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副社长吴礼明

    吴礼明，籍贯安徽省安庆市， 1984年入伍，曾因新闻报道工作成绩显著，2次荣立三等功，6次受到嘉奖，从戎期间，已在军内外40多家报刊发表了报告文学、通讯、专访、消息等诸体裁作品达300多篇。1989年退役时，已经在新闻界小有名气了，被当时上海的《中国合作经济报》点名要去，正式成为一名记者。从1985年从事新闻工作22年来，曾担任过《中国信息报》《国际商报》《经济日报》《名牌时报》等多家中央媒体记者、首席记者、主任、主编。 2004年3月5日获高级职称。2006年7月，担任《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副社长至今，并被多家高校、科研单位聘为客座教授。采访过15位以上省长、省委书记，400多位市委书记、市长，5000多位不同行业的企业家。出版过5本专著，计110多万字。专著《向世界说明》（上、下）被新华出版社作为“品牌书”呈送国家有关部门和中央领导同志。他提出的关于媒体运作的“四高”标准和“三三四”采访法，新闻界很多人士认为有推广的价值。

　　吴礼明来自徽商的故乡，他的身上自然地流淌着徽商的血液。
　　徽商最显著的特征是“儒商”。其实从骨子里说，徽商们还是重儒轻商的。他们许多人经商的目的是读书、取得功名进而当官，有的人经商成功后干脆弃商而从文――当诗人、文学家了。准确地说，他们的称呼应该叫“商儒”才是。拥有20多年从业生涯的资深记者吴礼明，在报刊媒体的经营上成就斐然，他原本就是“儒”而非“商”，所以“商儒”的称呼放在他头上，恰如给他订制了一顶冠冕一般合适。
　　2006年7月，吴礼明从上海来到北京，担任《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副社长，分管杂志社特稿、大稿、要稿的采编和经营工作。当年9月，中国城市经济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他开始进入了工作状态。随即，应湖南省邀请，他先后考察了湘潭市、邵阳市、张家界市等地，接着又辗转江苏省、浙江省、黑龙江省，一阵风似地跑了半个中国。《中国城市经济》杂志从当年第11期开始，连续刊登署名吴礼明或笔名古火采写的多个城市党政一把手的文章，杂志的风格也逐渐充满激情而鼓舞人心，恰如其分地踩上了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鼓点。2007年岁末，吴礼明却作为被采访者，坐在了记者的对面。
     

    记者：吴社长，您近两年来的文章剖析了一个个城市发展的细节，逐步形成了对中国城市化建设的独特认识和思想。这与您采访了400多位市委书记和市长有没有关系？
　　吴礼明：有关系。在采访这些市长和书记过程中，我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10亿农民中的大多数将会成为城镇人口，而中国城市建设的整体水平还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不久的将来，城市问题必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律，对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于是，我在采访中有意识地研究城市，希望用手中的笔探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
　　记者：2006年9月，您应邀参加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首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就敏锐地发现了张家界市是一个亮点。您采访这个城市的出发点是什么？
　　吴礼明：在西部开发、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协调、处理好生态保护与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是事关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各地都需要认真研究。湖南张家界市守着“世界自然遗产”这块金字招牌，没有急功近利，而是响亮地提出“保护第一、永续利用”的口号，大力营造“蓝天、绿地、碧水、宁静”的和谐环境，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是非常值得向全国的城市推广的。
　　记者：您采访了时任张家界市市长胡伯俊，写出一篇题为《仙界展翠迎来宾》的优美文章。听说此后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坐在您对面的胡伯俊市长，他特意端着酒杯走到您身边敬酒，告诉您在所有采写张家界市的文章中，您这篇是写得最好的。有这回事吗？
　　吴礼明：是的。这一次到湖南省，我感受到这个位于中西部省份的城市领导人对城市经济研究的关注程度。我走访了湘潭、邵阳、张家界等许多城市，受到了广泛的欢迎，每个城市的书记或市长都会见了我，并与我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湘潭市，我应邀作了一场学术报告，对城市经济和发展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到专家学者和城市决策者们的重视和高度评价。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从湘潭市到邵阳市，我驱车刚下高速公路，就在出口处受到市委秘书长的迎接。走进宾馆房间，就看见桌上摆着一束鲜花，贴在鲜花的卡片上写着“热烈欢迎著名记者吴礼明来邵阳采访考察”，署名是“中共邵阳市委书记盛茂林、邵阳市人民政府市长黄天赐”。
　　记者：从湖南省回来，您又马不停蹄，考察了江苏省常熟市、张家港市，浙江省平湖市、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等城市，采访了这些城市的书记或市长，写出一系列见解精辟的报道。从这些采访中，您有哪些心得？
　　吴礼明：几年前，我看到一份国家建设部的文件，公布“2002年中国人居环境奖”获奖名单，“常熟市城市绿化与生态环境”建设项目获范例奖。在全国申报的约80个城市中，青岛、厦门、三亚3座城市荣获“中国人居环境奖”，34个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江苏省共有2个项目获得范例奖，常熟就是其中之一。我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意识到，常熟市的城市建设可能是个典型。我便驱车到常熟市，采访了市委书记杨升华。
　　我在采写过程中，没有满足于表面的现象，而是把笔触深入到城市的深处，探寻这个城市内在的精神和动力。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研究，我发现常熟市的建设主要在理念的创新和规划的科学性，尤其是“经营城市”这一理念的提出，更具有开创性。
　　搞城市建设钱从哪里来，一直是各地面临的难题……长期以来，常熟城市建设主要依靠政府投入，而有限的财力使城建资金投入捉襟见肘，难有作为。依靠财政搞城建的传统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要求。为了走出困境，杨升华在客观分析城建形势后，指出按传统的思路，城建是个“无底洞”，再多的钱投进去也不够；按创新的思维，城建则是只“聚宝盆”，它会“生财”，是一个产业，尤其是城市土地会增值，要学会“经营城市”。
　　由此，我对各地城市建设总结出了一个经验：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情况，因此，城市建设也就要因地制宜，探索出自己的路子，而不能盲目跟风。
　　在江苏省张家港市，我采访过时任市委书记周伟强后，花费了大量时间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考察，还走访了公、检、法、工商、民政和乡镇、民营企业等等。写出的一系列关于张家港城市建设的文章中，第一篇是《城乡同唱文明歌》――我终于找到了张家港精神的源头。对众多发展中的中、小城市来说，张家港是一本活生生的教科书，它揭示了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应该如何振奋精神，以积极的姿态去取得精神文明的成果，进而带动物质文明的催化和升华。
　　记者：由于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建设有深入的研究，您对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县、市采访而写出的文章，则具有警醒、启示、鼓励和建议等多重功能。请您谈一谈走访这些城市的心路历程。
　　吴礼明：在采访了与我的家乡安庆一江之隔的铜陵市后，我感触很深。这座位于安徽省的南部、长江下游南岸，以“铜”命名的城市，面积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人口仅70万，可谓“小巧玲珑”，但是，她却是个地级市，伴随着中华几千年青铜文明一起成长，她的铜历史、铜文化、铜经济绵延不绝，直至今日更为闻名，被誉为“中国古铜都”。这座美丽且富有魅力的城市，因为地处中部，在发展中与沿海地区城市相比不具备任何优势，但是，我认定如果从中发掘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榜样来，则更有意义。结果，我真的发现了。我为这篇文章所写的编者按是：“中西部地区如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铜陵市的做法给人以启迪。他们不以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暂时落后而泄气，也不以同中西部落后地区相比暂时领先而骄傲，而是鼓足干劲，因地制宜，力争上游，走出一条中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的新路。其成功的经验和敢于争先的气魄值得总结和借鉴。”
 

    记者：在短时间内从无到有，进而打造一个媒体品牌，是您的强项。2002年6月，您创办了《中国信息报·决策者周刊》。仅两个月后，在2002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国报业发展研讨会上，与会的76家产业报领导对《中国信息报·决策者周刊》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的有关领导，也对这份以“一把手”为采访对象的报纸表示赞赏。请您谈谈创办这份报纸的体会好吗？吴礼明：一份报纸和杂志要形成鲜明的风格、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必须要有“新闻理论上的突破、新闻采访上的超常、新闻思路的独特、新闻表现形式的创新”。在最近创办几个报纸品牌过程中，我总结出了个“四高”原则，即“高起点定位、高质量文章、高品位版式、高水平运作”。
　　为了配合实践自己的理论，打造媒体品牌，我不断地策划一些重要活动，在扩大媒体影响力的同时，力求获取较好的经济效益。
　　记者：您策划了哪些活动？能举几个例子吗？
　　吴礼明：早在2000年，我就与人合作，策划了“中国四大古代官衙”国际旅游专线踩线活动，由河北省保定市人民政府、山西省霍州市人民政府、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政府等县市区政府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沿海与中西部有关地市经贸委、经委共同举办。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动员大会时，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布赫同志、国家旅游局、文化部的领导都参加了。我担任这次活动的记者团团长，带领新华社、《中国改革报》《工人日报》等8家媒体的记者，历经156个县市，一路采访下来，共发表了近百篇作品，掀起了依托古文化建旅游线路的热潮，使这次活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个策划成为一个经典的策划。
　　担任《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副社长半年后，也就是2007年7月，我策划的《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尚贤”人物暨“人才强国万里行”活动开始启动。
　　记者：为什么策划这个活动？
　　吴礼明：一部中华文明史，无不闪耀着仁人志士奋斗的光芒。改革开放以来，“人才支撑发展，发展孕育人才”已成为中国每一座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有力地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落实，更好地为中国城市提供最前沿的鲜活资讯，积极推进自主创新型城市发展，特别推出了这一活动。
　　我们策划这样一个活动，得到了《中国城市经济》杂志社长张巨功、主编杨重光及杂志社全体同仁的支持，充分表现了《中国城市经济》杂志资源的独特、思维的广阔和见识的高度。“尚贤”两字出自《墨子》：“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尚”即崇尚，“贤”则是贤人即德行宽厚、言谈雄辩、博悟道术、多才多艺、上下调和、清正廉洁者。故“尚贤”的含义就是“崇尚贤能之才”。而能够进入“尚贤”人物范围的，当是人才中的翘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的典型代表。目前，“尚贤”人物暨“人才强国万里行”活动正在轰轰烈烈开展之中。
 

    记者：作为同行，我很早就听说您创造了一个“三三四”采访新法，很有推广价值，能向我们介绍一下吗？吴礼明：任何一个新想法、新理论的提出，必须要有许多实践创新的支撑、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才能真正立得起来。我提出“四高”的标准也是这样，前提是要打破新闻采写的许多常规。我在实践中摸索总结出的这套新思路、新方法――“三三四”新闻采访新法就是打破常规的。
　　传统的新闻理论认为，一篇稿件的形成，主要来源于采访者所占有的素材，因此有“七分采访三分写”之说。在新闻采访中，一篇数千字的稿件，往往要进行几天或更长时间的采访，牵涉了被采访单位领导的很多精力。省、市党政“一把手”们，或者是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这些人都是日理万机，异常忙碌，没有更多的时间与记者慢慢聊，根据这一采访的特殊性，我摸索总结出了“三三四”采访方法。我每次采访都是“短、平、快”，少则20分钟，多则也不过1个小时。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取一篇长文章的素材，没有非常敏锐的理解力和入木三分的观察力，以及高超的提问能力，是不可能完成采访任务的。“三三四”的立体采访新法对记者的综合素质要求是很高的。现代的记者应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对形式发展趋势的了解，只有这样在采访中对人和事物的观察才能“入木三分”，把握住要点。在对“一把手”的“三分”采访中,主要了解“一把手”的新思路，新观念、新决策，挖掘大的、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然后充分调动新闻眼、新闻鼻，对一个城市、一个企业进行详细的观察、了解，并对掌握的素材进行整理、分析、提炼，最后挖掘出“闪亮点”。2002年，我在采访当时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潘龙清时，只用了半个小时。与潘龙清谈过后，我用点面结合的办法，开车到开发区、大学城实地观察建设规模；我还查阅了大量资料，详细地了解松江区的历史发展轨迹。于是，我决定以松江1200多年的历史为经，以为外来投资者营造家的感觉为纬，全面展示改革开放以来松江区现代城区建设、旅游文化发展的成果，稿件发表后反响良好。
　　我采访广东省陆丰市市长林锦佳用的时间更短，只有20分钟。但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对陆丰市进行考察。我写的系列报道《粤东明珠展新颜》《民营经济花朵艳》中的许多细节都是从观察中得来。
　　记者：有没有想过把您的“三三四”方法推广开？
　　吴礼明：经过几年的实践，我对按照“四高”标准运用“三三四”方法进行采访已经非常娴熟，现在这一方法已经在我所带的记者中推广开。不过，这一方法看似轻松，但是，在这轻松的背后，只要做过记者的都知道有多么艰难。记者采访最大的难题是要让对方接受采访。如果采访对象是普通百姓倒也罢了，可如果是繁忙的企业家，或者是日理万机的党政领导，要让他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难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碰上采访对象对记者有看法，或者对记者避之唯恐不及，那采访就几乎不能实现。
　　记者：但是您采访却很少失败过，您不仅采访了这些重量级人物，而且还和他们成为了朋友。这里有没有什么诀窍？
　　吴礼明：一个好的记者，要有韧劲和钻劲，还要有一定的修养和气度，不但在别人不欢迎你时能够采访到他，而且还能在采访后由不受欢迎的人变成受欢迎的人。
　　就说那次对上海市松江区的采访，其实并不顺利，尤其是在佘山旅游度假区，时任管委会主任顾育其明确表示不接受采访。随行的记者感觉到这次采访可能会无功而返，但我没有放弃，我和顾育其随便聊了起来。顾育其越谈兴趣越浓，不知不觉地回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谈到最后，顾育其受到感染，情不自禁地配合照相了。当我和他告别时，他还没有意识到采访已经结束了。当洋洋洒洒的文章传真给顾育其看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看完稿件非常满意，表示欢迎我以后常去采访。
　　记者：您是以气度、学识和真诚感染了他。您已经不知不觉地实现了多年前对自己的要求，成为了“学者型记者”。
　　吴礼明：还不敢这样说。不过对于“学者型记者”，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提出过。21世纪将是科学知识快速发展的世纪。以反映和推动社会发展变革为职责的新闻记者，在21世纪最迫切需要的，就是不断以现代科学知识与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做不到这一点，所谓新闻敏感性也将是一句空话。新世纪是更加开放的世纪，世界新闻界的竞争将更趋激烈化，这种竞争表现为多方面，但智力竞争将成为一个焦点，因此，“学者型记者”正是目前和今后所需要的。
　　记者：什么是“学者型记者”？
　　吴礼明：所谓学者型记者，就是不仅要有深广的知识基础和理论修养，而且还应具有好学深思、善于理论思维和讲究科学规范的品格。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中外有成就的记者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具有这样的品格，不过今天这一要求更为突出罢了。成为“学者型记者”，我只是依然往这个方向努力。
　　记者：担任《中国城市经济》杂志副社长后，由于对法律知识有研究，您还临时担任了法律顾问，听说法院还以书面形式向您致歉，是吗？还没听说过有法院向辩护律师或法律顾问道歉的。
　　吴礼明：是有这回事。我作为原告的诉讼代理人、法律顾问与江西省某大型企业打官司，官司赢了，但我认为法官在判决书上使用的法律词语有错误，采纳的根据为法律所不适，便向法院提出来。该法院接到反映后，及时启动了案件评查程序，经院长办公会集体审查认为，“该判决书存在重大差错，该案为不合格案件”。该法院为表明态度，将此案在全院通报批评，扣除审判长和承办人相应的考评绩效分和奖金，并欢迎我经常向该院提出宝贵建议和意见。最后该法院特以书函形式盖上法院大红印章向我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