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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上海郊区开始实施土地产业人口“三个集中”战略之后，郊区“工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但规划兴建的一批批工业园区是以生产为主体的空间地域单元，尚未有与之相配套的社会服务组织，工业社区仍待发展。而逐渐被工业园区吞食的近郊村庄，在走向终结和毁灭之外，是否能走出一条在支持工业化发展的同时，尚能保留乡村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笔者认为，工业社区不失为大都市区近郊村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新模式。通过调研后发现，近郊村庄符合工业社区的基本特征，为周围工业园区提供居住生活、生产服务区，形成以外来租客（租住在村庄的外来人口）为主体成员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经济综合体。但因共同意识有待加强、社会互动有待发展而处于工业社区的雏形阶段，也存在社会基础设施不甚完善、社区管理组织错位等问题。 本文在总结提炼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将工业社区定义为：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共同意识的成员在某地域范围内为工业提供生产、生活服务而组成的社会共同体，主要包括空间、人口、共同意识、社会互动、产业形态等五个基本组成要素。需要说明三点：（1）社区（Community）一词最早用于社会学研究，指代从乡村到城市的所有连续统的社会组织单元，但中国规划学界认为其特指城市居住区。本文采用社会学社区的指代范围，认为工业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类型，既可以发生在城市，也可以兴起于乡村。（2）工业社区至今没有明确定义，但从中外案例来看，工业社区的生产、生活功能界限不明晰，既可以涵盖工业生产空间，也可以专指生活居住空间。鉴于调研范围限制，本文将工业社区的主体界定为居住空间，即不包括工业生产空间。（3）工业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独特类型，其突出特点是为工业提供生产、生活配套服务，故而第三产业在产业形态中较为突显。 闵行区4个近郊村庄调研 外来农民工子女的随迁率并不高，且多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以上都就读于民办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但还有部分学生因户口、暂住证等问题不能在沪上学。 选择上海市闵行区外环线以外的4个近郊村庄进行调查，分别为向阳村、光明村、塘湾村和许泾村，4个村庄均位于3镇交界地带且拆迁程度依次降低。采取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重点关注工作、收入、住房、教育、医疗、邻里关系、搬迁意愿等方面信息。并通过访问村干部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了解到村庄近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人口、土地利用方式和基础服务设施等整体情况。 从工业社区的五个基本组成要素出发，对调研信息进行梳理，分析和衡量案例村庄的社会经济属性，并探讨工业社区作为大都市地区近郊村庄生存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及可行性。 1.社区空间 从社区空间来看，以村庄为载体的工业社区是被工业园区包围的以居住区和农田镶嵌而成的交通便利的大都市近郊工业社区。本文调查研究的村庄均位于上海近郊，对内交通和对外交通均很便利。从空间布局来看，各村庄居住区分布相对集中且呈不规则多边形，农田分布于工业园区与居住区交错相间地区，居住区和农田相互穿插、拼接而形成社区马赛克。 2.社区成员 从社区成员来看，外来租客是社区常住人口的主体，以机械增长为主要增长方式，以文化水平偏低的、以务工为主要从业方向的劳动人口为主。村庄原住民仅余部分等待拆迁的留守老人，而大量外来人口盈满了因搬迁而空置的村庄空间。就人口增长来看，原住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均为负增长，而外来租客涌入使得村庄机械增长转为正增长，进而避免了村庄因原住民迁离而衰败的命运。另外，外来租客主要为外省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年龄结构呈现青年化，具有一定文化水平但程度偏低，近九成为务工人员。 有学者分析研究上海近十多年外来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发现，外环线向外10千米以内的地区是外来人口最集中分布的区域。而且数据显示，外来人口在上海长期居留的倾向趋于强化。结合经济发展新常态、城镇化进程减速的大背景可以预测，这类工业社区的人口数量、增长情况和人口结构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态。 3.社区共同意识 社区共同意识主要指社区成员对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自豪感。本文主要从基础设施（注：基础设施包括交通、邮电、供水供电、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生产基础设施，住房、商业服务、科研与技术服务、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基础设施）、邻里关系、搬迁意向等角度来考察原住民和外来租客的社区共同意识。 （1）基础设施 社区内交通、供水供电等生产基础设施较完善，但社会基础设施配置情况则不容乐观，尤其是住房、卫生、教育设施存在较多问题。 外来租客住房条件差，其居住场所拥挤而简陋，多为一家人合租居住在没有厨房、卫生间和洗澡设备的一间民居或是棚屋中。调研发现，近3/4的外来租客的住房月租金在200-500元之间，而月租金在500元以上和200元以下的比例均不到15%。一方面是外来租客出于尽量降低生活成本、最大化储蓄的目的而选择租金较低的房屋作为安身之处，这也是村庄吸引外来人口集聚的最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外来租客也不愿意租住在租金极低而条件极差的房屋中，访谈过程中了解到他们有适当改善住房条件的意愿。 社区卫生服务设施配置不足，且外来租客缺乏公共活动场所。向阳村未按常住人口数量配置卫生服务设施，尚未拆迁的生产大队平均每队1个公厕、1个垃圾箱，严重影响因居住条件简陋而需要公共卫生服务的外来租客的日常生活。而社区设置的公共活动场所（如老年活动中心）基本为原住民活动区域，外来租客则不参与其中。 外来租客子女受教育问题突出。外来农民工子女的随迁率并不高，且多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半数以上都就读于民办和农民工子弟学校，但还有部分学生因户口、暂住证等问题不能在沪上学。 （2）邻里关系 外来租客在与故乡居住环境类似的村庄建成环境中，形成了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类故乡邻里”关系，并通过租赁关系与原住民结成复杂而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外来租客具有类似的背景、受教育水平、工作类型、经济条件、社会地位和价值观念，因而极易结成社交团体。另外，村庄建成环境与外来租客故乡居住环境类似，使其感到熟悉而亲切。而外来租客之间也的确通过介绍工作、居住场所或一起休闲娱乐积累社会资本并形成了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类故乡邻里”关系。 有学者指出，外来移民因户籍问题而难以享受到与户口挂钩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且难与客居地融为一体，但长期租客与房东之间会因长期的时间和金钱投资而形成较为密切的邻里关系。调查结果也表明，长期租客与房东之间的邻里关系和互动明显优于短期租客。 （3）搬迁意愿 就搬迁问题而言，绝大部分原住民鉴于房屋老旧失修和一次性大额补偿利益而希望尽早搬迁，仅有少数原住民因乡土观念而不愿搬迁，或因补偿问题而暂时不愿搬迁。 大多数外来租客则基本满意于工作地点附近的、老乡集聚的村庄提供的廉价居住场所而有明显的定居意向，但也有部分外来租客因工作变动、子女教育问题、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而搬离。 （4）社区认同感 影响外来租客的社区认同感的因素复杂而多样化：（a）在周围的工业园区工作会增强外来租客的社区认同感；（b）较为完善的社区生产基础设施有利于增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反之会削弱；（c）融洽的邻里关系可增强社区认同感；（d）与户籍相关的社会福利和权益问题（如教育和医疗问题）困扰着外来租客，削弱其社区归属感，且成为部分外来租客搬迁的动因。 4.社会互动 社区互动是指在该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的沟通和互动，互动方式可分为合作、竞争和冲突。 邻里关系密切的外来租客之间、原住民之间、长期外来租客与房东之间互动频繁。租客与房东的租赁关系可以看做是一种合作，但就拆迁和住宅修缮问题来看，双方存在利益冲突而持对立立场。外来租客之间“类故乡邻里”关系多表现为合作式的社会互动，当然不乏竞争和冲突的发生。 社区公共组织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与群体之间的社会互动。村委会是社区内正式的、规模较大的社区组织，但其以户籍为基础的，服务于少数的原住民。而作为社区主体的外来租客，其组织管理处于混乱和被忽略状态，其意愿和权利得不到表达和维护。这种管理组织错位不仅不利于村委会长期发展，也有碍于社会互动和外来租客融入客居地的一体化进程。 5.社区产业形态 以村庄为载体的工业社区在为工业园区提供居住、生产、生活等服务的同时，形成了以租赁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并集聚了大量为工业园区提供基础产业和配套产业支持的私营企业，使社区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体。 村庄原住民则将尚未拆迁的民居出租给外来租客用于居住或商铺经营，社区集体厂房向私营企业开放出租，农田则基本上出租给镇级合作社经营。呈现民居出租、厂房租赁、农田承包等众多出租业态，且租金收入已经成为原住民收入和社区集体收益的主要来源。 外来租客租用村庄内临街民居或集体厂房，从事汽修、物流、五金、餐饮、理发等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自然地成为周围工业园区的配套产业和基础产业，改善了工业园区的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但是碍于店铺规模和自身素质，外来租客从事的多为中等偏下较低端的服务业。调研显示，从事个体经营的外来租客中仅有约1/4的月收入超过6000元，3/4的月收入都在6000元以下。 工业社区作为大都市近郊村庄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村庄为外来人口提供栖息地，并成为工业园区的低成本居住生活空间。现阶段规划建设的工业园区“重生产轻居住”，而外来务工人员选择租价低廉的村庄民居及棚屋作为栖身之地，从而使村庄承担了工业园区的居住生活功能。 本文以工业社区的五个基本特征作为分析框架，对村庄调研信息进行梳理和研究。研究结果发现，以近郊村庄为载体的工业社区符合工业社区的重要特征，并具有其独特性，而以工业社区作为大都市地区近郊村庄发展模式也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1）村庄为外来人口提供栖息地，并成为工业园区的低成本居住生活空间。现阶段规划建设的工业园区“重生产轻居住”，而外来务工人员本着“最低化生活成本、最大化储蓄”的原则，选择租价低廉的村庄民居及棚屋作为栖身之地，从而使村庄承担了工业园区的居住生活功能。 （2）村庄因外来人口迁入而增添发展新活力，成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体。伴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民居出租、厂房租赁、农田承包等诸多出租业态极大繁荣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租金收入已成为原住民和社区集体收益的主要来源。而外来租客从事农业、工业、服务业等诸多行业，也促进了工业社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3）就社区空间而言，工业社区位于交通便利的大都市近郊区，处于城镇化进程之中。其空间格局主要由低成本居住空间和农田镶嵌而成，既保留乡村风貌又具备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 （4）外来租客成为社区主体，并在社区内结成“类故乡邻里”关系。外来租客主要是文化程度较低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与故乡居住环境类似的村庄建成环境中，他们形成了相互扶持、守望相助的“类故乡邻里”关系，并通过租赁关系与原住民结成复杂而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5）社区管理组织错位。村委会管理的主要对象为少数的原住民，而外来租客作为社区主体成员，缺乏统一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其意愿和权益也没有表达与维护的便利渠道。这不仅不利于社会互动发展，且有碍于外来租客融入客居地的一体化进程。 重点改善社区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管理，有助于增强社区归属感、加强社会互动，促进外来租客融入客居地的一体化进程，也符合新常态背景下追求发展高质量新型城镇化的要求。虽然以村庄为载体的工业社区因共同意识有待加强、社会互动有待发展而处于雏形阶段，但其作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体，用实践证明了工业社区作为大都市近郊村庄生存发展模式的可行性。
（作者韩小爽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何丹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