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发言

 

　　赵燕菁：
　　我本来是想抛砖引玉来的，结果抛的效果没有带来，却达到了玉的效果，是不是玉不敢说，请大家批评指正。
　　在我看来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是远见，城镇规划，大家现在看到的厦门、看到的上海那是15年前干的事，所以看到今天的上海。对于所有的行业来讲，我讲到一个规划师最应该具有的素质，就是他应该对一个变化的趋势非常敏感，等到这个趋势出现了，已经是来不及了。对于城市规划，我们的事已经干了。所以今天不想谈具体的城市规划具体的问题，而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未来的趋势有什么大的变化，本来今天没有我的题目，我们有一个同事本来要做这个的报告的，后来李铁让我赶快过来。为什么过来，主要是想通过的论坛，感觉一下气场，我们厦门是觉得可能有大变化要发生了，但是对不对，今天一上午听下来，我感觉到我们的城市化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我们的下一步到底是气温变化了一下，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好，或者说城市化的一些需求，包括征地拆迁的问题也好，到底仅仅是一个气温的变成还是季节的变化，这个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城市变化来讲。
　　这个是意味着我们换了一件衣服，还是整套衣服全部都要换了。所以作为城市规划一定要预见性的，未来会发生什么样大的事情。所以今天上午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解读中国城镇化达到50%，是什么含义？大家可能都感觉到了这个50%对于城市化来讲，和45%、35%、25%是不太一样，可能是我们要换季节了。所以我们要换的政策，我们的重心，可能会是一个转变。而不是说修修补补。所以我的题目就是我们城市化进入到下半场以后，是怎么样的做法。我想我最近的一个判断，因为我在基层，也许感觉不是那么对，但是我是感觉城市化50%的时候，刚好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发展不是最难的，稳定可能是最难的，因为为什么？50%，我个人感觉这个时候刚好城乡的利益，以前城市化人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14%、20%，那个时候城市里人很少，所以剪刀差，一个农民身上抽一点毛感觉不出来，所以80%人被20%的人剥削，我们还活的好好的。西方国家不一样，西方国家10%的农民，城市里一人给他一块钱，农民全补贴了，而且还活的挺好，他们也没有问题。刚好是现在，政府出了这个政策，满足了城市化发展的要求，我们整体拆迁提高了补偿标准，只有城市人受损，其实大家的补偿标准没有到政府标准，我们提高了以后也是公共财政，都是老百姓交的税，我们换了一帮人，给了另外一帮人。所以一个政策都不能满足所有人，刚好有一半人可以满足。所以这个时候公共政策是非常麻烦。每出一个政策都得罪一半的人，因为这个时候社会没有利益的主体，那80%人不存在，所有的利益主体是一半对一半。所以这个时候公正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的观察在50%我不知道日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的观察，大概在城市化50%前后的时候，是全世界可能这些国家都是很难受的时候。在1848年革命，一直到两次大战期间是欧洲最乱哄哄的时候，看给全世界闹出多少事来，那个时候他们城市化水平正好是50%。我们看眼前2010年，现在这个数是联合国2010年的数，我只能拿到这个数。北非地区正好是全世界闹的最厉害的，搞这个革命，那个革命。正好城市化水平49%，其中埃及43%，苏丹40%，叙利亚50%。现在突尼斯和利比亚看上去好像是熬过去了，但是怎么也出问题了。我个人的判断，因为这向个国家都是大量的外来劳工，这个就相当于城市流动人口是一回事，如果把这些人看成是农民，这个70%，没有显示的数字。就跟现在户籍人口做城市化的基数，和暂住证的人口做城市化的基数，是一回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城市化50%的时候，不是我们应该欢呼的时候，是我们应该提心吊胆的时候，搞得不好，这个阶段会出大问题。所以我觉得城市化政策的重心，这个时候可能要做一个比较大的调整。所谓的调整就是要民生共同发展，现在可能要终身，发展要保障民生。
　　现在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我是觉得可能是未来10年，甚至5年，最迫在眉睫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实现稳定。这个社会不稳定，全是瞎扯，无论采用什么制度，无论创造多少的业绩，最后不稳定，就像利比亚，人均都是一万八美元了，按理说早就很富裕了，结果还是完蛋了，现在又回零了。再往下判断，怎么实现社会的稳定，我觉得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社会是有产者居多，还是无产者居多。中国有一句古话，有恒产者有恒心。所以这个社会上有产者多这个社会就稳定，无产者多这个社会就动荡。假设我们是有产的，有房子有地的，如果要想实现财产的价值，必须和社会有长期的契约，他不知道这个财产明天归谁的时候，不知道这个财产是有价值的。
　　所以社会动荡的风险，对于有产者而言，这个社会千万别闹，一闹就报废了，和社会的契约就报废了。但是对于无产者来讲，无所谓，社会越动乱越好，反正他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沿海地区非常明显，犯罪分子小偷小摸的，基本上都不是北京人干的，也不会是厦门人，基本都是流动人干的，泉州那边更多，大概90%都是外地人作案，厦门基本上80%都是外地人作案。因为他们作案成本非常低。我想不同的社会财产拥有的比例不一样，对于这个社会的稳定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我记得在新加坡当时李光耀写过一个回忆录，新加坡没有提供组织之前，社会和我们一样乱，共产党、工会，反正这个社会动荡彼此起伏，街上有一个人闹一点事，大家也不知道，就顺手把车子给推了。问为什么，大家都有气。所以整个社会处于动乱当中。这个社会开始稳定，就是社会提供资助，这些人开始爱这个社会，因为他知道这个社会的财产和这个社会的稳定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我想这个财产对于社会他的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传统的社会里头。农民是有稳定财产，所以当时共产党只要在农民一土改，每一个农民都发一份地，整个天下形势就归共产党了。共产党最主要的例子就是抢在国民党之前去土改，一土改，他就会加入到共产党。他保卫的财产不一样了，家乡里面都有财产了。所以中国城市社会最稳定的时候，不是我们最富的时候，我们50年代的时候最稳定。那个时候农村基本上全部搞定了，这些人全部家里都有财产，忙着种田。这个时候社会是非常稳定的。
　　但是现在的社会里，我们这些市民也是稳定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不动产，大家改革开放以后，大部分城里人就有不动产，但是现在这个趋势出现什么问题，目前在50%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无业流民，在中国历史上几乎大规模的动荡都和流民有关，流民占的比例越大社会动荡越严重。所以中国的城市化，清华大学有一个判断，现在大概有2.2亿的城市流动人口，也就是蔡教授所说的，大概有14%的人实际上既不是农村也不是城市，他住在城市里，但是拿的是农村户口，所以怎么样把人口凝固下来，变成固定的人口。我提出两个办法，一个是给他住宅，第二个给他稳定的就业。其中更重要的要有稳定的就业。如果就业可以稳定，就有办法把他未来的收益给他固定了。
　　如果流民能够变成居民，他们就从一个对社会有威胁的“洪水”，变成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劳动力资源。在这种情况之下，现在很多人说要社会稳定，要搞民主什么的，这都是扯淡，这个社会只要不稳定就业，什么民主都会动乱。所以一定要有稳定的就业。我们未来的10年和5年最主要是解决流民的问题，是解决在城市的农村人口。所以现在城市的重心必须从满足城市居民满足流民，将资源分配从顶层到地层。中国规划网厦门3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