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自20世纪60年代英美各国大规模开展城市中心改造以来，有关参与者的关系及其相互冲突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和一直在争论的课题。在西方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大量文献已经涉及或直接研究了这个课题的许多方面1-16。

　　尽管中国近年来城市中心改造中的参与者冲突有加剧的趋势，但人们对这一课题的各方面研究却还比较少。根据建设部的官方数字，仅2003年前9个月，该部就已经记录在案了各地的4820次（封）关于城市改造的群众上访和来信。尤为令人担忧的是，当一部分拆迁户感觉自己的愿望没法达到时，他们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一些悲剧已经发生[1]。对于这些我们不愿看到却客观存在的现象，一些新闻工作者在第一时间展开了有关调研和报道。这些报道，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导致有关冲突（悲剧）的各方面原因17-19。但是，从理论探索的角度看，有关结论从整体上说还是比较粗犷、有限和分散的。为此，作者希望通过本文不同程度地回答以下问题：

　　基于对现有国内外文献的综合，如何从理论上解释目前中国城市中心改造中的参与者冲突问题？

　　基于对现有国内外经验和理论的综合，在这些冲突中，公众、理论家和规划专业本身期待规划师能起到什么作用？

　　除了新闻工作者，其他人士（尤其是规划师）是否已经对这些冲突有所反应？如果有，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对照目前人们（尤其是规划师）的反应和人们期待规划师发挥的“理想化”的作用，两者是否有区别？如果有，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区别？

　　本着上述目的，作者将首先明确定义城市改造参与者、城市规划师和城市改造中参与者冲突，作为探索有关问题的起点。随后，作者将回顾和对比中西方现有的、关于城市改造中参与者冲突和规划师角色的有关文献，作为回答上述4个问题的理论支持。有了这些理论准备之后，作者尝试着回答前述问题并讨论了未来研究的方向。

    1 定义

　　虽然本文涉及的城市改造参与者、城市规划师、参与者冲突等并不是什么生僻的概念，但是为了避免因为有关概念的模糊，而造成阅读本文的混淆，作者还是首先重新明确定义这些贯穿全文的概念。

    1.1城市改造和城市改造参与者

　　在本文中，城市中心改造的过程被认为既是一个空间分配和空间再分配的过程，也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更加适宜居住和工作的、有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凡是参与这一过程的拆迁户、开发商、政府部门、社区组织、专业人士（例如下边提到的城市规划师）、公司（如地产开发公司）和团体（如非官方的民间团体）等都被认为是城市改造的参与者。

    1.2 城市规划师

　　在本文中，城市规划师（或简称“规划师”，下同）主要指的是那些协助开发商和政府制定有关城市改造政策、方案，并协助后者实现有关公共参与、推动决策、方案实施的专业人员。同时，为了方便跨文化、跨部门和跨国分析和讨论，作者假定：

   （1） 虽然规划师在不同的国家、社会环境和部门工作，但是他们工作的终极目标都是创造一个更加公平、方便工作、适于生活和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单元（尤其是城市）。这一目标的界定，保证了研究规划师在城市中心改造中的作用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2）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公众对规划师的作用有某些相同的期待。如果这一假设成立，我们就可以把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公众对规划师期待的部分作用进行相互比较和“移植”。也就是说，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我们假设如果外国规划师在缓解参与者冲突方面能有所作用，那么中国的规划师也应该起到类似的作用。

   （3）在不同的环境下，规划师的作用，至少有一部分是不受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体系等因素影响。提出这一假设，主要是保证从国外“移植”过来的公众期待的规划师的作用，不会因为社会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差异，而变得没有意义和讨论的必要。例如，各国的公众也许都希望规划师能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引导不同参与者认识、参与和影响有关城市中心改造的决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如果国家不能从制度上和实践中保证规划师能合法代表非政府组织和政府进行协商，那么在不同国家之间讨论“移植”规划师在协助建立社区组织、利益团体、代表有关民众和政府进行据理力争等方面就变得没有多大意义。

    1.3 城市改造中参与者冲突

　　城市改造所分配的空间（或等价的经济利益），是一种稀缺资源。同时，它也具有排他性，即某一参与者对空间的占有和使用，将减少其他参与者分享的机会。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发生的多种形式的为争取空间（自身利益）的参与者之间各种形式的对立，本文都认为是城市改造中参与者冲突(Conflicts)或其征兆（Indicators）。冲突不一定是暴力性质的，它们也可以表现为一类参与者对另一类（些）参与者的不合作、反对，或者一类参与者对另一类（些）参与者采取极端行为（如自伤、自残乃至自杀）谋求全社会对有关问题的重视等。

    2 参与者冲突：根源、解释和规划师作用

    2.1西方的观点

　　在前言部分，作者就已经指出，西方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城市中心改造过程中参与者冲突（关系）的文献。实际上，另外还一些文献，涉及到了规划师在这一过程、冲突中的角色问题20-26。可以有很多方法把这些文献进行分类和分析。不过，考虑到上文提出的4个问题，作者把上述文献大致分为了以下几类：

    2.1.1权力分配和参与者冲突

　　西方涉及城市中心改造的文献多数把注意力集中在了“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有关改造的成败”。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把注意力直接放在了研究参与者冲突和相互关系上。不过，多数既有文献认为，把改造过程中的参与者进行分类，研究他们的相互关系是重要的。这一相互关系，是影响改造过程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多数文献指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不同的参与者在城市改造或城市地产开发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平等的15、27-43。

　　参与者的冲突，从这些文献看，是城市改造决策权力和城市改造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恰当的结果44。因此，包括规划师在内的众多专业人士，如果他们企图找到成功改造项目所需要的有利因素，打算实现他们的工作目标，就需要关注决策结构或环境（the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environment）、种族、城市社会运动（urban social movement）、城市贫困、 城市政治中的权力（power in urban politics）、本地精英（local elites）和他们的领导角色、拥护增长的同盟（pro-growth coalition）等问题1-6、8-10、16、45。

　　在这方面，如果我们期待规划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那么他更多地只能是扮演一种研究者的角色，平等的决策参与和弱势群体等应该成为他关注的主要问题。

    2.1.2拥护增长的同盟、经济增长压力和参与者冲突

　　一些文献指出，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长期主导地位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压力，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商业精英在城市改造、城市发展和城市地产开发中的主导作用。同时，一些学者指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要求摧毁支持上一轮经济事务（economic transaction）的固定资产（capital assets）46。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地产开发和城市改造就是一种重要的形式。不过，不同的参与者会结成不同的同盟，抵抗或者支持不同形式的“摧毁”过程。例如，小的商业企业主、城市中心的潜在拆迁户，会联合反对大规模的城市中心改建工程13、47；而政府，则更倾向于支持拥有大量资本的开发商而不是上述民众结成的联合48。在这种情形之下，规划师需要为那些政治上、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居民奔走疾呼21。

　　不过，由于规划师的中产阶级地位，由于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于一般劳苦大众，由于他们所追求的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ality）不能完全脱离自我利益的追求，规划师不一定都能够为那些政治上、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居民奔走疾呼49-51。更为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学者指出，即使在美国这样相对开明的社会环境下，规划师作为整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并没有把自己和社会最重要的一系列问题紧密联系起来。例如，规划师和现实的城市问题越走越远，他们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为郊区（富裕阶层）服务。换言之，规划师被“发展”牵着鼻子走，而不是引导更加有意义的发展23、26。类似地，社会学家Jane Jacob也批判了规划师在美国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总体表现52。

    2.1.3政体理论（Regime Theory）和参与者冲突

　　与把城市改造的冲突归结于某一类因素的研究不同，政体理论采取了一种相对包容的态度来分析参与者冲突和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40。不过，支持政体理论的研究者认为，虽然可以采取多种思路来分析参与者冲突和参与者之间形成的相互关系，但在研究城市改造中参与者的相互关系和有关决策过程时，基于个人的、理性化（rational）的追求最大回报的行为，依旧是一个重要的起始点53。因此，在城市和社区的发展过程中，规划师需要根据这些，适当地调整自己的立场，真正关心参与有关社区发展规划的民众的所想所求，才能期待建立一个专业人士与一般民众（组织）的和睦合作关系，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否则，就算规划师有美好的初衷，他和本地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冲突仍然难免54。

　　对于政体理论，一些研究者批判它由于根源于美国的社会环境，因而无法适应非美国的社会环境，同时它还忽略了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过程中不同参与者结成的经济关系和权力结构55。

    2.1.4 共同学习（Joint learning）和参与者冲突

　　持有和赞同共同学习观点的作者的主要观点是：

　　首先，零散的社会构成和政治环境（fragmented society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不同参与者间在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异，已经是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的现实。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内部，城市改造、发展过程中的参与者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是不可避免的。规划师需要接受这样的现实，尽力去沟通和协调不同的参与者、组织和团体56。

　　其次，规划师应该认识到，在不同的参与者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相对灵活的关系，这样，无论是城市、区域或者是一个机构，才能对不可预期的变化及时反应57。换言之，在不同的情境下，不同参与者之间不应该存在一种一成不变的关系，不同的参与者需要根据形势调整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保证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有关形势相协调。

　　另外，作为一个规划师，他应该清楚，自己的核心工作是在复杂和时刻变化的世界中促进共识（making collective meanings）和给城市发展带来连贯性（bring coherence）58。

　　最后，规划师还应该意识到，他不一定能够期待城市或空间按照他的设想去发展，他也不一定能够准确预测某些建设（规划）行动的后果。但是，他应该认识到，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他在帮助其他参与者认识和建立一个更适于工作和生活，更有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方面具有重大责任56。

　　上述这些观点，作者把它们统一归结为“沟通式的规划” （Communicative Planning）和“共同学习的过程”（Joint Learning Planning Process）。换言之，规划师有责任把不同参与者聚集到一起，促进不同参与者就城市未来进行协商并最终达成某些共识。

    2.2 关于中国的文献

　　与已经形成一定理论体系的西方文献相比，针对中国城市（中心）改造和地产开发中参与者冲突（关系）以及规划师在这些冲突中的作用的文献比较零散。不过，为了整体把握这些文献，作者还是根据其主旨把它们大致分为了5类：

    2.2.1城市中心改造的有效模式

　　对于中国的城市中心改造，有人研究过在这一改造过程中拆迁居民、拆迁居民选择新的居住地的机动性（mobility in choosing new residence）和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等59-63。不过，这些文献把较少的注意力集中在不同参与者的分类和角色。这些文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学者们似乎更加关注城市中心改造的有效模式和途径，对已有城市改造工作的记录和对未来城市改造（发展）趋势的预言64-66。

    2.2.2某些城市改造中的参与者相互关系

　　针对北京的情形，研究者指出该市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的最初动力，源于政府改善本地居民居住条件的初衷67。但是，在整个社会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向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某些有特权的政府官员和地产开发商，却利用旧城改造和地产开发的机会，为自己谋求到了最大化的私人利益。为了保护低收入居民的利益和保护北京的古都风貌，学者指出，有机更新也许是更有效的城市改造模式64。

　　也有学者描述了由于强制拆迁，在北京发生的被拆迁户阻碍城市改造和地产项目的几种情形68。其他的一些学者，例如Zhang和Zhu开始关注国际地产开发商在中国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中的作用。这两位学者也同时初步研究了上述开发商和各地政府的相互关系63、69。

    2.2.3 参照西方理论、实践开展的研究

　　引用“生长机器”的理论，一些研究者开始关注拆迁户在城市改造中的命运。针对北京的实例，Fang 和 Zhang两位学者指出，本地政府和本地开发商已经结成了拥护增长的同盟，共同追求城市改造和开发项目中“空间”“交换价值”的最大化。他们进而指出，城市改造和开发的政治属性必须得到确认并告知公众。换言之，城市改造的利益再分配属性，必须得到确认并给予足够重视67。

　　参照西方“公民社会”概念，有研究者指出，国内的规划师应利用注册规划师制度（给予的独立执业、直接服务于非政府机构的机会），协助公众真正参与城市的建设和发展70。

　　讨论了当代西方主要的城市规划理论学派后，借助政体理论等，另一作者则分析了城市发展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作用，指出国内规划师一方面不应该忽视对“社会力”的培养，另一方面，需要在社会、市场和政府三者之间起到平衡作用71。

    2.2.4 城市发展新形势和规划师、规划模式面临的挑战

　　面对中国巨大的政治、经济转型和城市地区发展的新形势，有文献探索了规划师和中国既有城市规划模式面临的挑战。作者们指出，（1）城市规划是一种社会理性，因此它需要合理考虑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不断顺应时势并有相应的变化；（2）城市规划者不但需要对规划进行理性思考，也需要考虑规划决策的可实施性，在规划方案研究和实施的过程对不同参与者进行教育、帮助他们提高对规划的认识；（3）规划师不能过分强调规划的专业性，闭门造车、相对封闭地进行规划分析和研究，而应该走向社会，在社会实践中提炼出城市、区域发展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72-73。

    2.2.5 新闻工作者的调查和报告

　　进入2003年，国内的城市改造和开发过程中的参与者冲突有激化的趋势，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拆迁户自杀（焚）事件。这些引起了新闻工作者的极大关注。他们及时地对有关事件展开了调查。例如，对北京城市改造中发生的拆迁户和地产开发商的矛盾（冲突），有新闻工作者进行了专门调查。他们把有关事件按照开发商对待拆迁户的方式进行了分类，指出开发商在有关事件中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常常恃强凌弱地对待拆迁户18。另外一些新闻工作者调研后指出，要解决好城市改造和拆迁过程中参与者冲突问题，一个关键是解决好政府的“双重角色”问题17。一方面，政府本身就是许多城市改造的发展商（运动员），另一方面，政府还需要不时地充当城市开发过程中参与者冲突的协调员（裁判员）。这种双重的身份，造成它不容易公平地处理有关冲突和矛盾。

　　《南方周末》用长篇调查报告的形式，分析了1990年前后国内城市改造中的拆迁问题。报告指出，过去政府主导的拆迁过程，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几乎包办了从拆迁、补偿到安置的一切；另外，作为集政治（政府可以采取强制拆迁的手段）和经济权力（拆迁涉及的很多住房，所有权曾经完全属于政府）于一身的组织，政府在和拆迁户构成的拆迁关系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住房制度改革开始以后，在城市改造中引入了非政府资金和力量，上述局面逐渐被打破了。很多非政府的公司作为新的参与者，加入了城市改造和拆迁的过程。原来相对单一的参与者关系，变成了政府、开发商和拆迁户的多元多向的关系。一部分开发商竭力将开发成本转嫁给拆迁户从而降低自己的投资成本，新的（参与者）相互协商机制没有建立健全，再加上博弈中缺乏公平的问题，造成城市改造过程中的参与者冲突激增19。

    2.3 参与者冲突和规划师角色: 综合的观点

　　前文对中西方关于城市改造有关理论和城市规划师的作用的有关文献分别进行的概览性、全局性的研究。冒着挂一漏万、以偏概全的风险，作者在图1中把所读文献进行了高度浓缩、概括和横向比较，以期得到一些一般性认识。

　　作者认为：

   （1）已有文献表明，无论中西方，目前都不存在单一的、权威的对于城市改造中参与者冲突和规划师在这一冲突中作用的解释。而且，在作者已经涉及的文献中，多数时候参与者冲突和规划师在冲突中的角色还没有成为研究者主要的关注对象，它们被掩藏在了人们对“有效的”或“成功的”城市改造模式、城市改造的决策结构、城市改造中的公共参与、不同的规划方法（模式）等一系列其他课题的研究当中。

   （2）无论中西方，都还鲜有把城市改造中的参与者冲突和规划师在其中的作用并行研究。或者，虽然规划师被部分学者认为有责任促进不同参与者就某一城市改造项目进行协商并达成某些共同目标，但是缓解或消除不同参与者的冲突，却似乎已经大大超越了规划师的责任范围和研究者们对规划师角色的期待。

   （3）虽然没有着重强调，部分中西方文献都认为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规划师有责任代表那些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民众并为他们的利益奔走疾呼。例如，Davidoff（1965）提到的倡导式规划（Advocacy Planning）和吴良镛（1994）提到的有机更新的旧城改造模式，都明确指出规划师在代表和保护政治上、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居民或者低收入居民利益方面的作用21、64。

   （4）虽然最终的结论的表达不尽一致，但是仍有不少中西方文献一致地认为政治因素（决策结构）和利益分配是导致城市改造和建设中参与者冲突的重要原因。

   （5）西方文献在理论上较为深入地探索了导致参与者冲突的情境（context）和因素(contributors)，比较而言，中方的有关研究却还大多局限于新闻调查和报道的层面。少量文献虽然借鉴了西方的有关理论，研究了城市改造中的拥护发展的同盟，但是还没有专题研究相对于这一同盟的“弱势”参与者，例如拆迁户的构成、价值观及其在城市改造中的愿望和作用等。

   （6）西方已有文献较为深入地探索了规划师的局限性和责任、他在过去城市（中心）改造（再发展）过程中的失误、他和其他参与者的相互关系以及新的城市（改造）规划方法等。相对而言，国内的文献，基本还没有涉及到这些问题。不少文献（尤其是新闻调查报告），虽然提出了政府在解决参与者冲突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却没有具体涉及到政府和规划师的具体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7）虽然没有相互引用和对照，但部分中西方文献同时指出，在动态的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过程中，规划师必须适时地实现观念上和规划方法上的变革56-58、72-73。同时，这些文献也殊途同归地强调了一种“沟通式”的规划模式。

   （8）从正反两面，中西方文献都论及到城市改造或建设过程中规划师所起的作用，但相对而言，国内外关于规划师正面作用方面的文献都较少。

    3 中国的城市改造、参与者冲突和规划师

　　利用上文提供的理论框架，作者重新审视了规划师在中国城市（中心）改造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问题。以下是一些结论和启示：

    3.1变化着的情境和规划师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中国社会处在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时期72。这期间，国内规划师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人们对其作用的期待也发生了改变。

　　首先，以经济发展、现代化和“空间”的“交换价值”最大化为目标，1990年以来，国内的许多城市政府、国营企业和国内外投资商，开始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城市改造和开发项目63、67、69。近几年，中央政府通过发行国债加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上述参与者参与、投身城市改造的热情更是高涨[2]。所有这些，给国内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建设量，也直接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的生活74、75。

　　其次，随着政府的淡出和部分非政府参与者进入城市改造的投资领域，国内城市改造的参与者构成、决策机制和组织过程等都在发生变化19。例如，从前城市改造的项目决策，由政府主导完成；而现在，可以由开发商自主发起，政府只负责审批。再如，城市改造的投资主体，可以不再是城市政府，而由政府、开发商共同组成或私人开发商独立构成。

　　不过，由于城市政府依然是城市改造过程中的政治上的领导者，并且也没有完全从城市改造的投资者的角色中退出，它开始面临一些新的双重“角色”问题18。

　　第三，城市改造中的开发商，很多和政府结成了参与者同盟，在改造过程中往往拥有基本的主导权和支配权19、63、69。不过，随着民主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广大拆迁民众也不再完全被动接受开发商和政府（规划师）作出的城市改造决策和拆迁补偿标准[3]。

　　最后，数量急剧增加的改造项目，相对单一的参与者关系演变到多元化的参与者关系和民众维权意识的增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城市改造过程中的参与者冲突不可避免。

　　所有上述这些变化，都是国内规划师必须应对的新工作环境和挑战，也是本文重新审视规划师有关作用（职责）的社会现实。

    3.2 政府行为和规划师作用

　　和西方社会以私人资本为主导的城市改造不同，大约在10年前，国内几乎所有的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都是由各级政府提出、规划、资助和实施的。换言之，关于城市改造和地产开发的决策是高度集中于政府内部的。与此同时，中国的规划师绝大多数也是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

　　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规划师是政府的工作人员。由于规划师被要求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所以规划师也很自然地也需要为人民服务。在理想的状态下，如果政府和规划师准确无误地把握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这一机制应该是运转正常的。不过，虽然提出“为人民服务”并不困难，但是在不同的场合真正找到这些“人民”和他们的共同利益就不那么容易了。并且，随着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参与者进入到城市改造和开发的过程中，准确找出“人民”和他们的共同利益就更不容易了。

　　在目前的形势下，政府已经不再是城市改造和开发的唯一投资主体和决策者，相应决策正在悄然转向许多非政府的组织（公司）。换言之，国内红红火火的城市改造，也是决策权力在不同参与者之间转移和不同参与者因权力得失而角色变换的过程。政府虽然仍然一直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是随着部分决策权力的转移，贯彻这一宗旨已经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即使假定政府在自己权限的范围内，要求其工作人员（包括政府规划师在内）100%贯彻它的宗旨，但是它很难保证政府之外的其他城市改造的参与者也能这么做。在这种形势下，城市改造项目不再都能达到政府预期的社会目标，即使这样的社会目标是人民群众（或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实际上，在上述一个权力转移、参与者有增无减的形势下，一些在旧体制中享有某些特权的城市改造参与者（例如部分政府官员和国营企业领导）利用自己手中很有可能一去不返的特权，在项目立项、土地使用权转让、建设项目招投标等过程中牟取私利76。由于城市空间的排他性和稀缺性，一些人对城市改造（空间）利益的攫取，必然造成另一些人利益的受损。因此，以权谋私行为的存在，城市改造所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可能公平。

　　考虑到这些，规划师就不只是要考虑城市改造的政治属性76，还应考虑如何为弱势参与者服务21。

    3.3普遍性、偶发性问题和和规划师作用

　　在研究城市改造的负面作用时，一些学者指出需要很好地研究城市改造的政治属性67、76。但可惜的是，他们关注的城市只是北京，同时他们所进行的调研离现在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考虑到除了北京，近年国内其他城市改造的过程中，参与者冲突有激化的趋势，作为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参与者，作为“沟通式规划”的主要参与者，国内的规划师或许需要思索，国内城市改造中的参与者冲突，只是偶然事件，还是决策结构性因素（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related factors）使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关于这一课题，从前文提到的国内文献已经可以看出，基本上研究很少。 实际上，在研究结构性问题方面，从前文可知一些新闻工作者其实已经走在了规划师的前面19。但是，考虑到前文多次提到的人们对规划师的期待，规划师不可能完全依靠新闻工作者的帮忙。因此，规划师在忙于具体城市改造个案的之余，也许也有必要总结影响众多个案的结构性和普遍性因素。

    3.4沟通型的规划和规划师作用

　　在西方各国，尤其是近二、三十年来的美国，规划师往往“不能确认国家将多大程度上支持自己的工作”77。但在中国，规划师似乎没有这样的尴尬。然而，国内的规划师也不应该盲目地相信政府支持和从上至下的规划（决策）模式在每一个具体改造项目中的效力。例如，美国20世纪50、6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依托从上至下的政治（资金）支持的规划模式，但是现在从整体上看，这样的规划模式和在它指导下的城市更新却是不成功的52、78-80。因此，无论中西方，成功的城市改造，不仅需要政府有力的支持，规划师、开发商的积极参与，也需要设法吸引其他参与者参与到城市改造的规划（决策）过程中来。换言之，开发商、规划师和政府也不能完全替代公众决定城市改造过程中的全部决策。

　　不过，没有领导者的公共参与，也只能导致“零碎的统一”和“无作为”（mealy-mouthed consensus or inaction）81。最后看来，只有一个包括了政府、有关居民、开发商和规划师等众多参与者智慧和力量的综合体，才能真正承担起成功城市改造的重任。这样的综合体，不是自然形成的。依据前文对规划师的界定和大量研究者对规划师的期待，引导、组织有关参与者参与到城市改造规划（决策）的过程中的工作，规划师是责无旁贷的。

　　目前，城市改造过程中（尤其是拆迁问题）诱发了有所增加的参与者冲突，中国规划师更是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在促成上述综合体的形成方面和组织参与者方面的作用。依照前文提到的美国经验，如果规划师不能很好地认清自己在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中的地位，那么他最后只能跟着“改造”、“发展”的鼻子走，而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引导更有意义的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推动建立一个更适于工作和生活、更有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26。依靠规划师个人的力量，决定不了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的最终方向，但是在城市改造和城市发展中起到组织、引导其他参与者，促进所有参与者达成某些共识，却是规划师本身存在的价值和大量民众、学者对他的期待56。

    4 结论和今后工作

   （1）规划师在城市改造中的作用

　　通过对国内外有关文献的审视，本文一个整体性的结论是：国内的规划师在目前大规模的城市改造特别是在这一改造所带来的参与者冲突中，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具体说，他应该起到组织、引导其他参与者，促进所有参与者达成某些共识的作用；他应该为维护那些弱势群体的正当利益奔走疾呼。

   （2）城市改造和“新的”规划模式

　　总体上说，规划师要在城市改造、城市发展过程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中西方都要面临和克服许多重大挑战。不过，通过把规划师的作用放到城市改造这样一种具体情境下进行研究，本文发现了“新的”城市规划模式（例如沟通式的规划模式）和职业道德（例如为谁工作）等对深入研究国内规划师的作用有重大作用。

   （3）规划师的理想化作用和实际作用

　　为了充分挖掘规划师在城市改造及其过程中参与者冲突中的作用，本文研究了大量现有的有关实例、方法论和结论。从技术上说，应该有可能从中提炼出规划师的理想化作用和实际作用并进行系统的对比。但是，由于时间和文献收集等方面的限制，本文没有完全展开上述对比。今后，如要真正发挥和评估规划师在城市改造中的作用，有关对比工作有待深入。

   （4）规划师作用和价值观系统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

　　本文在研究规划师作用时提出了一系列假设。这些假设，忽略了价值观、社会和经济结构等要素对规划师作用的影响。这些假设是否合理，值得探索。因此，研究这些假设发生变化时，规划师的在城市改造中的作用将有何变化，也将非常有意义。

    致谢：作者感谢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规划与公共事务学院Raffaella Y. Nanetti教授以及美国地理学家学会几位匿名学者对本文英文版本的评点。

参考文献

1. Bachrach, P. and Baratz, M. S. (1962) Two faces of powe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December): 942-52

2.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 Cox , K. (1991) Questions of abstraction in studies in the new urban politics,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3, no. 3: 267-80

4. Dahl, R. (1961) Who Governs?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 Fox-Przeworski, J. al et. (1991) Urban Regeneration in a changing econom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lerendon Press, Oxford, U.K., pp. 23

6. Harding. A. (1994) Urban regimes and growth machines. Towards a cross-national research agenda. Urban Affairs Quarterly 29, no. 3(March): 352-82

7. Mollenkopf, J. H. (1983) The Congested C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 Peterson, P. (1981) City Limi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 Polsby, N (1963) Community Power and Political Theory.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0. Preteceille, E.(1981) Collective Consumption, the state,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t society. In City, Class and Capital, edited by Michael Harloe and Elizabeth Lebas. London: Edward Arnold.

11. Reichl, A. J. (1999) Reconstructing Times Square.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p.718

12. Savitch, H.V. (1988) Post-industrial Ci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 Zhao, L. (2003) Tragedies and Comedies In the Past Ten Years, Nanfang Weekly, 09-14, Guangzhou (In Chinese)

13. Smith, M. P. (1988) City, State, and Market, Oxford: Blackwell

14. Sternlieb, G., and Hughes, J. W, (1975) Post-industrial America: Metropolitan Decline and Inter-Regional Job Shift. New Brunswick, NJ: Center for Urban Policy Research, Rutgers University

15. Stone, C. N. (1976) Economic Growth and Neighborhood Discontent.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6. Swanstrom, T. (1993) Beyond economism: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5, no. 1: 55-78

17. 宋振远等. 拆迁之痛. 江南论坛，2003, no. 11: 22-23 [杂志]

18.谢光飞和陈晓风. 北京野蛮搬迁事件调查. 建设信息，2003（12）：25~26

19.赵凌. 拆迁十年悲喜剧. 南方周末，2003-09-14

20. Baum, H.S.(1994) Community and Consensus: Reality and Fantasty in Planning,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3: 241-262

21. Davidoff, P. (1965) Advocacy and pluralism in planning, 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1 (4): 544-55

22. Hommann, M. (1993): City planning in America: between promise and despair, Praeger, Wesport, CT, pp.17-47

23. MarKusen A. (2000) Planning as a philosophy, In: Lloyd Rodwin and Bishewapriya Sanyal, ed. 2000, The profession of city planning: changes, images and challenges: 1950-2000, CUPR Press, NJ: pp.262

24. Krumhol, N. (1999) Equitable approaches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 Studies Journal, 27(1): 83-95

25. Perry, D. C. (1995): Making space: planning as a mode of thought, in Helen Ligett and David C. Perry (eds), Spatial Practice: 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social/spatial theory, pp. 209-242, Sage Publication, Inc.

26. Teitz, M. (1997) American planning in the 1990s, Part II: the dilemma of the cities, Urban Studies 34, 5-6: 775-795

27. Altshuler, A.A. (1965) The City Planning Proce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8. Beauregard, R.A. ed.(1989) Atop the Urban Hierarchy. Totowa, NJ: Rowman & Littlefield.

29. Caro, R. (1974) The power broker: Robert Moses and the Fall of New York. New York: Knopf.

30 Cummings, S., ed. (1988) Business Elit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Albany, NY: SUNY Press.

31. Feinstein S. et al (1986) Regime strategies, communal resistance, and economic forces. In Susan S. Feinstein et. al., Restructuring the Cities, Rev. ed. New York: Longman

32. Feinstein, S. S.(2001) The City Builder, 2nd ed., Revised,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pp.17-21

33. Friedland, R. (1983). Power and Crisis in the City: New York: Schocken

34. Judd, D.R., and Parkinson, M. ed. (1990) Leadership and Urban Regeneration, Newbury Park, CA: Sage

35. Logan, J. R., and Swanstrom T. eds. (1990) Beyond the City Limi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36. Parkinson M. et al.(1988) Regenerating the Cities: The UK Crisis and the US Experienc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37. Rosenthal, D. B, ed. (1980) Urban Revitalization, Beverly Hills, CA: Sage

38. Smith M.P. and Feagin, J. R. (1987) The Capitalist City: Oxford: Blackwell.

39. Squires, G., ed. (1989) Unequal Partnership.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40. Stone, C. N. (1989) Regime Politics,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41. Stone, C. N., and Sanders H. (1987) 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42. Swanstrom T. (1985) The Crisis of Growth Politic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43. Wilson, J. Q., ed. (1966) Urban Renew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44. Arnstein, S. (1969) 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35(3): 216-24

45. Molotch, H. (1999) Growth Machine Links: Up, Down, and Across, In: Critical Perspectives Two Decades Later (Eds, Jonas, A.E.G. and Wilson, 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pp. 247–266.

46. Harvey, D.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190

47. Saunders, P. (1986)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s, 2nd Ed.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Chapter 7

48. Imbroscio, D. (1997) Reconstructing City Politics : Altern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 Regimes, Sage Publications, CA: Thousand Oaks

49. Mitchell, R. (1979) National environmental lobbies and the apparent il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Clifford Russell, ed.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50. Stanley M. (1978) The Technological Con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1. Fischer F. (1990) Techn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 Sage Publication, pp. 357

52. Jacob J.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pp3-25

53. Stone, C. N. (1993)  Urban regimes and capacity to govern: A political economy approach.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15, no. 1: pp.11

54.Reardon, K.M.(2000) An experiential approach to creating an effective community-university partnership: the East St. Louis action research project Cityscape: A Journal of Policy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vol. 5, November 1

55. Lauria. M.(1997) Introduction to Reconstructing Urban Regime Theory. Thousand Oaks, CA: Sage

56. Innes, J. E. Challenge and Creativity in Post-Modern Planning. In: Rodwin, Lloyd and Sanyal, Bishwapriya (eds.) The profession of city planning: changes, images and challenges: 1950-2000, CUPR Press, NJ: pp.35-36

57. Dodge, W. R. (1996) Rational excellence: governing together to compete globally and flourish locally. Washington, DC: National League of Cities

58. Marris, P.(1996) The politics of uncertainty: attachment in private and public life, Lodon, UK: Routledge

59. Dowall, D.E. (1993). Establishing urban land marke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lanning Association 59(2), 182-92.

60. Dowall, D.E. (1994). Urban residential redevelopmen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rban Studies 31(9), 1497-1516.

61. Li, S. and Siu, Y. (2001)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urban restructuring under market transition: A study of Guangzhou, China.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53(2), 219-229.

62. Wu, F. (2002).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c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hanghai, in Logan, L. (ed.) The Chinese new city.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63. Zhu, J. (2002)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 a case study of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6(1) 41-57.

64. 吴良镛编著. 北京旧城和菊儿胡同.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4

65. 阳建强. 中国城市更新的现况、特征及趋向. 城市规划，2000（4）

66. 阳建强，吴明伟编著. 现代城市更新.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67. Fang, K. and Zhang, Y. (2003) Plan and market mismatch: Urban redevelopment in Beijing during a period of transition, Asia pacific viewpoint, vol.44, No.2, August, pp.149-162

68. 方可. 当代北京旧城更新. 调查·研究·探索.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69. Zhang, T. (2002) Urban development and a socialist pro-growth coalition in Shanghai. Urban Affairs Review 37(4) 475-499.

70. 何丹. 市民社会思潮复苏下中国城市规划师的角色定位. 城市规划汇刊，2003（1）

71. 张庭伟. 构筑规划师的工作平台——规划理论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 城市规划， 2002（10）

72. 周岚、何流. 今日中国规划师的缺憾和误区. 规划师，2001（3）

73. 武廷海. 探寻城市地区规划的新模式——从“程序性规划”到“规划过程”. 城市规划，2001（1）

74. 董卫. 自由市场经济驱动下的城市变革——西安回民区自建更新研究初探. 城市规划，1996（5）：42-45

75. 胡俊，张广晅. 90年代的大规模城市开发——以上海市静安区实证研究为例. 城市规划汇刊，2000（4）

76. Zhang, Y.and Fang, K (2003) Politics of housing re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Ju’er Hutong project in inner-city Beijing, Journal of Housing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18: 75-87,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

77. Dyckman, J.W. (1983) Planning in the age of reaction.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3: 5-12

78. Krieger, A. (2000) The planner as urban designer: Reforming planning educ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 Lloyd Rodwin and Bishewapriya Sanyal, ed. 2000, The profession of city planning: changes, images and challenges: 1950-2000, CUPR Press, NJ: pp.207-209

79. Frenchmen, D. (2000) Where are the planner? In: Lloyd Rodwin and Bishewapriya Sanyal, ed. 2000, The profession of city planning: changes, images and challenges: 1950-2000, CUPR Press, NJ: pp.217-219

80. Glazer, N. (2000)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profession, In: Lloyd Rodwin and Bishewapriya Sanyal, ed. 2000, The profession of city planning: changes, images and challenges: 1950-2000, CUPR Press, NJ: pp.224-230

81. Rybczynski, W. (2000) Where have all the planners gone? In: Lloyd Rodwin and Bishewapriya Sanyal, ed. 2000, The profession of city planning: changes, images and challenges: 1950-2000, CUPR Press, NJ: pp.210-217

注释：

[1] 根据“美国之音”记者许波2003年10月7日在香港的报道，进入2003年，国内开发商和拆迁户之间的矛盾有所增加，甚至出现了一些自杀（焚）的极端事件。

[2] 例如，根据上届政府政府的承诺，国家在年内投资5, 000亿人民币以上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3]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2月，针对拆迁问题，万余名拆迁居民联合诉讼了北京的一个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