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还是回到汽车与城市这个话题，很多城市都崇拜立交桥，你有何评价？

　　杨保军：它是以车为本，人是不会喜欢的。城市的主角是车了，于是去建立交，车堵到下一个路口，然后再建立交，就像抽鸦片似的。

　　香港也有车，但控制使用，通过公共交通吸引人，上下班不开车。提高公交服务水平，限制小汽车的使用，这是我们迟早要做的。

　　我去伦敦，印象很深，就是让居民选择出行，开车进城要收费，这减少了三分之一的小汽车出行。他们认为这还不够，因为人的出行是有惯性的，像在哪里见朋友、到哪里吃饭、去哪家银行，这些成了习惯就难以改变。在伦敦开车30分钟可达的地方，大家就认为是方便的。这怎么办？于是展开入户调查，问你平时都爱去哪里，告诉你在你所在的区，步行5分钟就有你喜欢的地方。这就改变了出行方式，步行的比例就提高了。另外，动员社会知名人士步行或使用自行车、公交，因为他们的影响大。在学校告诉孩子们，全球气候变暖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减少排放量。动员学生不让家长开车送他们上学，并展开评比。让大学生去说服教授，说能不能不开小汽车而去乘公交车。教授说他要带的资料多，所以要开车，学生说我们帮你带，教授就不好意思了，就不开车了。仅几年的时间，伦敦的出行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他们的汽车保有量在增长，但汽车的出行却没有增长。我想，我们迟早也会这样做的。

　　王军：再回到城市规划这个专业，你都有哪些建议？

　　杨保军：就是要重新回到城市规划的本质。城市规划是为了创造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前提下才会有正确的技术。不同的时代，赋予规划不同的任务，但无论如何，规划不是简单地发展经济。资本是敏感的、强势的，它会忽略公平，但规划师要讲公平、要讲长效。如果没有人去考虑整体的、长远的事情，城市就会被糟蹋了。如果历史悠久的城市被毁于一旦，我们怎样向后人交代？

　　规划法规可约束地方变更规划的行为，但公共参与更为重要。城市是大家的，不能只由政治精英、技术精英，或者是开发商来决定城市，不能听不到市民的声音。应有法定程序来规范公共参与，只有市民拥有了相当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城市才可能搞好，因为只有他们最热爱自己的城市。政治精英、技术精英、开发商可能一下子就走掉了，我们去论证的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城市，而只有市民在那里不会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