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三亚市海棠湾的“风-光互补”节能路灯。新华社记者　赵颖全　摄

   “低碳经济不仅是少用一度电或节约一滴水，更不是要我们勒紧裤腰带过苦日子的节约经济”，它是发展问题，也是经济模式，是实现多方共赢得发展方式。哥本哈根大会结束不久，循环经济专家、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诸大建教授，在上海第28期文汇讲堂现场提出最新观点。
　　中国必须要走低碳之路
　　中国为何要走低碳之路，诸大建认为，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力，二是自身发展的需求。来自外部的压力是碳的总量排放和人均排放：总量上看，在1997年-2007年中国的总量和人均都是低的。但是，自2007年开始，中国碳排放总量有明显增长，成为世界碳排放比较多的国家之一。
　　当然，中国也有自己的争辩权，主要是二氧化碳排放中的隐含因素和历史积累因素。隐含因素指，中国的碳排放很大比重是为发达国家生产了许多产品，有关的研究成果说，中国的碳排放量中有1/3是为发达国家而产生的。从中国出口隐含能源看，2006年较2002年出口额增长1.97倍，出口隐含能源增长1.79倍，说明有结构优化，但作用远远小于出口额的高速增长。从进口隐含能源看，2006年较2002年进口额增长1.68倍，进口隐含能源增长2.1倍，说明进口来源多元化带来结构性影响，但作用远远小于进口额的高速增长。可见，如何处理隐含能源的问题，将成为一个争议性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在争论，碳排放该由生产国还是消费国负责。
　　就积累因素而言，中国不能够为富国的历史排放承担责任，其中美国历史累计总量是最高的。据统计，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04年，每10吨二氧化碳中，有7吨是富国排放的，英国和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存量达1100吨，而中国人均存量为66吨，印度人均存量为23吨。
　　诸大建认为，外部压力和自我争辩理由都不是主要的，中国自我选择才是根本，无论哥本哈根会议召开与否，中国必须走上减少化石能源的道路，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生活就没有可持续性，将极大地削弱国际竞争力。
　　从中国自身发展来看，中国的形势刻不容缓。碳排放量遵循卡亚等式：二氧化碳(CO2)排放量=人口×GDP/人口×能源/GDP×CO2/能源，前两项都降不下来，中国能努力的就是后两项，单位GDP的能耗和单位的二氧化碳能耗，两者合起来就是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我国提出以2005年为基准线，到2020年减少40%-45%，按照刚才的公式，GDP如果保持8%的增长率，到2020年大概是2005年的3.17倍。即使单位强度按照目标降下来了，但是排碳总量还要增加70%-90%。中国未来的挑战会越来越严峻。这种最严峻主要不是来自外部压力，而是我们的经济模式必须要改变，要加强能源替代和提高能源效率降低。
    仍要高效利用化石能源
　　诸大建认为，发展低碳经济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建设低碳城市；二是大力发展低碳产业；三是提倡低碳的生活模式。
　　对发展低碳城市而言，每个城市需要考虑三个空间，建设用地的空间、农林空间和自然空间，如果前者具有排碳功能，后两者则具有吸碳功能。低碳城市应该有足够大的自然和农林空间，所以规划和建设首先不是做开发区规划思维，而是要做不开发区规划，要把碳汇空间固定下来，这样才能增加城市发展的低碳能力。
　　城市的低碳产业发展主要在三大环节：能源利用效率、可再生能源替代及碳汇碳捕捉。具体来说，输入端的碳源减少，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转化端的能源效率，主要提高工业能源效率、建筑能源效率、交通能源效率；输出端的碳汇吸收，从生态挖掘到生态建设。
　　在提高建筑能效方面，从全球范围看，建筑领域能耗及其温室气体排放和废物产生量占总能耗及相应排放量的30%-40%。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就可以使建筑能耗降低80%。全球建筑行业年营业额在三万亿美元左右，若将现有建筑改造为高效建筑，就可以创造1.11亿个就业岗位。
　　在提高交通能效方面，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交通领域可以节省60亿桶汽油——每年减少2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这相当于欧盟目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如果转向生产低排放汽车，全球可以创造3800万个工作岗位和1900万个辅助性工作岗位。同时，向清洁和高效的城市公共交通转型具有明显的就业放大效应，每创造一个直接的工作岗位，就业的乘数效应在2.5-4.1。
　　在发展新能源产业方面，目前，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提供了相当于2%的一次能源供给，就业人口230万；石油、天然气和炼油产业就业人口也就200多万。据估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投资在6300亿元的水平，形成至少2000万的就业。我国目前可再生能源行业的产值170亿美元，就业人口100万。
　　诸大建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在发展新能源热中，不能忘记中国眼下仍是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国情，应该在能源方面提高利用煤炭技术水平和清洁用煤。另外，要大量地利用人口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不是盲目地学习欧美等发达国家大力发展智力密集型产业。
　　诸大建认为，现在有一个误解，将低碳经济等同于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其实根据中国的技术能力，利用好新能源不是当前最急迫的方向，而是2030年后的产业主流。目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高效率地用好化石能源即传统能源上。
　　从追求拥有到追求共享
　　低碳经济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诸大建呼吁，中国在今后应该大力提倡低碳生活模式。他分析说，目前世界上有三种碳消耗阶层。一种是人均排放10吨以上的发达国家，占世界1/5的人口，住大房子，开大排量的车，是高碳高消耗阶层；第二个是中碳阶层，人均耗碳量超过世界均值4.2吨，但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人均的10吨。这些中产阶级的生活模式能满足基本需求，有一定的舒适性。第三种是低碳的贫穷阶层。这部分人的物质需求需要得到满足，不是减碳而是增加耗碳。诸大建提出，当前低碳生活的基本战略，应该是缩小高碳阶层，扩大和稳定中碳阶层，减少低碳贫穷阶层，这样的战略符合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
　　诸大建指出，最关键的是中国未来人均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是多少，这关系到中国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问题。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20吨的美国为目标，显然是有严重问题的；以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10吨的欧盟和日本为目标，也无法体现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中国现在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四到五吨，但我们的经济发展还要翻好几番。我们要实现绿色跨越，实现后发优势，就不应走发达国家的传统道路。上海现在人均GDP是一万美元，再过十年是两万美元。中国有没有可能碳耗低于人均10吨，这是大家需要思考的。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容易选择生活方式了。
　　未来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对此诸大建认为，现在人们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就是个人拥有模式，所谓拥有就是产权归自己，拥有汽车、房子、电脑等，仿佛只要拥有这些东西就是现代化的生活模式。他强调，但事实上，当人们把生活当作某种拥有的时候，就是选择了高碳的生活道路。什么才是最合适、便捷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应当从追求拥有过渡到追求共享，比如在提倡人们购买小排量汽车的同时，政府应当在车辆的规模上采取总量控制；再比如在人们的出行上可以根据实际分别使用私家车、出租车或轨道交通；可以通过网络使市民不出家门就能轻松办好事；或者在条件具备时提倡居家工作，减少因出行给社会带来的能耗。诸大建说，“未来的低碳生活没有固定模式，大家可以尽力想象，总之生活要上去，用碳要下来，我们应该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生活观念。”

    诸大建是循环经济学家、管理学博士，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国家985工程同济大学中国城市研究创新基地学科带头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04年-2005年为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高级研究学者，1994年-1995年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主要研究城市与区域发展、生态经济学与可持续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等。　　兼任联合国全球绿色新政咨询专家、瑞士达沃斯《世界资源论坛》国家专家委员会专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和环保部循环经济咨询专家、2010年上海世博会环境顾问、上海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