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国正处于高速城市化的发展阶段，而“千城一面”的问题也比比皆是，城市丧失特色、缺乏文化的原因之一在于对城市美学的忽视。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认为：“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在城市街心如能保存古老堂皇的楼宇，夹道的树荫，衙署的前庭，或优美的牌坊，比较用洋灰建造单小简陋的外国式喷水池或纪念碑实在合乎中国的身份，壮美得多。”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城市美学要完整地反映城市审美活动的全貌，就不能将城市之美仅仅理解为物化的城市环境，而应当全面考虑城市巨系统，特别是审美系统的主体——人的作用，充分考虑人的审美和生活诉求。因此，城市之美既是哲学理想，又是现实需求，既有普遍规律，又有区域特点。

城市美学总体上属于应用美学，与城市美学密切相关的有建筑美学、景观美学、环境美学，还涉及艺术、技术、商品美术、广告、旅游等美学的内容，因此城市美学的要义在于研究城市美、城市审美和城市美实践，而在当前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迫切需要以中国审美哲学之精髓渗透到城市美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中。

一、适度和谐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一书中谈及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提到：“许多平面部署，大的到一城一市，小的到一宅一园，都是我们生活思想的答案，值得我们重新剖视。我们有传统习惯和趣味：家庭组织，生活程度，工作，游憩，以及烹任，缝纫，室内的书画陈设，室外的庭院花木，都不与西人相同。”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谈及建筑艺术中认为：“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环境的和谐。”正如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的经典表述，城市美学，尤其是中国城市美学应当体现中国审美哲学“适度和谐”的思想。

2000多年前的《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一节实际上是西周奴隶制王国国都的城市建设模式，其规定为:“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一理论从城市与建筑布局的角度，体现了封建统治者至高无上、唯我独尊的设计思想。作为中国帝王之都的明清北京城，恰是一座完全按照传统礼制规划建造的城市，严谨的中轴线与严格的建筑形制显示了一整套封建宗法、礼制、等级等严格的制度对城市功能布局所做的具体安排，体现出儒家道德仁义的规范，寄托着士大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入世情结。而与之相对，优美的田园风光则寄托着道家的出世情怀，士大夫在仕途不得意之时，也多寄情于山水之中，在山川之美中，暂时忘却世俗与礼教的烦恼。代表着中国城市美学的中国古典园林，恰是将入世与出世、人工与自然完美融合，厅堂、楼阁、亭榭、画舫、游廊、门扇窗格与琴棋书画这些人工营造与园林中的山丘、流水、梅兰竹菊、晓风残月这些自然的天然之美、契合在一起。

李泽厚《杂著集》中回忆香港这座城市写道：“冬天晚上，我坐在电车上层从西到东无目的地闲逛观览，比较安静的小铺面和喧嚣之极的闹市街交替呈现。香港有这摇摇摆摆的老电车，有车水马龙的新公路，有安宁平静草木繁盛的西式小公园，有香烟缭绕极其俗套的大仙庙。这大概就是香港的智慧：在小块土地上弯弯曲曲，尽量包容，看似山穷水尽，却又柳暗花明。”恰是中国审美哲学在东方高度现代化城市的解读。

二、天人合一

中国的哲学传统中有一个基本精神，就是讲求“天人合一”，意即追求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亲密关系。中国三大哲学流派儒家、道家和佛教禅宗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天人合一”进行了注解和阐释。儒家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将道德伦理秩序与自然山水之间建立起一种同形同构的关系。“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通过人性与自然在特征上的某种相似性，将外在的自然规律和秩序与人的内在精神和情感欲求统一起来。道家从维护自然本身的秩序与规律出发，强调保持人与万物的自然本性。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禅宗则是从“自悟”和“顿觉”出发，以个体的沉思冥想和自觉经验的方式，在感性中通过悟境到达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整体境界。

“水光能激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鹤踏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啼花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双燕双飞绕画梁，罗帷翠被郁金香”……从这些经典的诗歌对城市的描绘中，可以看出，只有城市中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相辅相伴，和谐共生，才能营造一个美的生存环境。因此，既要看重城市所蕴含着的历史人文底韵的深厚，又要依托自然所孕育着的天然与朴拙；既要推崇城市中的科学技术美，又要彰显自然所呈现着的山水风光优美；既要实现城市场域中张力饱满的都市功能，又要滋长自然山水中闲适无为的山林生活，才能体现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

具体到城市中的“天人合一”而言，自然与城市环境所“合”的就是这样一种生命意味与发展态势，而“合”的途径便是将自然所孕育的万物的生命与城市环境所蕴含的人类自身的生命相比照、相映衬——自然孕育着万物的生命并以“山水以明道”的方式为人的生命意义提供最终的启迪，中国北京的紫禁城、山东曲阜市的孔庙、山西的平遥古城与乔家大院、江南苏杭的私家园林与亭台水榭、北京的四合院、福建的筒楼、上海与武汉的传统里弄，都在诠释人与众神、人与上帝、人与皇权、人与先祖、人与他人乃至人与自身之间诸社会网络。在深深烙上历史人文、宗教政治、科学技术这些人文印记的城市环境中，人的社会性被阐述得酣畅淋漓，而城市环境也彰显出人类自身的生命、群体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生命与之相呼应，两者的和谐便是人类与自然两者生命的和谐，便是一处人类理想生存环境的发展态势，这也是“天人合一”所阐明的“天地致美”之境界。

正如散文作家沈世豪在《解读公园》里所说:“音乐喷泉、雕塑、画廊、拱桥、楼台亭榭等人造景观与绿树、花香碧波、白聲、夕照等自然风光共生共荣，城市就是一个大花园，人们有幸在花园式的环境中生活着，是一种奇缘和幸福”。

三、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早就已产生，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和而不同”较早出于《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夫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即统一，和谐，它是抽象的，内在的；“不同”是具体的，外在的。容“不同”，才能达到“和”的境界。现实中，“和而不同”就是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不强求一致，承认、包容乃至尊重差异,以达共存共荣。

城市的审美价值是一种城市与人的存在的本质关系。城市要使人产生一种故土情怀，使留居者其情依依，让离去者恋恋不舍，这样一种城市审美价值依赖于长期文化积累所形成的城市个性和特色。个性，是城市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而展现出来的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城市特色；城市环境与自然、与历史以及与市民家园则是构成城市这一鲜明个性的要素，但城市的个性决不是后三者的简单叠加，而应是在保证城市环境与自然、历史、市民家园之间和谐的基础之上，通过一定的构成方式呈现出来的城市整体意象。城市个性是一个美学意味浓厚的问题，目前全球城市化的语境中，存在着城市类同化的倾向，千城一面、模仿与抄袭蔚然成风，城市个性与共性是辩证统一的，城市愈加独特，就愈能千姿百态，愈加富有个性；同时城市愈加独特，也就愈能体现出城市的本质，愈加体现出共性。

秦汉时期的《管子》一书就提出“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从本质上讲，由于各个城市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山水环境、历史沿革、社会结构、经济水平、文化传承、民族信仰以及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同，是不可能没有差异的，在同一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下应该是和而不同、各具特色的，表现为多元化、多样化的文化特征。而今，求多、求快、求新、求变，工业化、批量化、模式化的建设项目应运而生，自觉或不自觉的模仿以及城市之间的盲目攀比，大量似曾相识、大同小异的建筑也就不可避免地涌现出来，导致城市面貌的相似化、单调化和趋同化。因此，城市规划和建设要基于本土的场地、地域、人文的精神之和，根据不同地域实际的场地情况、历史演化、人文风情和精神诉求，在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保持其特有的思想体系、审美情趣、形式语言。

哲学是人们对世界的思考，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反思，是文化思想智慧的陶冶和积淀，是时代精神析出的精华和结晶。中国审美哲学思维所迸发出来的智慧火花，展现着思辨的力量、思考的深邃、思想的价值，将为城市美学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提供思想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