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财政”利弊之争，成为昨日在宁举行的中国城市规划学术年会的最大看点。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青有“规划界明星”之誉，同时拥有英国加迪夫大学博士、中国房地产研究会常务理事、厦门大学教授头衔。他在年会中展露出一贯的锋芒姿态，引领不同观点碰撞。而学术激辩的背后，折射出当下快速城市化所面临的困惑。
    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张京祥教授说，城镇建设用地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粗放式扩张，在土地供应大幅增加的同时，商业地价、商品房价以超经济增速增长。他称，“GDP竞赛”成为城市政府的行动目标，而土地财政无疑成为GDP的一大支撑，地方政府由此成为“一个个增长饥渴、财政饥渴的竞争实体”。
    “过快的土地资源消耗已透支未来公共财力。土地财政，本质是寅吃卯粮，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的增长，将土地租金的40年、50年、70年收益一次性收取到本届政府使用，实际上透支了隔代收益权。与此同时，还要未来政府背负沉重的物业维护成本。”
    赵燕青却反驳说，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中国城市化模式，不能轻易改弦更张。“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需要的是改进、完善，而非放弃，更非转型。政府应当完善二次分配，将土地和高房价中获得的收益，确保新增市民都有一次置业机会，以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
    他称，城市化的质量取决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水平，但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最大门槛，就是一次性固定成本，建桥、修路、建污水厂、建地铁都是如此。克服筹集“第一笔钱”的难题，就离不开土地财政。“土地，对地方政府而言就是货币，任何土地指标都是有价值的。”
    “这也是在金融和债券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无奈的选择，但目前来看，效率很快。”他说，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下，地方政府的土地收益，不是政府投资收益，而是地方政府从市民手中的融资， 下转A6版
    上接A1版 是借来的钱，是其提供70年服务的体现。在他看来，中国老百姓花钱买房子，如同购买城市股份，在地价上与政府风险共担，与美国地方政府发行债券一样，都是为了融资。
    “70年以后，大部分居民在城市拥有了私有财产，中国就可从土地财政模式转为税收财政模式，或者如新加坡那样的企业财政模式。土地财政不会永远是最优模式，但至少现阶段，我们还不能直接吃第二个包子。”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小产权房”该不该合法化，也成为一道“辩题”。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应释放集体用地入市，将“小产权房”合法化。“经过市场化改造，通过补交税费以及征收物业税的方式，将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合法化，不仅可以缓解地方债务，还可削减快速城市化衍生出的房地产泡沫，平抑房价，促进农民进城，而地方政府也无需再额外征地搞城市化。”他说，深圳已推动小产权房合法化的改革试点，当地有约一半人口居住在小产权房内，从小产权过渡到“大产权”，这就需要借助城镇规划的灵活性运用。
    然而，这一观点同样招致赵燕青的反驳。“这绝不现实。一旦农村集体土地入市，谁还会买政府出让的土地？”他说，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小产权房是避税物业，如果转正，房屋持有人就是一夜暴富，而这类农业用地入市，好处也绝对到达不了山区进城务工的农民。
    “城市化，真的就是以工辅农、以城带乡？”中山大学教授袁奇峰的一个发问，也引发了大家辩论。到底该不该让农业在城乡统筹中重新成为有利可图的事业，该不该放慢城市化脚步而彰显“乡土中国”的特色，学界的这场激辩并没有答案，却给快速奔跑的城市化，留下了一个个思索。(本报记者 汪晓霞)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