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专家访谈

    目前国内很多开展低碳建设的城市都还不能称之为低碳城市，只能叫作低碳行动或者低碳规划城市。
    要搞低碳城市首先要摸清家底——城市的碳排放清单，但国内各省的基础数据和能源数据，目前来看都不够完整和准确。
    目前碰到的最大问题是，政府是否有意愿将碳排放指标作为城市开发或者规划的明确指标，现在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是没有碳排放量指标的。
    去年8月下旬，5省8市入围了国家首批低碳省市试点计划，这些试点涵盖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西部经济刚刚起步的城市。低碳城市的建设势必驶上一条快车道。
    究竟如何来建设低碳城市，南方周末特邀请了国内外顶级低碳城市规划、设计专家以及实施者发表看法。他们是拥有上千国际城市会员、全球最大的旨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政府联盟组织——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ICLEI）秘书长康拉德·奥托·齐默曼、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主导了国内众多低碳城区规划设计的英国奥雅纳（ARUP）工程顾问公司规划及发展总监叶祖达以及哥本哈根市市长鲍·阿斯默斯·凯尔德高。
    南方周末：低碳城市概念众多，您如何定义低碳城市？
    姜克隽：低碳城市是指那些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低的城市。另外还有一个概念叫作低碳行动城市，指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比较高，但是正在采取各种对策、使其排放指标降低的城市。目前国内很多开展低碳建设的城市都还不能称之为低碳城市，只能叫作低碳行动或者低碳规划城市。

姜克隽
 

    康拉德·奥托·齐默曼：低碳城市有很多特征，包括在供暖系统、交通以及能源部门将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到最低。一个智慧的低碳城市还会将自然的力量加以利用，包括太阳能的使用、自行车以及自然制冷系统等等。

康拉德·奥托·齐默曼
 

    叶祖达：如果说人们对生态城市、绿色城市的具体定义还存在很多争议，低碳城市的概念相比来说是最少争议的，因为低碳城市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以城市发展作为手段和政策，在城市的层面减低我们的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则是很一个明确的指标。

 叶祖达
 

    鲍·阿斯默斯·凯尔德高：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任何城市只要在制定了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宏伟目标之后能够切实执行，都可以称为低碳城市。哥本哈根决心在2025年成为全世界第一座碳中和城市。这与绿色城市、气候友好型城市、生态城市是一致的，只不过更加具体。

鲍·阿斯默斯·凯尔德高
 

    南方周末：大家都提到低碳城市必须要有碳减排量，那么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建设低碳城市的需要遵循哪些步骤？
    鲍·阿斯默斯·凯尔德高：首先必须具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并得到政治上的全力支持，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将计划转变为具体行动。与此同时，要实现我们的气候减排目标，必须在政府主管部门、企业和哥本哈根群众之间开展对话与合作，与能源企业之间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由此创造出长期、绿色投资的机会，惠及大众。
    康拉德·奥托·齐默曼：基于ICLEI（国际地方环境行动理事会）网络中上百个来自全球各地城市的发展经验，低碳城市的建设应基本遵循以下步骤：首先应认识到对气候变暖的责任，并正式发布减排行动计划的决议；建立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以找到主要排放源；制定行动计划，包括最有效的减排手段。此外，这些城市的实践还表明，与其他城市形成网络，互相吸取经验的城市在实施低碳发展方面进步更快。
    叶祖达：我觉得，第一，必须有一个低碳规划具体范围，对城市的碳排放量做基础研究，摸清碳排放的几大源头（交通、能源、工业等）的排放量，以确定政策重点；第二，通过不同的情景分析反映不同的政策手段，制定一个城市到什么时候减排多少的低碳规划；第三步，通过不同的政策手段组合具体实施；第四步，积极监控。
    南方周末：确如各位所讲，要搞低碳城市首先要摸清家底——城市的碳排放清单，但是，我们如何能够获得准确并可供比较的数据？
    叶祖达：我不知道发改委有没有制定这样的实施细则，目前我们还没有制定出能够作为统一口径的地方城市碳排放量审计的方法论。在我参与规划的几个低碳项目中，包括曹妃甸、无锡太湖等，我们参考的是联合国IPCC方法的方法学。显然，如果只是提概念，不将减排指标量化到具体碳减排量，所有的理念都是虚的。
    康拉德·奥托·齐默曼：从全球来看，各个城市应用的不同计算方法意味着排放量和减排量都不能很好地横向比较。ICLEI成立的“carbon”组织以及城市气候注册处，是能够帮助这些城市互相以透明和量化的方式进行比较。
    姜克隽：我真正比较担心的是国内各省的基础数据和能源数据，目前来看都不够完整和准确。我接触的几个开展低碳建设的城市基本没有特别好的能源数据，这确实很难控制。
    南方周末：建设低碳城市一个冲突之处是，低碳发展政策和现有城市政策的冲突。如何来整合既有的各项减排政策？
    姜克隽：我们目前研究的重点就是挖掘还有哪些现有政策没纳入到低碳发展规划中。以沈阳为例，它之前实施了很多节能措施，但目前我们结合纽约、芝加哥以及北欧一些国家的经验，把之前被忽略的交通环节的减排也纳入进来，效果很显著。此外，对于节能减排政策中经常实施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如果加大实施的力度，这一环节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可做的更多。节能减排与低碳城市发展的关系是：我们现在不是顺着城市所作的节能减排措施来证明它是低碳的，而是应该在一个低碳城市建设的框架下，来审视目前的政策还有什么不足，以鼓励城市进行转型。
    南方周末：各位参与低碳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姜克隽：我认为低碳发展不应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大家在实际操作中仍把它看成一个很强的政治任务。我们也观察到，一开始申请低碳试点城市时，很多城市很积极，但一旦被冠以低碳城市试点并进入实施阶段之后，就开始变得保守，这是大家的普遍心态。
    叶祖达：最大的挑战来自很多人对低碳的概念不清晰，建设低碳城市最关键的一点必须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包括技术、经济、利益协调）考虑，单靠某一方面的主管意愿是不够的。此外，政府是否有意愿将碳排放指标作为城市开发或者规划的明确法定指标，也是目前我们碰到的最大问题。现在我们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法定管理体制内是没有碳排放量这个指标的。
    姜克隽：与伦敦、纽约这些城市的低碳发展相比，国内很多城市并未提出足够雄心勃勃的目标，例如力争2020年达到排放峰值。我们认为，中国要做低碳城市的话，应该要求这些城市在2020年达到排放峰值。如果全国范围内要在2030年达到排放峰值的话，这些率先进行低碳建设的城市和省份应该做出示范。目前在这方面比较成熟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沈阳等。
    鲍·阿斯默斯·凯尔德高：城市要吸引绿色企业和新型投资，这一点对于建设低碳城市非常重要，但在这方面我遇到的困难最大，因为哥本哈根必须和全世界诸多城市竞争。
    南方周末：目前，中国已经开始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对此，您有何建议？
    叶祖达：我们的城市开发有很多可以使用的手段，问题是这些手段、体系是否可以与碳排放量的实施联系起来。当碳减排强度45%的目标分解到地方政府之时，谁来实施？谁来监控？工业部门、建设部门以及环保部门各自的责任是什么，这些都是地方政府需要具体考虑的问题。姜克隽：我们在积极做低碳城市的同时要认识到，并不是说节能减排，或者建设一个产业区就能被称为低碳城市。低碳城市的称号一旦被戴上，要维护它将越来越难。从全球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低碳肯定是一个大的趋势，目前这些被列为低碳城市试点的省份和城市，具备比较好的基础，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
    康拉德·奥托·齐默曼：我相信中国的市长们对于城市的中长期发展计划这类东西都很熟悉，因此低碳对于你们来说本不是什么新鲜东西。相反，我更相信中国的低碳城市步伐将走在很多国家的前面。我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城市加入到ICLEI的国际城市“气候保护”计划中来，通过一个共同的全球城市网络来实现低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