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问题是改革之后，九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的一个特殊群体的特殊称号，它的存在介于行政执法与非正规政府管理者之间，游离于法律与雇佣关系之间，它又似乎与明清两代的吃财政饭的“白员”。吴思在《血酬定律》一书中说得明白：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 
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尽管这是一个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我们却不好痛骂人家。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不消除这块培养基，单骂跑来繁殖的细菌觉悟不高，还要挡人家的财路，就有点不大讲理。

    而今天的城管存在看上去就大抵类似于这种白员。当然我也不想端掉这些人谋生的饭碗，但是面对这些势如强盗土匪的城管们，我确实同情不起来这个群体，相对于所谓游走都市街头巷尾、繁华地段的艰难谋生群体“走鬼” 们，我更多是同情后者的。即使以现实看，有多少没有人性、暴力执法、野蛮执法的群体在伤害着另一手无寸铁、手无权利小商小贩，这种事情早已被社会公众和舆论大肆讨伐，可是舆论的风向，未必能够抑制住城管的可遭天遣的暴行，就在1月7日湖北天门市城管暴力执法、野蛮打死公民魏文华，据目击者称，魏文华看见双方（竟陵镇湾坝村村民与城管）发生冲突，拿出手机下车摄像。数十名执法人员见此蜂拥而至，殴打魏文华，魏交出手机，举起双手，但殴打并未结束。５分钟后，魏文华倒地身亡。而随后又媒体报道出一则类似于城管暴力执法的事件，却发生在比天门市暴力事件还早的1月2日，2日下午5时许，郑州市金水区行政执法局执法车在撵水果商贩的过程中，因过路的打工人员盖红旗挡了道，双方发生争吵。七八名执法队员追打盖红旗60多米远，后乘执法车离开现场。（1月13日新华网）

    我不抱任何的幻想，能够认为只要媒体不断报道，政府部门果断处理，舆论监督发挥它应有的优势，就有城管收手的事件发生。事实上，这样的事件如果没有合适的途径予以排解，它还将会发生，类似于这样的事件还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或许明天，或许后天，它随时随地都会重新从前一次的悲惨事件照样接踵而来。让公众拿什么不很城管？让公众怎样信服这个社会有安全感？让小摊小贩怎样有生存生活下去的希望和空间？

    如果，这个社会可以诅咒，可以以为好有好报、恶有恶报，那些城管会将为其行为负起道义上的代价，我们可以深恶痛绝的把满腔怒火喷洒到城管身上，然而，我绝不以为这就是多么令人兴奋，我们在诅咒这些灭绝人寰的城管们同时，我担忧的是我们怎样把这个背后的社会病态呈现出来，并剖膛解肚，从根本上灭绝这类事件的发生？思前想后，这些城管不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在压榨那些没有权利的公民吗？

    因湖北天门城管打死人事件被披露，连带的湖北天门城管越权开罚单的事件也被披露出来，据天门客运司机李某反映，李某2008年被罚的第一笔款是1000元，而罚这笔钱的人则是天门市城管局。客运司机李某说，“我是有营运资格的，就算我违规了，也不该由城管来罚款，罚款的收据还没有盖章，让人不能接受。可是，我怕挨打，只好交钱要回自己的车。”同样在去年12月24日，另一司机也因同样原因被罚款。其出示的一张罚款单据与客运司机李某的一模一样，但金额为300元，盖有“天门市城建管理监察大队财务专用章”， 该司机解释罚款数额不同时说：“老实说，我找了点关系，所以只罚了300元。”吴思在《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说：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以古比今，那位只好托关系的司机只交了300元罚单的背后，不只是一种无奈，干吃哑巴亏，不也是权责不明、公众没有权利讨还公道所致吗？

    而通过城管这一孔，我们足以看出在一个权利相对公平民主的时代，任何触犯人权、越权执法、徇私枉法的事件会不再发生。别拿法律和人权不当法律和人权。西方政治体制的成熟，莫过于民主、莫过于主权在民。让·雅克·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说，以制订法律的人来执行法律，并不是好事；而人民共同体把自己的注意力从普遍的观点转移到各别的对象上来，也不是好事。没有什么事是比私人利益对公共事物的影响更加危险的了，政府滥用法律的为害之大远远比不上立法者的腐化，而那正是个人观点之必不可免的后果。这时候，国家在本质上既然起了变化，一切改革就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一个从不滥用政府权力的人民，也决不会滥用独立自主；一个经常能治理得很好的人民，是不会需要被人统治的。

    辩证看待这段论述，一个开明的政府、民主的社会风气，必然带动积极的民风，所谓“一个经常能治理得很好的人民，是不会需要被人统治的”。细节化一点，一个包容、人性的执法团队，会让小摊小贩自律并自觉遵守一切社会公德和法律。否则，权力不受管制、监督和约束，相对的被管理者失去权利和自由，这个社会是没有公平可言的。由此推断，目前是取缔城管、还是约束城管，最好的是把公众的权利交给公众，把城管的合法伤害权收回去。期冀以城管问题为契机，或将撬开中国民主社会的大门，这对于当前的政府管理者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一条路了。（侯书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