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 唐茂华

 

　　摘　要：本文从生产性城市空间的发端、农业经济的转型、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揭示了东、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差异性，并将之同中国的实际做比较，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既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作为东亚国家的地区性特点，还有与他国不同的大国特殊性。为此，需要审慎的分析，来探索建基于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模式。

　　关键词：城市化　　生产性城市　　农业经济　　城乡关系

　　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而在近现代出现的人口和产业变迁的一种社会现象，由于工业化、城市化发动的具体条件和背景各不相同，东、西方的城市化进程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为此，这里选取西欧国家（英、法）和东亚国家（韩、日）进行比较分析，审慎地辨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于城市化问题的认识，尤其是避免削足适履，把建基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范式作为唯一典范和一成不变的必然结果硬套到中国实际之中。

 

　　一、东西方城市化进程的差异性

 

　　1.生产型城市空间的发端：工业村庄抑或其他

　　伴随现代经济发展而来的城市化的直接表征是商业城市，更重要的是生产性城市的扩张，这是与早期宗教城市、行政城市完全不同的。工业革命以前的传统城市与王权、宗教和安全密不可分。诸如，美索不达米亚社会中，祭司阶层牢固掌握了物质世界的统治权，他们以神的名义控制了河渠、所有重要的剩余农产品的仓储和分配；在埃及，法老掌握绝对的控制权，并自称为神。前者围绕城市生活和一套恒久的宗教体制运作，而后者以王室为中心。中国农业时代的城市以政治行政管理功能为主，“城”的分量不仅大于“市”的分量，而且“市”的部分明显从属于“城”的部分。这些传统城市都是以绝对权力为基础，通过强制性贡赋等形式来维持城市运行，而现代城市则建立在以交换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手段之上。

　　但是现代生产性城市的发端并不尽然相同。英、法等西欧国家的现代城市是在原工业化时期“工业村庄”和传统商业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具有原发性特征。但是，以韩国为代表的后起工业化国家并非如此，其民族工业的兴起几乎与原工业化不发生联系，早期的城镇集聚地多是地方行政中心，外贸和市场中心发育滞后。韩国现代城市空间仍主要集中在这些传统行政城市（首尔地区）和沿海开放地区。由于政府在促进产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政府往往集中有限的公共资源于大城市的发展，这就必然导致了大城市的优先发展，而不是像西欧国家那样工业中心是从“工业村庄”到“工业城镇”，再到“工业城市”的自然演进。由此也导致了韩国首都地区人口的过度膨胀，这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为此，需要在分配城市公共投资方面与城市发展阶段相适应，在经济发展的中、后期阶段，政府应把相当大的一部分投资分配给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发展。

　　2.农业经济转型：资本主义农场抑或小农经济的延续

　　城市化的直接结果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以及由此而来的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这普遍存在于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农场作为英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单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小规模农场持续减少，直接向资本主义大农场转型。法国尽管小农经营持续时间较长，但农场经营规模仍持续扩大，特别是5公顷以下的小农庄大大减少，基本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目前，欧盟地区农业户均经营面积达20-30公顷，美国家庭农场经营面积更是达到250-300公顷。与欧、美地区不同，东亚地区的农户经营面积要小得多，尽管如此，随着农村和农业人口的持续减少，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也有所扩大，韩国户均耕地面积从20世纪60年代的0.8公顷提高到目前的1.39公顷，农业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因此，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强化是一条普遍规律。

　　从经营方式来看，农场经营有两种，一是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进行生产经营和管理的家庭农场，二是农场主雇工经营的经营性农场。即便是英国，也并非始终是经营性农场占据主导。在雇用劳动力价格低廉和农产品市场繁荣时期，17世纪中叶以后30公顷以下的农场不断减少，100公顷以上的大农场显著增加，大农场的雇佣经营处于有利地位。此时，农村社会出现分化，小部分成为农业资本家，其他则沦为工资劳动者。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低落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雇工式大农场制度走向衰落，自有自耕或部分自有加租佃耕作的中等规模的家庭式农场逐渐占据主导。至今，英国80%以上的农场没有雇工。同样，法国的家庭农场始终占据主导，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的农场经营。在东亚地区，由于土地面积较小，自耕农的小农经营占据主导。不难看出，不论是大农场经营的欧美，还是小土地经营的东亚，尽管经营规模迥异，但家庭经营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所不同的是，前者以较大规模的家庭农场为主，后者以较小规模的小农经营为主。也就是说，尽管农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伴随工业化、城市化而来的农业经济转型并不必然是欧美的大规模农场，在东亚地区则共性地表现为小农经济的延续，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地区因素所决定的。

　　3.城乡关系：一元紧密联系抑或二元分割

　　在西欧，由于工业化的原发性特征，生产型城市是从工业村庄孵化而来，具有渐变的特征。特别是英国，“工业村庄→工业城镇→工业中心”的城市化过程与“农村人口减少→农场经营规模扩大→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现代农业和农村同步转型并行不悖，由此城乡之间呈现一元紧密联系的特征，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并未出现，即便是城市化进展缓慢的法国也是如此。

　　与之相反，在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经常是一种局部性或地区性现象，往往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二重性。韩国在工业化发动阶段，尽管也十分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主要资源还是用于支持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同样，自明治维新日本开始现代化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德川时代的村落共同社会依旧保持着封闭的共同体性质，此前的现代化和产业化还只限于城市，几乎没有渗透到农村。根据库兹涅茨的观点，农业要为工业提供产品贡献（包括粮食和原料）、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包括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和外汇贡献。但实际上，韩国农业基础较弱，农业主要是为工业增长提供所需的剩余劳动力，其所提供的产品、市场、资金贡献都极其有限。相对而言，日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一定的剩余资金，但农业被过度汲取后，其市场贡献仍十分有限，为此主要通过“出口导向”开拓国外市场而非依赖国内市场。总而言之，西欧国家走的是一条城乡、工农同步发展的道路。而相对而言，后起工业化国家则走的是一条先工后农、先城后乡、先生产后分配的转换之路，是一条“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之路。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

 

　　二、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比较及启示

 

　　以上的分析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为中国城市化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历史和跨国视角。对比这些跨国经验，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必然也不先验地遵循某一固定的经验化程式，它既有后起工业化国家的共同特征，也反映出作为东亚国家的地区性特点，还有与他国不同的大国特殊性。

　　（一）作为后起工业化国家，中国具有赶超型城市化的一般特征

　　中国具有赶超型城市化的一般特征，尤其是其生产性城市发端于传统行政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这就为解读“二元结构”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先行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具有一元自然演进的特征，表现为城乡、工农的同步转型，而后起工业化国家则与之相反，是“强制”的结果。为了赶超先进国家，工业化不可能从内部自然产生，后起国家往往先集中主要资源和财力于大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形成“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的发展战略，这种“先生产后分配”的发展战略不可避免地为城乡收入差距、工农发展不平衡等二元结构问题埋下隐患。从这个角度来看，二元结构并非中国的特殊问题，而是经济赶超战略的结果。这种二元结构既表现在城市结构（大城市过度膨胀，如韩国首都圈）上，也表现在城乡结构（公共投资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资源的过度汲取）上，为此，适时消除“城市偏向”的发展战略，形成支持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发展的发展战略仍是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

　　（二）从扩大外部需求来看，大国经济是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特殊方面

　　农村大量过剩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仍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内容，在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中，城市就业机会的增加以产品需求的扩张为基础，从跨国经验来看，无论是英国的海外贸易还是韩国“极端”的出口导向战略，都表明了海外市场对于发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性。然而，这不可避免地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分依赖海外市场需求，容易受到国际市场的波动，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以韩国为例，其经济高增长伴随着高波动，1966年韩国经济的增长率为12.7%，1967年即下降为6.6%，1969年再次上升为13.8%，1970年又下降到7.6%。二是初级产品出口不仅不利于优化贸易条件，而且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和恶性竞争。为此，韩国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起，逐步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是采取了一种模仿小国经济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经济总量大国和出口大国所面临的市场处境并不尽然相同，2004年中国外贸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外贸依存度也随之跃上了全世界其它大国无法比拟的高度，而其他经济大国（日、美、英等）外贸依存度则通常很少达到30%。为此，这就注定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必须和小国经济有所差别，不能仅仅依靠国外市场，需要建立自我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挖掘内需来增加为国内服务的市场需求，增加就业机会以加快城市化进程。

　　（三）作为地区性因素，小农经济的困局仍是中国城市化的重点和难点

　　劳动力的转移并不是城市化的全部内容，与劳动力转移相对应的农村、农业转型是城市化进程的另一重要面向。我们已经知道，与传统观点相悖，经营性资本主义农场只是历史上出现的偶然“片断”（英国工业化早期），家庭农场才是经营常态。而作为地区差异，西欧和美国的经营面积要大得多，东亚地区的农户经营面积非常小，特别是中国，这就形成典型的小农经济形态。因此，建基于英国经验的农村社会分化（农业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显然不适用东亚社会。

　　在日、韩、中为典型代表的东亚国家中，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动的早期阶段，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为城市和非农产业提供刘易斯所说的无限供给的“不变制度工资”劳动力，此时农村人口兼业的条件较为恶劣，兼业也是作为农村生活的一种补充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仅靠兼业收入即可维持生活，由于单纯农业经营获取的收入十分有限，农业仅作为次要部分或作为资产来拥有。以日本为例，1960年专业农户、一类兼业农户（以农业为主的兼业农户）、二类兼业农户的比例（以兼业为主的农户）各占1/3。到了2000年，这一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专业农户和一类农户迅速减少，二类农户急剧增加到67%，已非真正意义上的农家了。由此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主要是妇女、老人等家庭辅助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呈现劣质化（接班人、继承者不足）和空洞化。其根本症结在于农业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人口急剧萎缩，但与之相对应的农户数却仅是缓慢减少，这就限制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化，这既是日本、韩国当前面临的共性问题，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可能面临的小农经济困境。

　　以上通过回顾英、法、韩及日本等国的跨国史实，并最终同中国的特殊国情形成对比，从而将中国城市化进程所面临的背景从后起工业化国家、大国经济和东亚地区属性三个方面予以分解，既从历史和跨国经验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示，也揭示出中国城市化所面临的特殊性，这些都需要我们审慎的分析，来探索建基于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模式。中国规划网天津3月13日电

 

 

　　参考文献

　　1.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

　　2.富永健一：《日本的现代化与社会变迁》，李国庆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

　　3.李恩平：《韩国城市化的路径选择与发展绩效》，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年。

　　4. 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等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

　　5. 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

　　6. 米盖尔：《法国史》，蔡鸿滨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7.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8.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张胜纪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

　　9.菲利普•潘什梅尔：《法国——环境、农村、工业与城市》下册，漆竹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

　　10.Lewis W.A.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1954， 47（3）： pp.139-191.

　　11.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ory and Reality”， General Report “A”. Themes in the Eigh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Congress. 1982， P. 80.

　　12. Mendels，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1972）， p. 24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