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五年规划中，武汉将回归“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这一定位，跨入了“万亿GDP”俱乐部。为此，《锦绣》专访了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于一丁、主任规划师何灵聪。

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于一丁

   “做规划之前，一定要理解这个城市，对它要有感情，如果规划者对城市没有感情，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做出好规划来。”

    武汉官方这样描绘“大武汉”的基本蓝图：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打造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综合交通枢纽基地，巩固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建成现代化国际性城市奠定基础。

    这些都可以在武汉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的《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中找到依据与方向。

    记  者：走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四处可见施工中的工程，武汉就像个大工地。

    于一丁：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就这一点来说，武汉市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非常了不起的一笔，所以武汉想好好纪念、宣传一下。好比是北京有奥运会、上海有世博会、广州有亚运会，大事件之后，这些城市本身都有了巨大的变化。武汉能不能找到这种大的、国际性的事件呢？武汉正在准备“辛亥百年”庆典会场，这也是你们看到外面有很多在建工地的一个原因。当好东道主，这是武汉应该做的事情。

    记  者：对于这场大建设，你们如何做好整体规划？

    于一丁：做规划之前，一定要理解这个城市，对它要有感情，如果规划者对城市没有感情，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做出好规划来。

    只有了解过去才能预知未来，如果连过去都不了解就做规划，那叫拷贝某些案例。有时候我们称作学习别人的先进理念，但那不是这个城市自己生长的，是“贴”上去的东西。我的看法是，我们自身技术力量不够的时候可以借助外脑，但是不能把全部规划都交给对这个城市不理解、感情不深的人来做。

    何灵聪：有很多城市的总体规划都是邀请外援协助完成的，比如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或者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等等，但是武汉市的总体规划外界只是研究过，或进行过战略性构想，都没有参与过具体实施性规划的制定。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市的每一轮城市总体规划都是由武汉规划院完成的，这对一个本地的规划设计机构来说相当不容易。

   《武汉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的制定有这样几个背景。首先，作为中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武汉市的区位条件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独一无二的，在这里，快速高速公路与铁路呈现十字形交叉。其次，武汉最大的特点是：世界第三大河流、中国第一大河流长江及其支流汉江于此交汇，水资源非常丰富，人均淡水资源是全国的39倍。这样的资源条件不仅仅在中国无出其右，甚至在全世界都是无法复制的。另外，武汉作为全国两型社会(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试点城市，在快速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中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型。

    所以，编制总体规划的时候，一方面是生态(特别水资源)保护的压力，另一方面要促进武汉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我们要将两方面很好地结合在规划中。

5700个工地背后2 都市发展区空间结构图

    在这些大背景之下，我们在总体规划中坚持“低碳城市”规划理念，运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构建了“大生态大发展”的空间格局，在空间布局、公共交通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等方面进行了探索。

    记  者：谈谈你们对武汉的“感情”、对武汉的理解，又是如何将这些融入城市的总体规划中的？

    于一丁：我是上海人，1982年来到武汉，在这里生活近30年了。30年前我来武汉的时候对这里一无所知。30年来，我才慢慢体会到武汉真正的特点。

    夏天的武汉是有名的火炉，这造就了武汉人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武汉人爱吃辣、脾气火爆，做起事情来风风火火，待人接物也是热情似火。举个例子，我理解的武汉话中最厉害的是“岔的”，我找不到对应的普通话是什么，大概就是“随便怎样都可以”的意思，可用武汉话讲出来气势、力度无比之大。但是另一方面，武汉又有山有水，这就让武汉人有柔情似水的一面。

    也就是说，一种热情似火的人生活在一种柔情似水的环境中，这对矛盾体才是武汉最大的特征，也形成了武汉人的个性。我工作的时候也是风风火火，但是我一回到东湖边上的家中，看到窗外一波湖水，心中顿时平静。

    我热爱武汉，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武汉。我也是一个外地人，但在这里工作、生活，我很快乐，我想为这个城市做点什么。我曾经问过自己，作为一名规划师，我该住在武汉哪里呢？其实，哪里都是家，如果一个规划师连家的环境都缺乏信心，我看就不是一个称职的规划师。

    武汉在热情似火这一点上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柔情似水这一面还不够张扬。我用“张扬”这个词是觉得生活不需要过于理性，要不时迸发出另外的精神来，感性一点。就像是一正一负两个离子，对抗性越强，越容易互相吸引，两正或者两负永远搞不到一起去。而武汉恰恰是热情有余，似水不足。自古以来，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然而，我们看到的武汉却是一方柔情似水的山水养了一方风风火火的人。要知道，二者之间是有必然关联的。

    所以，我们所有的规划、理念就是要去解这一题，如果这一题答好了，城市未来发展的空间就更大了，在全球都会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要做的就是，致力于环境保护，让山水与人、城市与人更好地结合。

    何灵聪：的确，武汉曾经是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我们做武汉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想着力解决火炉问题。

    武汉水资源丰富，湖泊众多，在规划中我们根据武汉常年主导风向变化以及水资源的分布构建了一些城市风道，也就是城市的生态绿楔，把绿地引入中心城区，将其与城市通风廊道结合起来，这样，在夏天把外围水上面低温度的新鲜空气顺利引入到城市中心，可以降低城市中心区的温度，可以缓解城市“热岛效应”。让人欣慰的是，今年夏天，全国气温普遍偏高、天气炎热，但是武汉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的高温天总数排名大幅后退，终于摆脱了传统的“四大火炉”行列。

    同时，武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湖泊密布。于是，我们根据地理形势将水系连通，构建动态水网，将水网与城市建设用地结合起来。一来通过水体的自然流动，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二来有助于形成城市的宜居环境。比如，汉阳区有6个大的湖泊，我们做了“六湖连通”工程，将汉江水引入湖泊中，通过水的流动净化最后流入长江，使其形成流动的循环水。不仅如此，结合“六湖连通”工程，我们还建成了一个新的城市功能区“武汉新区”，其中“四新中心区”是其核心，这也是总体规划中确定的“城市副中心”。其功能定位一个是国际博览中心，启动项目“武汉国际博览中心”有46万平方米，2011年主体建筑竣工；另一项功能是生产型服务中心，因为武汉的汽车城在沌口，在这里就近可以为汽车城提供生产型服务，也就是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这个生产区域，打造现代服务业的“城市副中心”。

    记  者：武汉市是两型社会试点城市，总体规划对此如何体现、如何准备？

    何灵聪：在构建城市空间形态时，我们否定了“摊大饼”的模式，代之以采用轴向与楔形绿地结合的方式，构建轴、楔相间的城市发展框架。以主城区为核心，6个发展轴向外伸展，轴线延伸的地方是城市建设用地，轴之间的缝隙是楔形绿地。同时，在市域范围还划定了都市发展区，作为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集中区域。都市发展区通过合理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强度，复合利用地下空间，以此达到集约、节约资源，建造资源节约型城市的目的。

    其次，通过生态绿化布局，我们形成了一个适宜的生态框架，所谓适宜的框架指的是武汉市的两个“生态环”和6个生态绿楔。围绕主城区有一个“生态内环”，围绕都市发展区有一个“生态外环”，各发展轴向间共有6条“生态绿楔”。两个生态环与6个楔形绿地结合形成“两环六楔”的空间布局，结合这些生态绿地整体布局了5个风景区，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另外还有湿地公园、水源涵养地等等，以此建造环境友好型城市。

    此外，我们提出了以社区为中心的宜居城市建设。通过“职住平衡”的模式—就近居住、就近就业来减少城市组团间的交通需求，降低碳排放。这是个市场化调控的过程，很难控制。但是我们会通过用地的配比为市民提供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有就近居住、就近就业的选择空间。比如东风公司所在的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武汉的百万汽车城所在地，大量职工有居住需求，那我们规划中的“四新中心区”就要做成山水田园城区，这就是为员工提供就近居住机会。

    于一丁：具体到城市规划细节上，容积率该提的要提，该降的要降。武汉市要建设两型社会在某些规划实施方面会有一些矛盾，举一个例子：容积率越高，居民的舒适度相对越低，但是资源节约了；反之，舒适度越高，容积率要低，资源节约就不够，但是环境友好了。所有问题都在矛盾中，但是我们要兼顾，如果只有前者或者后者，我们肯定得不到发展，要寻求一个平衡点。

    记  者：这个平衡点找到了吗？

    于一丁：事实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你既要为老百姓营造适宜居住的条件，又要为这个城市营造一个合理的环境。可是，在资源紧张的条件下，我们也没有办法。我反对，但是我仍然在制造，我仍然在鼓励大家建设一个接一个的小区，不仅要解决能不能居住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居住条件好不好的问题。

   “居住小区”这个概念是美国人发明的。中国人以前是不需要居住小区的，武汉人有巷子、上海人有弄堂、北京人有胡同。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这也符合发展要求。美国人把小区叫做“neighborhood”，也就是邻里关系。只是，在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下，中国城市的邻里关系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不认识、楼上楼下不见面的人群。

    在城市中，小区就像在城市中做了许多“禁区”。因为你不能随意在每个小区内穿行，你得从小区与小区之间的缝隙间穿过去，结果就是交通很难组织。北京、上海、武汉等等都是如此。比如武汉，武昌地区有那么多高校，通通用围墙围起来了，而且占地面积很大，社会公共交通根本不可能从内部穿过，学校本身就成了一块“此路不通”的禁地。这儿一个研究院、那儿一个医院，再加上武汉地形复杂，有些地段的断头路很多，畅达性不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反观回来，我认为小区是蛮害人的。我们能不能重新回到从前生活过的、属于我们的胡同和巷子呢？当然，社会在发展，巷子应该有新的模式。那我们就要研究应该怎样去继承传统。其实，我们最大的改变是把人们生活的传统、生活的方式改变了，我们不去供销社买菜了、不去菜市场买菜了，转变成去超市买菜；自行车变成地铁、私家车了。可是，反过来想，除了这样的购物模式、交通模式、居住模式之外，我们就真的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记  者：如何解决交通拥堵问题？

    何灵聪：我们采取了轴向扩展方式，希望利用公共交通导向拉开城市发展骨架，发展新城。我们想打造两条快速路和一条轨道交通这种“双快一轨”复合模式做交通走廊，向新城组群地区延伸，缓解中心城区人口高密度的压力。同时，建设公交优先的绿色交通网络。以前武汉市没有财力做，现在正在补课，所以武汉目前有5700多个同时施工的工地，主要是快速路系统以及地铁系统的建设。这本身也带来了一个暂时性的新问题，就是交通拥堵。

    应该说，随着私家车激增、城市快速发展，每个大城市都会面临交通问题。武汉市会有一个阵痛的过程，阵痛期可能会有5—10年，这个时间是长还是短还不好说。以北京为例，解决交通问题在10年以前就开始着手了，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我们要正视这个全国性问题，这是一个特大城市发展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

    记  者：于院长说“小区是蛮害人的”，看得出，你对当前的城市规划现状有很多不满。

    于一丁：我觉得城市规划的路径应该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地方。比如，现阶段，里巷模式、院落模式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性？如果做成这样的话，到底需要付出多少代价？邻里之间是否真的不安全？我们可以评估一下嘛。我们所有人的工作，目的是为什么？赚钱是为什么？都是为了让自己、让别人的生活更美好。我不是对现状不满，我也在参与，我与全中国的规划师一样锲而不舍地建设了很多的小区。可是，先解决有的问题，再解决优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国规划网武汉3月16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