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尽力变得更加“上海化”

　　刘佳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是全球化和全球城市领域中最知名和活跃的专家之一，目前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她的研究和写作的重点包括全球化、移民、全球城市、新的网络技术等。1991年，萨森出版《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一书，首次提出和定义全球城市概念，中文译本于2006年出版。在浦东开发开放20周年之际，萨森教授接受了第一财经记者的采访。

　　记者：你谈到一个全球城市是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那么，上海算不算一个全球城市？即使中国已经在政治上有北京，经济上有香港。

　　萨森：是的，上海绝对是的。中国和外资公司在上海的密集度之高，它所有的人才、基础建设，以及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之一，这些都让人觉得上海非常了不起。它的系统综合了许多重要的国际网络。

　　在我关于全球城市研究中，第一步总是去确定这个城市是位于哪个全球网络。每个城市都位于不同的网络，网络中的城市也都有不同的特点。因此，圣保罗、芝加哥和上海在它们的先进的服务行业中，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在历史上曾为一个重工业行业服务。纽约和伦敦就没有这样的历史。如果我有一个钢铁厂，并想在世界上寻找一个机器制造商，我会就近去圣保罗、芝加哥或者上海来获得专业的法律、会计、金融、保险和经济预测服务。我肯定不会去纽约和伦敦，它们的优势在别的地方。

　　你说得没错，全球城市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在此之外，我们需要补充的是，全球化的扩大让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全球城市网络的一部分。

　　说得尖锐一些：并没有哪个实体可以天衣无缝地做到完全全球化。现实是世界上有许多非常国际化的网络。有的网络有自己的特别领域，另外的网络则没有什么专长。有些网络是世界性的，有些是地域性的。不同的网络包含了不同的国家和城市。举例来说，今天的上海属于一个包括伦敦和孟买在内的房地产开发投资网络。而全球商品交易则是一个多样化的网络，芝加哥和上海等城市是其主要的枢纽。这并不只是关于竞争，而是在于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多面平台。

　　我强调全球经济力量并不是这种网络的唯一发展动力。移民、文化工作、民间社会的维护斗争、环境和社会正义都在为全球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做贡献。例如，保护热带雨林的网络包括巴西和印尼的非政府组织、纽约和伦敦的国际媒体中心，以及主要林业公司和木材买家的总部，它们分布在奥斯陆、伦敦、东京等地。采用其中一个城市的视角，我们可以了解它在一些网络中的多样化特殊地位，并且可以把这个城市和其他城市相比较。这些新兴的城市间的相互关系开始成为多平台全球化的基础。这些趋势的另一方面，是全球网络的日益城市化。

　　记者：浦东在20年内从一片农田发展成现在的中国的商业中心。和其他全球城市相比，这样的发展方式常见吗？如果要从世界上挑选一个城市成为上海的典范，那会是哪个城市？

　　萨森：这样短暂而迅猛的发展让人不得不惊叹。城市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让人十分钦佩。上海本身有作为世界城市和国际经济中心的历史，这也推动了上海的城市改造。

　　在我看来，上海应该尽力变得更加“上海化”。就像巴黎和伦敦一样（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历史塑造的不同潜力和文化让一个城市更加强大。看看北京、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差异，这是每个城市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优势。

　　亚洲的全球城市之间的最有趣的趋势之一，是香港和上海开始成长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全球城市。香港是完全地国际化和非国家化，而上海则非常有国家特色。另一方面，是新加坡发展成为跨亚洲地区的各种交易的平台。新加坡出口许多专门的管理知识，例如，它出口港口管理（乌拉圭、热那亚和其他几个港口都是由新加坡部分或全权管理）。许多国际投资者希望通过新加坡来投资马来西亚或者较小的中国公司。换一种说法就是新加坡在出口诚信。

　　记者：一个国家需要多少个全球城市？全球城市的存在究竟是好是坏？

　　萨森：我认为我们正在向网络型经济转移，这可以帮助开发分散的系统，也就是多个不同的中心，每个中心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域。而不是仅仅发展以一个重点城市为中心的阶层式城市。如果有企业、博物馆，或者一个民间社会组织在选址的时候跳过北京、上海或香港，而是选择一个有全球网络的小型城市，这就是一个好事。

　　但全球化也面临重大的挑战，包括社会和收入的不平等。解决这些问题意义重大。墨西哥城、圣保罗和孟买在全球城市中排名较后的原因就是由于在城市里面，有大群人处于边缘的社会状况。它们有太多穷人、无家可归者和病人，太多的旧公共汽车对空气造成污染等等……这些都是不好的方面。

　　新城市经济的主要特点是高收入和低收入工作同时急剧增加，以及老旧的中产阶级的萎缩。上世纪80年代以前，经济增长往往意味着一个坚实的中产阶级的增长。但是一个全球性企业型经济的崛起，带来的是对高层管理人员和超盈利企业的迫切需求。这些职业人和企业通常都很有能力取代各种中层公司和中产阶级员工，他们通常也会受到政府支持。富裕阶层对奢侈品和精致的需求随之增长，从豪华办公室到豪华住宅。这些都让中产阶级越来越难在城市生存。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就选择离开。

　　中产阶级流失的负面影响往往被人们忽视。一个城市的收入如果大部分流入中产阶级，那些收入则更可能被花在城市自己身上，从而对城市起到促进作用。中产阶级通常比富裕阶层花更多的收入在消费上，相比之下，富裕阶层的人倾向于把钱用来投资，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投资，以及把钱投资到哪里去。

　　这种错位导致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政治成为了一种争夺城市权利的斗争。反贵族化（Anti-Gentrification）和反替代(Anti-Displacement)斗争是这种政治的形式。这并不是针对一个全球性机构。相反的，它是非常地方化的，它总是关于某个建筑或者贫民窟。但它是全球性的，因为它在世界上一个又一个的城市里发生。这是在强大的全球化行动者和弱势群体之间的斗争，本地毫无组织的人为了生计而斗争。

　　记者：全球城市在未来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

　　萨森：越来越非国家化。无论是外籍专业人士和移民，或是省级移民和郊区来的年轻人都在成为新的跨国的专业人士。未来会有更多富有的人，也会有更多穷人和低收入的人。曾经是城市主要人口的中产阶级会越来越少。

　　我认为我们的城市管理迫切需要创新。旧的官僚化的方式是行不通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时代。关键的是，城市领导、企业精英、警察、民间团体、街坊组织都需要意识到，新的城市管理方法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