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规划网北京4月22日电（记者 余民）

    记者：作为在中国工作的资深专家，您认为在中国您面临的最紧要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Mader：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说到中国的环境问题，很显然不管对谁都是个非常大的任务。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决策者和公众对问题的认知程度。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情况是否有足够的意识？这是个基础性的问题。因为大尺度的生态措施在中国只有得到人们的支持才能成功。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人，从农民、工厂工人到高层的政治家。所以人们是否真的意识到他们的环境正在发生什么，确实是问题。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你们遇到了不同的严重生态难题。而且这些问题是与诸如气候变化和世界范围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全球性问题相交叠的。因此这些不仅仅是中国本地的问题。我们面对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情况。

    我非常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中国谈论生态问题，并意识到什么情况正在发生，而且在为他们的环境担忧。同时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开始承担责任，发表立场而且讨论问题。

    就我访问中国期间了解到的情况，在中国最紧要的问题是应对水资源的问题，从为群众提供高效的饮用水供应，到水质问题，最后是河流、湖泊以及湿地等生态系统和众多物种的栖息地中的水文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中，掌握水资源将会成为关键的生态挑战。

    也许第二重要的问题是荒漠化和土地退化，这主要是由于牧场和农田的过度利用造成的。以上两者频繁地与水地过度使用相结合，尤其是在农业生产中。

    空气污染是我的问题清单上仅次于荒漠化的一项，也需要快速抓紧给出答案，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当然中国还有其他的一些环境问题，比如废物处理，以及怎样处理农村地区不断增加的垃圾。在城市里我想已经有很完善的处理系统组织，但是在农村地区我们基本上还没有解决的方法。

    记者：当我们谈到环境问题时，有一种论点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处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为了解决他们的环境问题已经经历了200年的努力。与其相比，中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成功地解决过去几十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关于这个论点，您有什么评论吗？

    Mader：支持这样的论点意味着放弃了很大的机遇。我想建议大家站在所有思想之上，就从现有的情况出发，不要用历史性的推论，不要争论，只要说“好吧，我们现在是在2010年，我们集中世界上最好的知识，从现在好好开始行动，不仅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世界上其他的人类。”

    这样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机会用最现代的科技应对现实的生态问题，而且这会给我们带来全世界科学家的协助。中国科学家会被看作非常有能力也很有合作精神的伙伴。他们有一些好的想法，我们也有一些，让我们先不要谈论历史和别人已经犯下的错误，让我们就从现在开始。我想这种想法会对风景园林也一样合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将会出现在中国，所以研究全世界大城市区域广泛多样的探讨，并从中选取最好的经验，是非常值得的。对农村地区的发展也是一样，让我们看这个领域已经有的成功经验，来评价什么才是实际的、科学的建议。所以，集中世界各地的所有好主意，不要犹豫。这会给你们一个开启未来的最好起点。

    记者：面对前面所提的主要环境问题时从规划设计的角度出发有什么解决途径？您有没有和风景园林师或者规划师在团队中共同合作过？能否请您结合自己的经验谈谈？

    Mader：是的，在德国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在中国没有。在中国我是SES的专家，是自己独立工作，有一次在青海研究一条河流，我曾和另一位生态学家合作。那是个关于青海鱼类族群和河流的课题。但是在德国我有同风景园林师、规划师在露天采矿区复垦方面合作的经验。

    事实上，几年前我做过这种露天采矿区的生态研究，尤其是对动物和植物轮栽问题的研究。在露天采矿区底部我设计了实验来揭示什么样的动物会在第一阶段出现，蜘蛛、甲虫和其他昆虫以及小型哺乳动物会以什么样的顺序在第一个阶段出现，和植物有什么样的互动。自然重返这些区域的过程让我着迷。后来我成为区域规划局的负责人，主要负责布兰登堡复垦计划的整体规划。

    在布兰登堡的南部地区，我们有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废弃露天矿场，这些地区都需要进行复垦。后来我们计划重建这些地域性风景使他们适宜休闲活动和其他活动。于是原来的矿坑将来会注满水，在布兰登堡南部形成以大湖为主的景观。这些大型湖泊对自然保育来说再合适不过了。甚至珍稀物种也可以在这些湖泊系统中找到新的栖息地。这些湖泊也许可以用来进行户外运动和休闲活动，比如散步、游泳或者划船甚至可以在湖中开建住房这可以结合风景形成很多很棒的不寻常的建筑构思。你在这些景观基础上做的所有事情就像一种试验，如果你是和很好的风景园林师合作，而且将规划的视野放宽，最终你会为这些区域找到特别棒的未来利用构想。

    记者：似乎利用外溢的地下水将露天矿场改造成新的湖泊系统是这里很常见的策略之一。我觉得再过十年到二十年中国可能也会面临类似的露天矿区改造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地下水水位那么低怎么能利用地下水再造出湖泊系统呢？我想知道根据您的经验，还有没有其他的现成的方法可以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

    Mader： 存在疑问的方面之一是中国地下水水位的问题。据我了解，中国东北部地下水水位在过去几年间下降了大约30-40米。你们一个接一个的失去了地下含水层，而且为了取水还在越挖越深。这意味着不太有可能利用露天矿场矿坑造湖。然而由自然主导，让自然完成（生态恢复）工作却是个非常好的主意，而且花费很少。要让人们接受这个想法，你必须和当地的人们讨论。而且当然你需要一些过程来引导环境发展的方向，让一种野生的状态主导自然恢复的过程，就像我的基金会正在做的工作。

    野生环境是自然免费送给我们的。它对很多鸟类和哺乳动物很有益，甚至还会让人观察到意想不到的物种。风景园林师应该建立一套步行和观景点组成的系统让人们享受新的野生环境。这会是一个很好的构思。

    然而，根据我所掌握的知识，有一些大城市和废弃矿场离得很近。其中一些直接就在煤层的边上。这种情况使研究土壤稳定性和塌方的潜在危险成为必要。另一方面，如果在这么近的位置上有大城市坐落，就必须把人们每天从这些场地经过或者在附近休闲娱乐考虑进来。所以你的规划可能会和那些离城市非常远的场地很不一样。在那些场地更多的可能是特殊的旅游群体，乘大巴到达然后由向导带领游览。这和有大城市在附近，孩子们就在周围不受约束地玩耍的情况大相径庭。所以所有的安全问题都必须加以考虑。

    记者：您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道路阻碍生态廊道的科学家。请问您能否就这个领域做些评论？

    Mader：我想，生态廊道建设以及栖息地和生态系统间联系的建立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中是常见的难题。在德国这是生态学家和规划师的基本常识。对于中国来说，将这种认识引入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中，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比如覆盖全国的铁轨和隧道以及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绿桥在规划的最初阶段就统筹考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在铁路或高速公路等设施建设完成之后再引入绿桥，代价将非常昂贵。

    我的建议和设想是这样：中国的政府当局在建设全国规模的技术基础设施系统的同时，为它配套建设一个生态基础设施系统。如果你从整个中国的尺度考虑这件事，它是个超级巨大的挑战。但是它确实需要我们讨论。因为我非常肯定，再过不了几年，中国的人们将会意识到生态的形势，急剧减少的生物多样性。他们会开始想念以前存在的著名物种，并开始发问：“我们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再也看不到这些羚羊了？我们森林里的野猫和那些鸟都哪去了？”他们会发现它们的栖息地被分割被大型的障碍物穿插，动物们不能迁徙通过。到那时他们可能会再启动雄心勃勃和耗资巨大的工程为迁徙物种创造跨越基础设施的条件。所以在基础设施发展的开始阶段就马上开始这些工程会更加有益。

    记者：Mader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YLA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