙，“各有称首”。市场经营，也是“以纸为衣，铜铅为金银，土末为香药”，公行诈骗。牙人市侩勾结吏役，侵渔百姓，走私漏税，结伙生事。人们说“破坏尤甚于汴都”。——这类治安问题，是宋代消费经济、市井文化迅速发展的衍生物，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总之，五代以后，出现经济都会（商埠、产业），出现“专业街道”，有了公共生活设施（报时、水井、道路照明、集会场所…）、公共安全设施（消防、报警、负责秩序管理的岗、铺）、公共消费场所（饼屋、歌馆、酒楼、茶室、典当、妓院、赌坊）、公共文化娱乐场所（勾栏、瓦舍、街头表演场）、公共活动场所（街市、庙宇、赛会、游乐）、公共服务场所（如理发、沐浴、厕所、出租交通工具车马舟船轿、出租宴会餐饮器具、出租婚丧嫁娶仪仗之类）；还有公共[自由]择业场所如手工工场、服务业行业之类。从此，消闲性、游乐性节日活动与群体聚会日渐增多增大增广。城乡生活形态激烈分化。北宋汴梁（开封）、南宋临安（杭州），还有扬洲、泉州，是当时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与经贸交通中心城市的两种典型代表。这样，周秦汉唐的“坊闾封闭、静态管理”过时了，于是政府实行分厢管理，街道上先后设置了厢公事所、军巡铺与防隅巡警，成立了专责消防队；居民户以街道为单位编号登录，实施“开放式动态管理”。城市经济的统帅作用得到强化，巨额的商品外贸，也必需以广大乡村腹地为依托。城乡命运的关联，从来没有两宋这样密切。
    此时，以自耕农为主体的自然村落正式形成，推行“保甲”编制。乡村生活以小农之家的自然聚居为主轴，形成自然村落，散布于有农田的地方。但纯粹依赖种植大田作物为生的农民并不多，大量民户都有“家庭副业”，不仅沟足自身需要，更为国家工场、外贸企业提供源源不决的初级产品，支撑了大规模特业城市的生存。唐诗、宋词与传奇、话本中，有这种社会生活形态的生动记录。
   （四）明清时期，城乡经济分趋，市民运动兴起  
    明代城市出现“市民阶层”。以特色产业、规模产业为依托的城镇星罗棋布。城乡生活形态进一步分化。农村务农为主，但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家庭副业、家庭手工业（如编织业）发达起来，作为农业经济的补充，也作为城镇“工场手工业”的后备而存在，构成城乡间的新的经济纽带。明人小品、传奇戏、小说、笔记文反映了这个时期新出现的生活面貌、社会变迁。
    明代城市突出点是布局上的大幅展开。东南沿海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松江、广州，佛山镇、武昌镇、景德镇，都以生产发达、市场繁荣著称于世。松江府投放市场的棉布“日以万计”，苏州“郡城以东，皆习机业。”景德镇“广袤数十里，业陶数千户……万杵之声殷地，火先烛天，夜令人不能寝。”这个时期，造船业、丝织业、棉纺业、制茶业、制瓷业、矿冶业、制盐业等行业高度发达，并在相应地区形成相对密集的特色产业，以中心都会为核心，带动广大农村腹地，汇成一种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生产者、经营者们在比速度、比产量、比质量、比营销、比运输、比信息、比技能的大规模兢争活动中，早已突破自然经济状态下个体经营、封闭保守的千年旧习，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联结的利益共同体，出现了以私营作坊、手工工场为基地的劳动力密集组合和以行会为纽带的利益集团。它们拥有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异常”，都直接牵动广泛的产供销系统而作用于整个社会。密集的劳动群众，自然会产生新的政治要求，新的生活要求；加之大量失业农民进城谋生，在“出卖劳动力”的新型雇佣制下正在向“产业工人”蜕变，这些一无所有的人被高度组织起来，机器设备成了他们的生存依靠，对社会经济变动保持着极度的敏感；他们最善于作有组织有目标有计划的群体斗争；到明代中叶便已形成一股强大的时代冲击波，震撼着封建统治秩序。这是社会公益社会正义社会舆论形成的经济基础，因而构成历代以单门独户为管理对象的“旧式治安体制”所难以对付的新生社会力量。
    同时，城市经济发展后，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除工商产业外，社会服务性行业更见兴隆，赌场、妓院、酒楼、茶社、戏馆、饭庄、旅店、当铺、银号、柜坊…….应有尽有，不应有的也都孳生出来了，它不能不深刻地改变城市生态与市民心态，人们的生命追求、审美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物欲的膨胀随着少数人财富的高额积累而呈几何级数的上升，也不能不加剧社会的不平衡而带来社会成员间的激烈冲突；而活跃于消费经济、消费文化中的幕僚政客、文人士子、师爷家丁、奸商牙侩、江湖艺人、闲散军卒、社会流民、帮闲伙计、僧尼丐帮，又构成了城市生活的另一股势力，他们成份最复杂、思想最易变、行为最敏捷，而破坏力也最明显，成为孕育新型治安事故的温床。
    明代城乡经济分趋明朗化，大型工场作坊向城市集中。当时，基层110户为一里，其中选丁粮多者十户为长；其余百户组成十甲，各有甲首。每年由里长与甲首一人统管一里一甲公事，十年轮换一遍。在城以坊为单位，在郊区以厢为单位，在乡村以里为单位，编制户口籍册，一式四份。一份黄册，上报户部，其余三份分别由布政使(行省)、府、县保管。各地的里甲长要协同“乡里老人”和弓兵，盘查过往行人，捕获逃军逃犯，查禁私盐，维持地方治安。地方武装组织有乡兵、乡勇、土兵、民壮等名目，由本地官绅率领操练，遇警调用。各地乡兵皆有专长技艺或习用兵器，是镇压农民起义与少数民族起义的工具。明末崇祯帝就调用川军、辽军镇压过李自成起义，比正规军有用。戚继光为了抗击倭寇，也曾训练乡勇矿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强化对社会基层的政治控制，明代在王阳明的倡导下，在南方还推行了《十家牌法》。以十家为单位，要求每家门前置小牌，上书人丁若干，注明身份(某官、某职、某差役或习某技艺，作何生理等)，田产、租赋、家庭人口、有无残疾、是否在家、缘何外出等情况，审核确实之后十家汇总编成一册，留县待查。每十家要自报本甲内平常有偷盗不轨行为者，记名于《舍旧图新簿》，待改正后，同甲之人具保，才能入“正册”。不报者同甲之人均有连带责任。同甲之人，每月酉时各家照牌轮流查察，查察有无去向不明的人，防止来历不明者投宿。平时要劝止争讼，催征赋税，联防联保。除与保甲法相辅而行的《十家牌法》外，王阳明还搞了一套《乡规民约》，要乡里民众一体遵依。立约之人，定期集会，审议合约成员中“彰善纠过”事宜，而且规定了一套近乎宗教仪式的繁琐礼仪，目的只有一个：“灭心中贼!”王阳明说：“灭山中贼易，灭心中贼难。”他要从思想上、精神上泯灭群众的任何反抗意识，维持明政府所需要的统治秩序。
    清代延续了明中后期的城乡分离局面。以特色产业为依托的城市、以水陆交通为依托的商埠和以军事驻屯为目的的卫镇，遍及全国。这在内地愈见其发展之势，以“驿”“铺”“镇”“卫”“所”“集”“寨”“营”“屯”“店”命名的小市镇越来越多、越来越密集，象征着社会的发展。
    明清追求经济收益的商品性生产和省际经济交流的展开，这丝毫不比欧洲的“国际贸易”逊色。这里，起带动作用的是棉业的兴起。棉业是清代新起的行业。棉作不适宜也不需要占用像粮食那样多样而大量的地亩。明代后期，初步形成华东、华北、华中三大优势棉区的雏形。清代粮食和棉花构成了一对可以相互替换的产业项目，这加快了棉作向优势产区转移、集中的过程。于是，棉花棉布的集中产区（如江苏等地），就能以所产棉制品与粮食的优势产区（如长江中上游省份）进行跨省区的互相交换。到18世纪，这种跨区域的比较优势互相交换的经济格局终于形成。这是以前历朝都未曾出现过的。它在不增加耕地、肥料甚至任何投入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布局的调整，即可扩大可能性的生产地域，提高社会的总体收入。它是对土地的深度利用。清代的珠江三角洲、东南沿海、四川盆地，以及华中、华北棉区的中心地带等处，人口在高速度地增长、生产上却不再依赖土地的扩大垦辟，而仰赖于土地深度利用的水平之提高，如种植高收益的经济作物。它们在保持粮产优势的同时，开辟一定规模的新的优势产品；或干脆代之以高产值的经济作物。这类地区显示出清代农业的一个主要成就，代表着近现代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对于欠发展地区来说，其主要的困扰不是粮产不足，而是粮价低廉、销路有限，又没有新的优势作物可供发展。应该指出，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与这种经济格局有着直接的承续关系，它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必需指出：西方世界史上，连西欧境内数国之间16—19世纪间有限的商品流通也被作为“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来夸饰，其实无论其流通的幅圆、频率、质量、规模，从哪个角度也赶不上南宋，何论明清！要知道：西欧列强的疆土总共不过200万平方公里，也不过就相当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己；况且还土邦林立，不存在大范围的物资调度与调控，匮缺限制了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   
    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不仅可以到粮食生产以外的经济作物中去寻找（如烟草、桐油、漆、蜡、胶、香料、草药、苧麻、染料），也可以到农业以外的工业发展中去寻求。当然，这是指“传统工业”而言，明清的矿冶业（采煤、连同铁器、五金）、制造业（连同造船）、制盐业（连同茶、糖、烟、酒、酱、榨油）、丝织业（连同棉纺、麻织）、印刷业（连同造纸、出版）、铸币业（连同金币、纸币）都已是世界一流的产业。《天工开物》被法国人视为“帝国工业的百科全书”，绝非偶然。
    明清时期，传统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它依靠一种广泛而分散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当时世界三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工业产品需要。特别是清代江南出现了一个相对集中的、以工业所得为主要收入方式的“传统工业区”。这里农民的最后收入表现为工业产值（如出售纺织品所得）；其工业收入远远大于农业部分（请比较纺织品所得与出卖棉花的收入）。因此工业在这里已不是所谓“副业”，而是主业；其经济重心也不在农业，而在传统工业。其收入之高，使得在这类地区出现了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它展示了经济发展的又一个现实可行的途径，即发展“乡村工业”，揭示出土地对于人口承载量作几何级数增加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清代国民经济的上述发展，表明中国在清代已超出基本食用品的“产品生产”阶段，而跨入更高的经济阶梯，即全面发展经济，在工业发展中谋求出路。这样看来，中国的“工业化”要求，便不是19世纪中业以后由外国传入，更不是20世纪晚近才有的新鲜主张。它是立足于本身历史发展的既存事实，至迟在18世纪便已经启动了。
    在数千年历史里，中国持续地维持了经济的不断发展。至18、19世纪之交，更以占世界不足十分之一的有限耕地，养育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经验当然具有世界性和超时代性的价值。今天，中国人如果要迎头赶上世界先进囯家，是不能不首先“认识你自己”的。
   （五）清末民初，向近代城市转型，培育新的社会结构  
    清末以降，我国实现了又一次“城市转型”，向近代城市的重大转型，它发端于西方殖民地在“开放口岸”城市、“使馆区”、“租界地”的市政改造，起步于洋务派在上海、武汉、长沙等地的“市政建设、市政管理”之更新。这时，上海、武汉、长沙、九江等地相继有了由现代建筑、商号形成的宽阔街市、行道树、路灯，这些是近代城市的标志性景观。从此，中国城市有了自来水、现代公交车、现代公厕，有了邮政、电灯、电话、下水道、消防站、垃圾站，有了大型商场、大型旅馆、大型游乐场，又有了游艺厅、电影院、戏院、公园、体育场、大会堂、公共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之类。这时，“上海滩”报人满街跑、买办处处有，操“洋泾滨”英语者比比皆是，兴中会、光复会相继成立并积极活动起来，以留学生为主干的新型知识分子队伍也开始出现。更新鲜的是有了新的产业，“大型工厂”、“大型公司”成了“现代城市”的“身份证”。
    城市市政面貌的改观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城市新型管理模式的出现，新生社会力量的出现，新型职业群体与新型社团的出现，以及近代产业与产业经营思想、经营理念的兴起与扎根。产业家队伍与无产者队伍的开始形成，这才标志着“城市领导乡村”的时代的真正到来。
    这方面，不妨以上海为例说明之。
    1901年1月29日，避祸在西安的“老佛爷”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要求大臣“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回当革，当省当并”提出建议，下决心“预备立宪”。她连续下令，要求“兴学校以广教育、办巡警以保治安，行自治以申民权，练新军以固国防”。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要举办学务、卫生、巡警、善举、筹款、编查户口等。其变法之深度、广度、速度与成效，都超过了三十年洋务运动与1898年的百日维新（按：“洋务”也是她本人于1875年咸丰帝死后、全面听政时启用李鸿章而推动的）。此时出现了上海地方自治组织、湖南地方自治组织、武汉、天津自治局等，他们均有实绩。其中，上海“工部局”做出的成绩最为显著。
   “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立于1905年10月。因本地精英李钟珏、叶佳棠等有见于租界管理之善而发起，经苏松太道（即俗称之“上海道”）袁树勋之核准而成立，其领导集体“议事会”、“参事会”成员（76人）耒自市区各善堂、书院、警务及各铺段董（商人），由投票公推组成。它是上海商界、学界的自发组织，是“地方精英权力的制度化”。按照核准的批文：“所有马路、电灯以及城乡内外员警一切事宜均归地方绅董公举。”开办不到两年，即办成了填河、筑路、电灯、水厂等公益事宜，部分地段设置了警察，成绩卓有可观。随之又扩大了参事会，各善堂、助学所、南市商会、北京商会、地方自治研究会、地方公益研究会、东南城联合会、西北城联合会均各举职员参加。这又大大促进了上海新生力量的成长。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有名的产业家有：祝大椿、朱志尧、虞洽卿、严信厚、孙多森、王一亭、朱葆三、徐润、曾铸、沈缦云、朱开甲、苏本炎、于城等人。
    宣统元年（1909年6月16日）公布《城镇乡自治章程》，工程局自愿办理“选举局”之任务，通过上海市选民的公选，转型为“自治公所”，这就纳入了清末立宪新政的轨道，成为推行自治的机构。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经沪军都督府同意，成立了“上海市政厅”，主要领导成员即由“自治公所”转制而来。它主办过一次“临时选举”，两次“普选”。李钟珏任市民政局总长后，其重要举动即是下令拆除了上海建筑350年之老城墙。他把墙基修成了公路，城砖用于砌城内河道的硬岸和城中的下水道。
    上海拆墙之举是近代史上城市转型的标志性事件。拆墙，使上海完全摆脱了“旧城”的感观。上海城建于明嘉靖年间，周长9里，城内居民20万。光绪三十二年正月（1906.2.19）工程局李钟珏、郁怀智等提出拆城之议，引发争议；反拆派认为不利于治安，地方士绅曹骧等人说：“城内地方辽阔，员警既未大备，又无租界之团练兵舰严密保卫，如无城墙保护，奸贼更易生心，后患何可胜言。”反对拆城以保家园，既防法租界乘机扩界，又防所谓窃盗奸民；但他们不反对“多设员警，清洁街道”。争议双方逐级上书至苏松太道、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最后经过协调，双方达成妥协：增开城门、修筑马路，保留城墙----但终究还是被完全拆除了；而“修筑马路、拓宽街道”等举措，也成了仿效者武汉城之市政改造的首发之举。
    以上简略回顾了中国城市数千年变迁史，总的说来，中国城市生态与城乡政治经济关系，都不能也不应该用西方眼光去观察，应该有中国人自己的阐释，西方那种出发于“黑白二元对立”观下的“城乡对立、体脑对立、工农对立”说，在中国是没有立论基础的。中国规划网北京5月1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