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

　　一部重要的著作是否会被视为某一领域的经典之作，一个重要的指标可能就是当一部新的著作出现时，评论家是否会急于把它作为衡量新来者的标准。在城市史领域中，刘易斯・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无疑是这样的经典之作。值得警惕的是一种由此而产生的情况：有些评论家会把它从衡量的标准变为赞美新来者的套语，这更是某些广告商经常使用的手法。拿起约翰・里德的《城市》（郝笑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后很快就看到印在封底的这句话：“这是一次对城市为何以及曾经为何的全面探索，完全可以比肩于刘易斯・芒福德1962年的经典之作《城市发展史》（TheCityinHistory）。”警惕的念头马上油然而生，急于想证实的首先就是这种评价的真实可靠性。从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来看，这句话出现了一个错误：实际上，《城市发展史》出版于1961年而不是1962年，我想这是芒福德的真正阅读者们不容易搞错的。一个很小的错误更加深了我对它的怀疑，这是否也可以用来说明对“书皮党人”应有所警惕呢？

　　实际上，即便只是匆匆读完里德的这本《城市》，我认为它的确是一部很不错的城市史著述，尽管我不会轻易地把它在学术上的地位与芒福德的那本相提并论。作者在书中对芒福德的研究多有引证，同时也试图提出自己的看法，而在他这样做的时候，经常也是建立在综合其他学者的观点的基础之上。比如关于城市的产生是促进农业生产进步的原因而并非其结果（第16、26页），表现出很谨慎的态度。由于该书完成和出版于2004年，作者对城市发展问题的观察和研究也很贴近今天的现实。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他们的政府都趋同一致地认为，城市是经济增长的启动中心，他们以为这种增长更容易获得外国投资者的青睐。许多国家的发展计划都致力于优先投资建设大城市的环境，力图吸引跨国公司的注意。大量的钱财花在政府办公楼、会议中心、豪华旅馆以及其他面子工程上，而像卫生保健、安居工程、水电供应或适当的下水系统等基础需求，却只得到极少的关注。”（第188页）关于城市居民与政治的关系，里德也说得非常准确：“残酷的现实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城市居民虽然在人口统计上占了大多数，但是他们没有一点政治影响。”（第191页）这些都是城市政治史的重要问题，可惜的是在我极为有限的城市史阅读经验中，类似的专门著述还是比较缺乏的。像迪耶・萨迪奇的《建筑与民主》（与海伦・琼斯合作，李白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7月）、《权力与建筑》（王晓刚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以及卡斯腾・哈里斯《建筑的伦理功能》（申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4月，尤其是该书的第四编“建筑和社会”）那样的著述会对我们思考当代中国建筑的政治叙事大有启迪，然而在城市史研究中，关于城市规划的权力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城市生活中的公共政治问题与城市史的关系等等，毕竟与仅从建筑的角度来观察有所不同。在里德的这本书中，第十八章“变通的政治”从提高城市住房福利、消除贫困的角度切入了城市公共政治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到做得较好的是瑞典的城市规划与发展。在社会民主主义路线下，瑞典在二战后沿着中间道路执行社会重建的国家计划，其城市总体规划就是以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为核心。但是作者也指出了一种变化的趋势：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越来越不满于平等的、然而却失去了个性的城市规划。

　　里德在最后一章论述城市与生态的关系，指出了不少存在于普通人认识中的误区。例如城市生态与其周边农村比较起来并非都是消极的、负面性质的，如树木种类、植物的生长速度等实际上都是城市优于乡村；又比如他在指出了城市所占有的巨大到不成比例的生态资源之后，认为不能把城市看作人类所犯错误的根源，甚至在这个问题上对芒福德也有所批评。他在看到城市的巨大弊病的同时，也看到了城市的未来；他在全书最后说的一句话是：“毋庸置疑，这个世界仍不完美。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城市是解决的手段，而不是麻烦。”他以此回应了在前言里提出的问题：没有城市，我们能否存在？

　　多年来，阅读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倪文彦、宋峻岭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10月。值得一提的是，该中译本初印只有2230册！），总与我对广州市的城市改造、旧城拆建等城市公共问题的关注与批评密切相关。最近公布的广州旧城改造规划极为惊人：在十年内完成对约五十四平方公里的历史旧城的拆迁改造，涉及六十万人口的拆迁、投入超过一千亿元的真金白银……这样大的改造规模在中国当代城市史上是少有的。十年后广州老城安在？多少老广将会倚栏看剑泪湿青衫？这些揪心之问都使人难以释怀。芒福德把人类的命运与城市的文化价值观紧密相连，这种观念的基本核心是：人类凭借城市作为阶梯，一步步地提升自己、丰富自己；人类的城市要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物为鲜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我认为，从神的文化到人的文化，关键的相通之处是敬畏、升华和爱，而这正是在我们的城市改造中最被忽略的价值观。

　　肯尼思・科尔森的《大规划――城市设计的魅惑和荒诞》（游宏滔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2月）中译本封底又出现了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不过这次要显得比较有深度――认为《大规划》是在精神实质上类似《城市发展史》，同时提到的还有另一部也被公认为经典之作的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5月）。这里所谓的“精神实质”具体指的应该是科尔森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对城市的精神品质的关注和研究，从人类对城市大规划的热衷追求中揭示出人类无法实现的空想的性质，以及城市大规划的荒诞与破坏性，自身所包含的自我毁灭机制。从基本观点上看，科尔森的思想路数既来自于芒福德、雅各布斯等经典著述，同时也来自于对人类的思想、概念与现实之间的悖论的洞察。科尔森在书中经常引述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的观点，并进行评述。“导言”部分的开头花了很大篇幅讨论那两部经典著作的异同点，尤其是在规划问题上的异同点，给人的印象是他会在规划问题上奉行折中主义的方法，他说：“我坚信有一种折中的办法能同时给芒福德和雅各布斯两人以荣誉，同时我也希望接下来的事就是使《城市发展史》和《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能够同时被研究。”（第13页）

　　我认为与芒福德相比，雅各布斯的批判性特点更为鲜明。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导言”中雅各布斯表达了对处于正统地位的城市规划理论的不信任与不妥协的批评态度，并且表达了对于研究城市如何运作的真实过程的强烈关注。作者深恶于城市规划者大权在握，却对真实的城市一无所知，认为他们走到了“最大破坏力的极端”（第12页），这是对于城市规划者最直率的批评。她主张让城市拥有多样性和自然萌发的活力，让老建筑在新生活中继续发挥迷人的魅力，让人行道成为安全的、有助于人们自由交往的生活舞台――所有这些，不正是我们今天在老城改造的宏大规划交响乐的压制下力图发出的声音吗？目前世界上许多老城历史环境保护与发展经济都有比较成功结合的先例，如伦敦地区有八百多个历史保护区，像考文特花园、圣保罗大教堂区域等都是在保护与变化中取得较好的平衡规划。这些规划往往是在长达数年或十余年的时间中由英国遗产保护机构、各种民间团体、开发商、民众、建筑界和政府反复协商、不断修改而形成的，例如圣保罗教堂区的旧城改造方案前后经历了近一百次的修改才得以完善。这些成功的改造其实正是印证了当年雅各布斯的信念和理想：充满活力、多样化和用途集中的城市孕育的是自我再生的种子。中国规划网北京3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