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纺采访 唐燕 译

受访者：克劳兹·昆斯曼（Klaus R. Kunzmann），多特蒙德大学名誉教授，卡迪夫大学客座教授，台湾中华大学客座教授

采　访：王纺，《国际城市规划》杂志海外联络站德国站特邀编辑

译　者：唐燕，多特蒙德大学空间规划学院，柏林自由大学地理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德国洪堡基金会“总理奖学金”学者

采访时间：2007年12月

地　点：德国波茨坦

WF：空间规划已成为城市与区域发展的新概念。什么是空间规划？它和传统的城市和区域规划有什么不一样？

K：空间规划是一个逐渐渗透到英语中的新名词，这主要是受欧盟文件的影响，例如在学术上很有影响力的“欧洲空间发展展望”（ESDP），它在欧洲已成为某种有关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目的和原则的白皮书。空间规划这个词最初翻译自德国的“Raumplanung”（空间规划），它涵盖（或架构）了城市、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空间规划内容。此外，空间规划还指的是一种整体性、综合性和全面性的规划途径，这种途径强调规划过程而非单个项目。空间规划师负责从问题识别到项目实施的整个规划过程，他们应该是具备社会意识和环境思维的专业工作者。这就是为什么说建筑学院没有足够的准备和装备来完成培养专业的空间规划师的任务。我自己曾经接受过建筑师教育，所以很清楚建筑学院从事规划教育所欠缺的是什么。

WF：您在德国及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瑞士和意大利等，有着30多年的规划教育经验，那么您认为空间规划教育的使命是什么？

K：规划教育应该独立于传统学科。规划是一门拥有自身研究领域的学科，虽然它的很多理论借鉴自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城市工程、法律、生态学、建筑或者土地及房地产管理，但规划决不仅仅是将这些传统学科的成分简单地合成在一起。规划是一门跨学科、理论结合实践的科学，规划不只是为街区、城市或者区域生产设计图，规划也不仅仅是颁发建筑许可和控制土地利用。规划师必须指导城市和区域的空间发展。因此，规划师必须具备分析、预测、设计、交流和协调的技能，并且能够从社会和生态层面上担负起城市建设的责任。这也是多特蒙德大学规划学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坚持和努力的方向。

WF：2008年，多特蒙德大学的规划学院将迎来40周年庆典。您的执教生涯是在这里度过的，请问这所欧洲第一也是最大的规划学院的成功因素主要的是什么？

K：多特蒙德的规划学院成立于1968年，并隶属于多特蒙德技术大学。成立之初，

创始人就深信这所学院应该是一所独立的、拥有自身权限的工程学院，而不是从属于已创办的建筑学院、地理学院或者经济学院。这样，在结束中学教育之后（并完成军事或社会服役），学生们可以直接进入多特蒙德大学学习规划（而不是间接地通过建筑、地理或者经济学科等）。在这里，所有相关学科的资深专家们把他们的科学和实践知识运用到规划师教育中，同时鼓励并促进学生开展跨学科合作研究。五年制的规划课程将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结合在一起，期间设置的“小组学习”是这所规划学院的独创和最大特点。自入学开始，学生就被要求必须参加小组学习。学习的题目从内城更新到区域经济发展，从环境管理到社会政策和国际比较研究，每年都在变化。每个题目都将结合实际案例以项目形式开展，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项目选择。小组学习为期一年（即两个学期），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需要学会如何将在听课、研论会和实际项目中获得的相关知识整合在一起，并与同组学员共同完成小组报告。最后学生们在广阔的规划领域中选择一个主题进行独立的论文写作，这将是他／她的规划教育中最重要的内容。注重工程实践，关注社会、环境和政策问题，国际化导向，培养团体工作经验，这些都是多特蒙德大学规划学院教育成功的要素。在近40年的时间里，学院陪养了3 000多名毕业生。今天，他们在遍及欧洲的不同机构工作着，许多人还取得了大城市、政府部门或研究机构的领导岗位，或任教于其他大学。近年来，毕业生在传统城市和区域规划部门工作的人数正在下降，而就职于地方及国际咨询公司、研究机构和地产部门、零售和物流公司、媒体、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机构的人则变得越来越多。

WF：20年前，您是“欧洲规划院校协会”（AESOP）的创始人和首任会长。AESOP后来成为建于1993年的“亚洲规划院校协会”（APSA）的一个示范。请问您当时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些目标是如何取得的？

K：1987年，我在美国参加了一年一度的规划院校（ACSP）大会，当时我遇见了来自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Patsy Healey教授。晚宴间我们进行了交流，并在晚宴结束时达成了共识，在欧洲我们也极其需要一个类似的交流论坛。回到多特蒙德后，我邀请了欧洲规划学院的数位同事来到多特蒙德。我们当场决定建立欧洲规划院校协会（AESOP），并于同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20年过去了，AESOP现已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组织（www.aesop - planning.com），它游说欧洲的大学设立独立的规划教育，在欧洲每年举行一次代表大会，每五年与ACSP举行一次联合会议 （第一次是1994年在英国牛津；下一届将是2008年在芝加哥）。AESOP有自己的学术期刊《欧洲规划研究》（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它推动了规划教育的国际化；AESOP还为欧洲所有的博士生举办一年一度的国际博士生研讨会；AESOP已成为规划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经常使用的信息交流平台，在这里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合作伙伴，特别是获得欧洲研究计划（European research programmes）资助的规划比较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这个网络还成为支持各国的规划学生到国外进行短学期交流学习的平台。

WF：英语已成为学术界的全球性语言。在那些说着其他语言的国家，英语对规划教育和规划实践的影响是什么？它对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影响又是什么？

K：规划教育使用的语言应该是：规划服务对象所使用的语言，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中制定政策的专业人士所使用的语言。当规划的专业实践在说其他语言（非英语）的地方开展时，以英语作为促进公众参与和交流的工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遗憾的是，规划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的鸿沟正在拉大。因为英语的“霸权”地位，规划理论越来越成为英国人和美国人主导的领域。由于任何规划理论都源自于并反映出该国家的状况，那些非英语国家受到了这些规划理论的影响，但是这些理论未必能够适用于其他文化环境。英语霸权在学术界还造成了另一种后果。大学排名大部分依据的是科研人员在被认同和参照的国际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数量。由于这类期刊是英文期刊，规划界的学者被迫针对主流议题，用英文来写自己的论文。这些被期刊接受的论文，可能对提高作者的国际声誉很有好处，但是却不能为本地规划的进步作出贡献。通常来讲，这些文章对当地或本国的规划界工作者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用。结果，学术界和规划实践之间的差距正在日益扩大，并且规划学者也在逐渐远离他们的传统专业团队。最后，我感觉英语的主导权还可能导致规划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消失，因此，中国的规划师如果想提高本国的规划实践，就不应过分强调英语出版物。

WF：在德国和欧洲，你是第一个欧盟支持的欧洲空间规划的莫内教授（Jean Monnet Chair）。什么是莫内教授？欧洲范畴的空间规划指的是什么？

K：在欧洲，大学里的莫内教授是一个特殊的教席，他们获得欧盟“莫内计划”（Jean Monnet Programme）的支持，一般为期五年。莫内教授席位已在很多领域建立起来（主要是经济、历史、法律和政治科学）。

“莫内计划”旨在从高等教育机构的层面，激励在欧洲一体化研究领域中进行的教学、研究和思考（欧盟境内和境外）。目的是为了提高学者、学生和公民对全世界范围内有关欧洲一体化议题的理解和认知。莫内网包括分布在60个国家，五大洲的教学、研究和思考项目。（http://ec.europa.eu/education/programmes/ajm）

在“莫内计划”的框架内中，“欧洲一体化研究”被定义为：从各个方面分析欧洲共同体和欧盟起源与演化。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涵盖了整个欧洲的内外两个维度，其中包括欧盟在人与文化之间的对话中扮演的角色，以及欧盟在世界中的角色和认知。

　在过去20年中，作为国家、区域和地方的规划与决策层次的补充，欧盟已成为另外一个关键层面。尽管空间规划不在欧盟宪法的权限内，该机构中的区域政策部门正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到地域凝聚的议题上，那就是在欧洲逐步削弱富裕和贫穷地区之间的区域差距。此外，欧盟还支持规划知识在欧洲城市和区域之间的转移，推动建立跨越国界的、可持续的城市与区域发展网络。再之，环境保护已越来越多地成为跨国界欧洲立法的主题。

WF：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从城市和区域层面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现象。您就这一主题已经进行了近15年的研究，那么创意产业对于城市的发展为什么重要呢？

K：创意产业是促进地方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沃土。它们可以提供植根于地方的就业岗位，增进城市或城区的特性，强化城市的外部意向和形象。创意产业，亦即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是推动都市旅游发展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根本，如博物馆、音乐厅或剧院。许多传统产业在新产品的开发过程中，也需要创意性点子以使其产品适应创新经济。在欧洲拥有悠久创意产业历史的城市，城市的生活品质都非常高，例如佛罗伦萨、阿姆斯特丹、威尼斯、慕尼黑或哥本哈根。推动创意产业建设的另一个战略点是，城市建设、文化、社会和经济规划者必须联手合作，任何的这种合作最终都将非常有利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民。

WF：中国能不能从欧洲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实践中学到什么？

K：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因为我并不真正了解中国。规划所关注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在欧洲与在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欧洲是一个大陆，有超过60种不同的语言（在欧盟，23种语言被确认为官方语言）。这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规划文化各不相同，一国之内，如德国，地区与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不论是瑞典、芬兰、德国、瑞士、荷兰、法国还是意大利，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规划经验。欧洲有很多国家，规划和决策的过程更多地集中在中央，例如法国、英国或荷兰；也有的国家规划和决策分散化，如德国或瑞士。与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欧洲的人口增长正处于停滞状态，在一些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甚至出现人口下降的趋势。长期以来，规划工作者习惯于制定适应增长的规划，现在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应对人口下降所引发的变化——也就是说，如何面对社会基础设施需求的下降，以及地方经济发展减缓的现象。

我相信，中国可以从欧洲借鉴到如何保护城市文化遗产，如何维护公共空间，如何在历史结构中结合现代需求，如何限制城市增长并避免郊区蔓延，如何协调交通与土地利用，如何对人们的出行进行管理，以及如何实现兼顾能源效益的空间发展。欧洲的平衡的城镇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在欧洲有数以千计的中小型的城市中心，这种经济上欣欣向荣的城镇与大都市相比，具有更好的宜居性。学习不同规模的城市和区域是如何协调和管理城市综合规划过程的，或许对中国规划师更有意义。还有，在欧洲多年规划教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独立的规划院校教育经验，也是很值得中国学习的。我认为，中国未来将需要成千上万的规划工作者，他们应该了解城市以及城市规划，应该理解为什么保存城市遗产对国家的未来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