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河北频道记者江山

                         
                          经营城市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命题
    江山：众所周知，城市化是人类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一直很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王志纲：我国城市化水平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低估了城市化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解决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建国以后，为了优先发展工业，只好靠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完成原始积累。同时，为了稳定农业，保护城市经济，又通过严格的户籍制度把农民固定在农村，不仅如此，还一次次地把城市青年往农村赶，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的推进。直到改革开放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的工业化开始飞速发展，但历史又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二十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国家给乡镇企业的发展制定了一条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城市作为吸纳剩余农村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却没有疏通，乡镇企业式的工业化没有带来相应的城市化，结果出现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同步的奇特现象。
    江山：“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起飞的前夜”，你认为这一说法正确吗？
    王志纲：对。目前，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已超过５０％，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３５％。差距在哪里？被阻隔在了乡镇企业的阵营里。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和发展，长期以来二八开或三七开的城乡格局顽固不化，以至于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在人们已经迫切地意识到，中国要实现初步现代化，中国的经济要长足发展，困扰政府已久的“三农”问题要彻底解决，大刀阔斧的城市化是必由之路。另外，按照世界城市化的发展规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处于３０％的时候，将进入飞速发展阶段，处于７０％的时候，则进入缓慢的平稳发展阶段。显而易见，中国的城市化近１０年来平均每年大约以０.６％左右的速度提升，目前已到了３５％左右。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现有的城市格局肯定要重新洗牌，无论是重量级的大城市，还是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都面临着怎样调整自身的定位、自谋发展的问题。

                                         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

    江山：你曾提出著名的“火锅理论”与“腾笼换鸟”，能具体谈一谈吗？
    王志纲：假如我们把过去的城市看作一口火锅，那么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就在于火锅里的食物。如果火锅里烫的都是价值不菲的海参、鱿鱼，那么这个城市的聚集能力就越强，辐射半径就越广，经济就越有活力，相反，如果烫的都是些豆芽、白菜，那么城市的经营就越惨淡，城市的含金量也就越低。但是，谁都想提升城市的内涵，到底如何去做呢？这就需要大规模的“腾笼换鸟”，这就意味着城市的产业布局必须完成根本性的转型。如上海大概用了１０年的时间才走完了城市产业兴替的过程，产业结构从原来的一、二、三变成了今天的三、二、一，即以第三产业为龙头，让那些更反映时代特征、更具备聚集功能和拉动力、更符合城市发展战略的产业占据城市最宝贵的空间，而那些常规的产业则逐步分散开来，转移到价值相对较低的地方，当时的上海８０多万纺织工人中有５０多万下岗，转为从事新兴的城市服务业。目前，优先发展附加值高、辐射能力强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很多大城市改造城市产业布局的不二选择，遍布各个大城市的所谓中央商务区就是这些城市开始“腾笼换鸟”的必然产物。 
    江山：城市作为各种产业的超级聚合点，其空间是有限的，如何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大的裂变效应，必然涉及到城市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王志纲：中国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正面临着价值的回归与再造。在目前的中国，有三个城市群正浮出水面：一个是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带，一个是所谓的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大北京都市圈，另一个则是以香港、广州为核心的华南城市带。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极有增长空间的城市来说，必须遵循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即作为城市必须发展为都市，作为都市必须发展为中心都市，作为中心都市必须发展为国际性都市，当然，如果有可能也要争取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这类城市肯定是以现代第三产业的高度集聚为特征，是信息流、科技流、人才流、资金流的聚宝盆。相比而言，这些城市所辐射到的周边城市就应该自觉调整自身的位置，要像传动的齿轮一样紧紧咬合住中心城市这个大齿轮，为中心城市做相应的产业配套，这样大齿轮转一圈，小齿轮跟着转十圈，同样也可以自得其所，把城市经营得很好。

                                      城市定位是经营城市的基本前提

    江山：经营城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有了明确的定位和发展战略之后，接下来才是城市的开发，以及城市形象的包装、推广等等。那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眼光和价值观来给城市定位呢？
    王志纲：所谓城市定位，简单地说，就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各种资源，按照唯一性、排他性和权威性的原则，找到城市的个性、灵魂与理念，比如西子湖畔的杭州把自己的定位概括为：“人间天堂，快乐杭州”。可以说，没有个性的城市就没有差异化竞争的优势，没有灵魂的城市就没有内涵，没有理念的城市就很难做到可持续发展。城市的个性越突出，影响的区域就越广，升值的潜力也就越大。
    江山：未来城市的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中小城市如何找到自己在城市群落中的恰当位置？
    王志纲：世界城市的发展规律表明，再小的城市也可以是世界性的，但一定要看清楚宏观的城市格局的发展变化，然后在城市分工与协作的基础上发展自身，最终既满足了城市群的发展需要，也为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康庄大道。如瑞士是一个仅有５００万人口的国家，却“小国寡民，富甲天下”，各城市之间的分工极其鲜明。日内瓦是国际会议中心；日内瓦以外３０公里的洛桑是国际奥委会的所在地，是体育之城；苏黎士是传统的金融中心，数百家银行构成了独特的风景线，８０％的居民生活都同银行业有关；达沃斯则以一年一度的世界经济论坛而著名。这些城市百花齐放，分工明确，共同组成了一个在国际上非常有竞争力、多姿多彩的国家。
    江山：在实际工作中，人们对城市定位的理解见仁见智，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其实不然。
    王志纲：当一个规划师来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时，会情不自禁地称之为“山水城市”，当一个经济地理研究者来到某地的时候，会惊叹其为“某某门户”，当一个政府官员视察某地的时候，也会挥毫写下“北方香港”的字样。这些说法都是城市定位，但又都不是，只有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全面、立体的眼光，即由静态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动态的思维方式，由线性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复合的思维方式，由封闭的思维方式转变为发散的思维方式，才能找到准确的城市定位。

                                     市长要从船老大变为船长

    江山：同样的城市空间和环境，由于发展理念、产业布局和规划功能的不同，其内涵和作用也大不相同。那么，如何重塑城市竞争力，如何重新搭建城市的发展平台，如何用市场化的眼光找到城市运营的突破口？
    王志纲：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城市经营与企业经营有着天然的相似性。既然城市是一笔资产，那么同样也要追求增值，也要走差异化生存的道路，也要有自己的发展战略、经营思路、整合平台和操作手段。因此，我们的市长必须转变观念，具备现代经营意识，不再是凭眼睛和经验辨认航道，而要学会用罗盘，学会看航海图，要掌握潮起潮落的规律，一句话，要从原来的船老大自觉地变为船长。
    首先，城市经营的主体不是单一的政府，市长必须学会与市场跳双人舞，借助企业的力量和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来达到城市增值的宏观目标。目前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一些颇有实力的企业作为城市运营商已慢慢浮出水面，在每一个浩大的工程背后，几乎都有他们的身影。可以断言，凡是城市经营搞得好的城市，一定是最充分地实践了市场经济规律，是按照企业化、市场化的方法去操作的先行者。
    其次，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长计划与短安排的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挑战与机遇，理想与现实，进步与妥协，生存与发展的反复搏弈无时无刻不在考验着城市的决策者。没有人可以发明一劳永逸的程序应对所有的变化，所以，我们的市长必须处理好战略与战术的关系，长计划，短安排，就像滑雪和溜冰一样，要善于在运动中前进，在动态中把握平衡。
    其三，城市运营要处理好城市规划与城市策划的关系。前者侧重于务实，后者侧重于务虚，在城市规划之前，必须先务虚，也就是要充分研究城市的定位和发展战略，只有在大的方向确定之后，城市规划才能作到有的放矢，持之有据。在现实中，很多城市片面地强调城市规划，市长俨然成了城市的总工程师，其实，指望一步到位的城市规划是不现实的，相反，城市经营的务虚做得越好，城市规划的空间和层次也就越高。
    其四，城市形象必须有相应的内涵去支撑，必须培育相应的产业链。热衷于城市美化、亮化、绿化、净化，这种举措本身无可厚非，比起过去是一种进步，但终归都不是解决城市运营的根本之道。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的造血机能，即产业链的培育和建设上。否则，一旦我们把宝贵的资金都用在了城市表面的建设上，而忽视了城市内涵的充实，城市经营就像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还是运转不起来。
    其五，城市经营一定要吃祖宗饭，但不能造子孙孽。在此要强调，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是城市产业链的有机组成部分，城市越有历史的品位，就越有吸引力，个性越强，就越有包容性。一个没有传统文化积淀的城市是缺乏魅力的，欧洲的很多城市都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巴黎现在的格局就是当年的路易十四国王所奠定。前些年，我们的很多城市大搞旧城改造，否定传统建筑，结果得不偿失，最后才痛定思痛，终于明白旧城改造要“修旧如旧”，而不是所谓的拆旧破旧。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不无留恋地怀念梁思成当年的老北京城保护方案，并对最终没有付诸实践而引以为憾。
    其六，城市经营必须处理好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即所谓的三老：老头子、老板和老百姓。随着社会文明与民主的进步，今后城市经营的主体不光是政府和企业，还必须尊重社会的意愿。从市场的角度讲，三者互为关联，政府决策，企业推进，老百姓买单，就好像政府决定打造一架超音速飞机，企业就是启动市场的引擎，而老百姓则是市场的终极动力，是源源不断的燃料和润滑油。因此，城市经营的任何一个动作都必须找到三者的利益均衡点，作到市场的良性循环。
    总之，城市经营的探索在今天的中国不过才刚刚开始破题，蕴藏其中的规律和方法还有待于不断的摸索。但愿我们的市长们不负历史与人民之重托，能像罗马帝国的创始者奥古斯都那样，自豪地对后人说：“我最大的贡献是留下了一个大理石的永恒之城。”如此，则是中国城市之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