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关注新城市建设这个问题已经有好几年了。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时，我们应当思考的是未来30年的事情。因此我认为应该谈谈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中国走向发达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我们都知道，“三农”问题制约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但我们不能就“三农”而谈“三农”，只有从社会发展的长期趋势，即从城市化这个角度入手，才有可能彻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也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转移到农村以外的另一个视角。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无论从恩格尔法则还是其他经济学理论上都可以清晰地得出这个结论，发展经济学的前辈、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等对此都已经有过很多的论述。从历史数据来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速度在工业化的时代都是非常迅速的，这就是所谓“经济起飞”。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青春期、再到成年，会经历一个10到20年的“发育阶段”一样，一个国家也会或迟或早经历一个30年到60年高速增长的“起飞阶段”。“起飞”之前的社会是一个变化很小的相对稳定的“传统社会”，起飞以后就转变成为一个成熟的现代经济体。

　　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不仅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曾经有过高速发展的城市化历程，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也发生了很大的社会变迁。战后在它们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农村人口急剧下降。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目前农村人口已不足6%，韩国也大致如此。这是一个规律，中国大陆也不例外。不要认为中国人口多就有特殊，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纵观全球，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会超过10%。或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始终要保持7亿农民的话，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发达国家。

　　农民的收入必须随着经济发展而提高，但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方式。在传统经济时代或者在工业化以前，农民收入的提高主要是依靠农业技术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曾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和精力去提高农业产量，但这种方式是有极限的。

　　在工业化阶段，当一个社会进入经济起飞期时，农民收入主要是靠人口的大量转移来提高的。一方面，工业发展了，城里的就业机会就会增多，农民到城里去打工比在农村种田挣钱更多。另一方面，留下来在土地上这部分农民情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当然前提是土地需要逐渐集中——粮食亩产量并不需要提高，但因为挤在田里的劳力减少了，收入自然就增加了。

　　到第三个阶段，等到农业几乎完成了上述转变，政府就应该开始启用扶持农民的政策。这是由农产品的单一性和土地生产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当今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对农民都是实行补贴的，这种补贴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之上：农业人口必须很少，因为只有多数人补贴少数人才是可行的。比如说，在美国或者欧盟，95个人补贴5个人，每个人拿出1块钱，那5个人每人能够得到十几块钱，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可以承受的。但是目前中国要搞农业补贴是不现实的，因为要让农民得到10块钱的补贴，就意味着每个城里人都要拿出10多块钱来。

　　现在很多学者喜欢照搬发达国家的政策，似乎人家补贴我们也应补贴，问题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与这些发达国家非常不同的。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政府对农业的政策重点也应该是不一样的。中国不能照搬美国和欧盟的农业政策，因为我们的经济还没有达到它们那样的发达程度。

　　中国城市化严重滞后的政策障碍

　　我之所以要提出与新农村建设相对应的新城市建设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中国城市化进程处于滞后的状况。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农村，这是英国约200年前的社会结构。我们目前的社会结构不要说与日本、韩国相比，就是跟巴西都差得很远。事实上，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要慢，我们现在的城市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是严重不匹配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先是观念上的问题。谈到中国发展城市化，人们往往立刻就会担心未来的就业问题：如果几亿农民一下子涌进城里找工作，哪来那么多岗位？国人在理念上还坚守中国要以农业为本。但是，即便是以农业为本，也并不意味着要有这么多人从事农业。关于汶川大地震以后的重建问题，我给中央提出的建议是，灾后农村重建应该与城市化的趋势结合起来，不要老是抱着在原地重建家园的思维。也许这里承载着一种感情上的寄托，但如果从经济发展的理性角度来看，将重建纳入城市化的视野显然更为可取。

　　其次是体制上的障碍。这些是中国所特有的。这里既有城市阻碍农民进入的各种政策性障碍，也有农村拖住农民使他们舍不得离开的制度性因素。最典型的是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目前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但不能转让和出售。这造成了什么结果呢？看起来，这给农民留下了一条退路，许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特色”，是好事。但我并不这么认为。一位美国学者曾专门研究了中国的农村移民，结论是：中国的农村人口流动是双向的——年轻的时候进入城市，老了回农村养老，这不仅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对农民也是一种更大的不公平，他把青春给了城市，最后老了还要回到农村；打工时在城里，失业了回乡下。

　　再者，这里还有另一深层次的利益问题。农民进城会对城市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造成实际的冲击，政府也担心因此带来的社会问题。对失业问题的担心确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数量庞大的农民工进城以后都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的话，一旦遭遇经济衰退，失业造成的社会压力就会很大。政府当前在统计失业率的时候并没有把农民工计算进去，目前广东不少工厂倒闭，但公布的失业率并没有增加。失去工作的农民工回到农村，城市的压力并不很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阻碍中国城市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城市建设”的重点在体制改革

　　中国与大多数别的国家不一样，其他国家的城市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中国因为有政府设计的制度约束，所以必须要由政府去消除这些制度障碍。

　　首先，就是要消除歧视，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有人把目前农村状况描述为“3861”部队，意思是农村人口以妇女、儿童和老人为主，因为每家每户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每个农民家庭都是一半留在农村、另一半飘在城里。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的土地制度。土地不能流转就无法集中，能干的年轻人无法施展才能从事现代农业；土地不能流转使土地不能转换为农民在城市定居的资本，妇女、老人和儿童不得不留下继续经营那块土地。这些问题最终都要从制度上进行彻底改变。

　　同时，还要更科学地进行城市规划。城市化不一定非要采取北京、上海那样不断向外扩张的模式，这会滋生出许多大都市的城市病。国外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学，比如搞“城市带”——美国的洛杉矶到圣地亚哥，到处是由几条高速公路连着的一片一片的中小城市。这些中小城市的集聚，既有规模，又透气，城市交通状况也很好。还有就是政府投资，现在中国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主要还是往农村投资，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的是投资建设城市，不断在城市里而不是在农村盖房子。城市里农民工有大量的住房需要，应当大力发展面向农民工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来解决这些需求。还有农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在农村建希望小学已经不再是目前的主要问题，眼下最需要的是在城市里为更多的农民工子女提供方便的就学条件和环境。

　　我之所以要突出一个“新”字，就是想表明，这并不是普通的城市建设，而是一个包含着体制改革的整体规划，是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的“新型”的城市规划。

　　总之，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要真正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而不是就农村问题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在这个特殊阶段，主要的建设重点应当是城市。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在城市创造出更多吸纳农村移民的空间和机会来，而不是把他们挽留在农村，这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围绕我提出的这个所谓“新城市建设”，希望学术界今后能够有更多广泛和深入的探讨。中国规划网北京10月15日电（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