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国内结构性转变和国际周期性调整双重挑战，从启动国内需求、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人们有理由追问：新时期中国需要怎样的城镇化，才能有效回应外部冲击并形成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通常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线，农业工业化、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城镇化可视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而多数国家的城镇化是在市场自发秩序拓展、工业化与城镇化大致同步的背景下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中的自发演化功能日益凸显，在某种程度上依然具有地方政府主导、策动的特征。从客观效应来看，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进程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做大经济总量贡献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中的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是引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显然，中国的城镇化已经产生了显著的增长绩效，但在产业选择、劳动流动和收益分配等方面依然存在问题，产业选择偏差会降低就业创造能力，劳动流动受阻会抑制劳动配置效应，地价分配失衡会降低农民财产收益，而城镇化的“涓滴”效应发挥会受到抑制，收入分配差距会渐趋拉大，居民消费能力提高和福利状况改善也会受到影响。
　　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以稳步推进城镇化为依托，优化产业结构，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其发展取向无疑是正确的，而现有的城镇化在某种程度上与这种取向存在着偏差。如果说中国城镇化的基点是促使多数社会群体分享结构转化的红利，促使增长从投资-出口主导转向内需主导、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话，那么地方政府主导、以GDP为目标且伴随着农村要素单向流出的城镇化就需要改进和完善。其改进方向也十分清晰，即更强调产业选择与发展时的市场演化和自发集聚，更强调农村劳动力流转时的就业拉动和身份融合，更强调农民对工资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充分获取，市场演化、身份融入和利益共享应是新时期中国推进城镇化的理性选择。
　　从政策取向看，决策层既重视城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意识到现有城镇化进程面临着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中央强调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这体现了对地方政府主导下城镇化低效率状况的积极回应；强调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的就业和落户问题，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这体现了对城镇化过程中流转农民融入问题的有效回应。
　　未来，为了推进市场演化、身份融入和利益共享的城镇化进程，我们应完善中央对地方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淡化地方政府对城镇化的直接规划冲动，激励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提高行政效率，促使企业根据市场信号进行产业选择，促使居民根据市场信号进行空间集聚，这种基于市场演化而形成的城镇化将更具有效益和可持续性。应以改善商业环境为切入点为企业发展提供条件，特别应打破行业壁垒、降低融资成本、完善税负体制，借以促使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持续增强城镇化中的企业集聚能力和就业创造能力。应完善农村教育培训体系，增加农民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农民在流转中的报酬获取能力，促使农民职业流转和身份流转逐渐同步化，促使农民个人流转与直系家属流转逐渐同步化，以此解决农村流转人口的福利供给和城镇融入问题。应高度关注农民在土地收益分配中的“边缘化”问题，在完善中央-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背景下，限定土地公益用途的范围，弱化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促使开发者按照及时、足额等原则给予农民利益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