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在办公室查看资料。新华社发
 

　　从1958年到2014年，核潜艇事业伴随着他从青春走向耄耋之年，深深地融入到他的血液。

　　2014年5月28日，在历史名城武汉，记者见到了这位被人们称为“中国核潜艇之父”的老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老人虽两鬓花白但面色红润，他始终面带微笑，显出沉静厚重、运筹千里的从容和科学大家的豁达气度。

　　“一穷二白的年代，你挺起胸，成为国家最大的财富；三十载赫赫无名，花甲年不弃使命，你的人生正如深海中的潜艇，无声，但有无穷的力量。”

　　2014年2月10日，88岁高龄的黄旭华院士第一个登上中央电视台“2013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时，推选委员会为黄旭华院士的一生作出如是评价。

　　说起那一刻，黄旭华说当时没想到自己是第一个走上颁奖台的。面对全国观众，他掷地有声地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当祖国需要我冲锋陷阵的时候，我就一次流光自己的血；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地流血的时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刚从战火纷飞的硝烟中站起来，坚信落后就要挨打的新中国领导人说出了一句惊世名言：“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不到一个月，黄旭华和一批来自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技术人员毅然抛弃优越的城市生活，汇集到了那个寄托着他们理想的荒山半岛。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1970年12月26日，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当那个凝结着成千上万研制人员心血的庞然大物稳稳浮上水面的时候，身为总设计师的黄旭华激动得泪水长流。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我国仅仅用了10年就走过了国外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的路程。中国成为继美俄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动力潜艇的国家。谈到这些，老人淡淡地说，“这个成绩是属于大家的，是我们一代造船人共同拼搏奋斗的结果，我只是团队中的一个代表而已。”

　　“中国的核潜艇完全是靠白手起家的，因为条件受限，我们曾经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的技术问题。”

　　黄旭华在回忆当年的时候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人才，如果我们的研究人员有谁见过核潜艇长的什么模样，也许都会大大缩短研制过程。”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艇型是“水滴型”，因为有最完美的流线，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美国在研制中谨慎地走了三步——先把核动力装在常规线性潜艇上，同时建造水滴型常规动力潜艇，在两者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再结合成核动力水滴型试验艇。

　　是三步并作一步走还是分为三步走？研制队伍发生了激烈争论。年轻的总设计师黄旭华毅然选择前者。

　　纸上得来终觉浅，毕竟，这只是一个大胆的推理。但是，没有彷徨，没有犹豫，黄旭华带领大家通过大量的计算和反复论证，仅用3个月时间就提出了5个艇型方案，接着就一头扎进上海交大的拖曳水池实验室。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核潜艇技术复杂，配套系统和设备成千上万，其中最为核心的是核动力装置、水下通讯、发射装置等7项重大技术。

　　“别无选择，只能摸索着一步一步地往前闯。”黄旭华说，他们曾经用最“土”的办法解决了许多尖端的技术问题，诸如为了确保艇的重心稳定，要求所有上艇设备都要“秤”，用“算盘”来计算艇的重量和设备的重量，边角余料也不例外，几年中天天如此。正是这样“斤斤计较”，才使得一艘4000多吨的艇在下水后的试潜、定重测试值和设计值毫无二致。

　　“你不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这支队伍怎么带？万一试验出现意外，你在现场，大家就有了主心骨！”

　　1988年，我国一代艇即将首次进行深潜试验，黄旭华的妻子李世英对丈夫说出了上面的这句话。有了妻子的支持，黄旭华带领团队向极限深度试验发起冲刺。

　　在黄旭华看来，中国研制核潜艇不仅是要解决有无的问题，更是出于战略的需要，核潜艇只有深深地、静静地隐蔽于海洋中，才能对敌人产生真正的震慑，而极限深潜试验则是检验艇的战斗力的关键之所在。“我要和大家一起参加极限深潜试验，咱们要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去把实验数据完整地拿回来！”黄旭华一字一顿、语气坚定地对整个研究团队说。队员中弥漫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光。

　　试验当天，黄旭华带领的团队诞生了一个关于核潜艇的新纪录。在这个深度下，核潜艇的耐压艇体结构和通海系统安全可靠，全艇设备运转正常。

　　在他的引领下，中国的核潜艇研制团队呈现出老、中、青的梯队发展。刘春林——黄旭华的学生、某某工程副总设计师、2014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多年来跟随着黄老学做人学做事，他尤其受益于黄老说过的一句话，“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必须重视问题，深入细致地解决问题；作为一个总设计师，必须胸怀大局，勇于担当”。 （光明日报北京6月3日电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