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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全面深刻地阐明了科学发展观，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战略部署。为认真落实中共荆州市委关于在全市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实施意见，按照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党委工作安排，我调研组就荆州长江水文化专题进行调研，调研认为：在中国这个以农业为本的国度里，从四千年前的大禹治水开始至今，人与水的关系从太古时期与自然的斗争演绎发展为今天的人水和谐相处，治水不仅促进了物质经济的发展，而且成为我国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水文化是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荆州市委提出建设“文化荆州”的发展战略，研究水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深蕴的历史文化悠久灿烂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人类知识的结晶、文明的象征，同时它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水，作为自然的元素，生命的起源之本，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依托，以它与生命天然的联系，似乎从一开始便与人类生活乃至文化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在利用水并与水患灾害长期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水密切相关并具有鲜明地域时代特征的水文化。 长江在冲出风卷浪急的三峡后，发出了“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叹息。它似乎疲惫了，迈着醉步，弯弯曲曲在荆州的腹地行走。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曰：“上善若水。”荆州不仅有长江这条焕发着自然气息和人文魅力河流的滋养，境内无数条长江支流、内河纵横交错，在水的润泽下，留下了一代英杰的美名，也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美传说和文人骚客的名篇。 翻过楚文化厚重的书页，我们看到了屈原徘徊摇曳的身影。他留芳千古的著名诗篇《橘颂》、《天问》成为绝唱。这个战国时代的楚国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因“联齐抗秦”统一中国的政治主张而遭到奸臣的陷害，被顷襄王放逐。屈原听到楚国被齐国攻陷的消息后，难忍亡国之痛，于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怀石投江而死。史载：“屈原以五月五投汩罗，楚人哀之，以筒贮米祭之。”从此楚原将农历五月五定为端午节，至今，在水上赛龙舟和吃糯米棕在荆楚各地蔚为风气。在荆楚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棕子歌》：“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清白，半世煎熬。” 荆楚历来重视教育，所谓“南郡生徒辞降帐，东山女乐拥油旌。”说的是才高博洽的南郡太守马融不拘儒节兴办教育的壮举，而“琵琶多于包换饭钵，措大（读书人）从于鲫鱼”的民间俗语更见荆楚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 荆江水不仅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先民，也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描绘了浓重的一笔，这里诞生过自己的边塞诗人岑参，而站在唐代诗歌顶峰上的诗人李白和杜甫也与荆州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走向诗仙的第一步是从停泊在荆江的舟楫上迈出，而诗圣杜甫却是因为安史之乱归家途中滞留荆州才得以让那60卷诗作开始传播；荆州文化的积淀到了明代最终结出了硕果，那位喝着荆江水长大，12岁步入科举考场，23岁中进士，尔后在竹林潇潇、疏影横斜的气氛中苦读归隐6年的翰林院编修张居正，在重新走出书斋后一步步登上明朝庭的“首辅”，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宰相。 “楚之水淖弱而清”，艺术的精灵注定要与“淖弱而清”的楚之水相匹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乐府诗集》）“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泛》）水启迪人的灵心慧眼，水触动人的情感意绪，屈宋以降，刘义庆在荆州居官8年而著《世说新语》，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鲍照在江陵前后约30年，其诗以俊逸称著；明代公安三袁开创了“公安派”的文学特色，使之与“竟陵派”成为古文学的两个重要派别；“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即使奉命由江陵出使西魏，羁留北地，也不忘故土，其《哀江南赋》，写一代兴亡，传千古绝唱，华实相扶，情文兼至，灏气舒卷，变化自如。至唐宋，荆楚可谓俊杰云集，诗星荟萃。为“初唐五言律第一”的杜审言，为盛唐诗开宗立派的孟浩然，还有张继、戎昱、陆羽、皮日休、宋祁、米芾等荆楚诗人词客，圴为唐宋文学之名家。 这些人文历史使荆州成为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千古名城。 二、醒目的文化亮点独著特色 荆州城“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控江带湖，形张势举，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荆州之争是决定国家分合命运的关键。随着历史的演变，到三国时期，荆州，这座依傍长江、水陆交流便利的古城渐渐成为政治军事要镇。到唐、宋时期，坐拥“两湖熟，天下足”的江汉平原，荆州已是“荆、杨”并称的商贾重镇，直至今天，因为壮阔的98抗洪历史画卷，它依然牵着着举世的目光。荆州，这座与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千年历史文化古城，在走过4000年历史行程后，当后人来研究其文化底蕴时，在光辉灿烂的楚文化和三国文化的映照下，越来越多的目光聚焦于源远流长的水文化。如果说荆州的人文历史造就了这个城市，不如说荆州的水文化底蕴成就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从古至今，在各项水利工程建设和各种水利事业中都必然要创造与其相适应的水文化。而各个时代和各个时期的水文化，又反过来促进人类对自然生态水环境的重新认识，并把这种观念、思想、行为、价值观等反映于水利工程建设和所从事的水利事业工作中，形成新型的对应于这种水文化时代或时期的水利工程和水利事业。“中华皇堤”、“万寿宝塔”、“南北大闸”、“镇江铁牛”这四处长江河道水文化景观，无疑是荆州水文化的闪亮名片，这是荆州独具特色的文化亮点。 1、中华皇堤 千百年来，水利建设创造了独特的水文化，从大禹治水进行河道疏浚，到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灌溉八百万亩农田，从陕西的郑国渠到广西的灵渠，历代君王为巩固统治地位和老百姓修养生息都将水利放在重要位置，荆州始于晋代的荆江大堤，也是为荆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水资源和防洪安全。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六月，荆江大水，江决万城至御路口堤二十余处，冲西门、水津门两路入城，水深丈余，两月方退，官舍仓库俱没，兵民淹毙无算，四乡田庐尽淹，溺人畜不可胜记。朝廷发帑银200万两，派大学士阿桂为钦差大臣驻荆州督修堤防及处理水灾善后，乾隆皇帝就此连发谕旨24件，除从严惩处了对此次水灾负有责任的各级主管官员24人外，还对以后承修该堤作了“定限保固十年”之规定，由于皇帝的高度重视，荆江大堤始有“皇堤”之称。 荆江大堤，位于荆江北岸，全长182.35公里。其保护区域，包括荆江以北、汉江以南、东抵大都市武汉，西迄沮漳河的广大平原地区，总面积约135平方公里，在耕地800万亩，人口500万。在荆江尚未形成明显河床形态时，主要依靠零星分散的堤垸挡水。根椐史料记载，楚庄王时（前613-前591年）楚国推行“耕战政策”，其令尹孙叔敖曾“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钟天地之美，收九泽之利”“堤防湖浦”一说，即指江陵一带沿湖修筑挡水堤而言。待荆江河床形成后，由于水流归槽，水位抬高，低矮堤垸已不能抗御洪水，于是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当时荆州刺史桓温令陈遵自江陵灵溪沿城修筑江堤，称“金堤”。其后五代至宋、明时期又沿江分段修筑了寸金堤、沙市堤等十多段堤防，至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堵塞郝穴、清顺治七年（1650年）堵筑庞公渡口，荆江大堤才连成整体。故有“肇于晋，拓于宋，成于明，固于今”一说。 荆州襟江带汉，腹背均受洪水威胁，百姓以水为生，以堤为命，在众多的堤防中，荆江大堤当两百公里荆江之冲，每到汛期，抵挡着高出荆江地面十多米的巨大洪水，咫尺不坚，千里为壑。一座城市的命运系于一堤，这在荆州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显得犹为突出。洪涛骇浪袭来时，铁打的“荆州府”也不堪重负。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水来打破万城堤，荆州便是养鱼池”。因此这条大堤的安危，尤为千百万人民生命之所系。 史载，1500年间，由于地质、地貌及河床的不断变化，荆江洪水位明显上升，特别是宋元以后上升尤为显著。荆江大堤历史上的决溢，自东晋太元年间（392-394年）起，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1500多年里，有确切记载的计96次，溃决发生的频率，由明代平均10年左右发生一次，发展到清代平均每5年左右发生一次。灾情之惨重，尤以1788、1931、1935等年为甚。是时洪灾波及潜江、沔阳、天门等地，大地陆沉，因处青黄不接之时，四乡难民凡未死于水者，亦多死于饥荒，竟见有剖人而食者，惨不忍睹。 由于屡次冲溃，荆江大堤相继出现各类险工险段，管涌与崩岸险段随处可见，为适应防洪的需要，历朝统治者对荆江大堤堤身也有相应的加高和培厚，采取的护岸措施以矶头驳岸、防护林为主。 在与洪水抗争的过程中，人们除了用抛铁丝笼、修条石驳岸、板石坦坡、砌坦和抛枕等护岸措施外，还在大堤两旁栽种了防护林。造林防浪最早见于南朝盛弘的《荆州记》，里面记载“缘城堤边，悉植细柳，绿条散风，清阴交陌”，发展到清代即已形成防护林带。所种树木大多为枝杨。据《荆州万城堤志》云：“枝杨又名白扬，种地即生，柔条长藤，用绳絷结，俨若竹篱，随长随编，数年之后俨若墙壁，而又稀疏柔软，可以随波起立，不致激水生怒，亦属以柔治刚之策。”当时还有一硪夫曲这样唱到：“缘堤新种万杨筒，次第分行布势工，不为浓荫覆游骑，为留枝叶护江风。”对防护林的栽种，由于朝廷立法严密，曾一度出现“万绿参差”的壮观景象。可惜到民国时期竟全部毁尽。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将荆江大堤加固工程纳入议事日程，历届领导人都曾多次视察荆江大堤，1974年荆江大堤正式纳入国家基建计划（时称一期工程），1983年底工程投资基本完成，但大堤加高任务还没有实施。后经国务院批准，1984年开始续建（即现在的二期工程），在长达22年的建设中，建设者们披星戴月，前赴后继，彻底改变了荆江大堤千疮百孔的面貌，堤身加固182.35公里，堤基加固45.252公里。护岸60.2公里，堤顶混凝土路面182.35公里，钢筋混凝土防浪墙9.65公里，涵闸重建1座，加固改建4座，新建防汛哨屋85处。荆江大堤的加固改变了荆州的命运，加快了城市发展的步伐，新中国诞生后，荆江大堤再也没有一次漫溃，荆江两岸的百姓再也没有因洪水而逃离家乡，即使是遭遇1998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荆江大堤依然牢牢守护了荆州人民的家园。 而今荆江大堤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每到植树时节，一片繁忙景象。堤林更新一般在12年左右，在蜿蜒的荆江大堤旁，目前拥有近140万株林木，它们守护着荆江大堤，守护着堤旁休养生息的百姓，除防浪效益显著外，也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在满目葱茏中，生态堤防成为一个天然氧吧。 2、万寿宝塔 位于雄伟的荆江大堤上的万寿园也是荆州的著名景点，于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１５４８年）动工修建，四年后落成。目前对修建宝塔的原因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明朝第七代辽王朱宪火（节）藩封荆州时，遵嫡母毛太妃之命，为嘉靖皇帝祈寿而建；一说是嘉靖皇帝为其母毛太后做六十寿辰而修建。不管是哪一种说法，祈福的心愿都包含在这座雄伟的明代古建筑之中。１９５６年万寿宝塔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全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万寿宝塔通高４０.７６米，为八面七层楼阁式砖石仿木制斗拱结构，气势雄伟壮观，塔基八角各有一汉白玉力士为砥柱。塔内一层正中有接引佛一尊，所以万寿宝塔亦名接引塔。接引佛身高８米，肃然威严。塔体内外壁嵌佛龛，共有汉白玉坐佛94尊，玉佛神态各异，造型端庄逼真，其体积大小，随塔形而变化，更显得气韵生动。塔砖成正方形，图文并茂，品类繁多，计有花卉砖、浮雕佛像砖、满藏回蒙汉五种文字砖共２３４７块，来自全国８省１7个州、府、县、市，极尽各地风貌，反映了我国明代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塔身中空，内建石阶，可盘旋而上至各层，每层向外洞开四门。 万寿宝塔建于荆江大堤之上，除了为皇帝祈寿的主旨外，另还有镇锁江流、降伏洪魔，保一方平安的寓意。数百年来，万寿宝塔既是荆江两岸饱经水患的历史见证，又承载寄托了人们制服江流的美好愿望。 3、南北大闸 北闸位于公安县埠河镇太平口。新中国诞生后，为了根治荆江水患，1952年，中央批准兴建荆江分洪工程。在李先念、唐天际、林一山等地方军队和水利部门领导人的集体指挥下，30万军民、技术工程人员从全国各地云集荆江，仅用75天时间，就建成了万里长江上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北闸是荆江分洪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设计为钢筋混凝土底版，空心垛墙，箱式岸墩轻型开敞式结构，共54孔，全长1054米，闸顶高程46.5米，闸底高程41米，弧形闸门，建成时为人力绞车启闭，设计进洪流量8000秒立方米。为防止闸前泥沙淤积影响进洪，于1961年建有拦淤堤，并在拦淤堤上设置预埋药室119个。当需分洪时，可迅速装药爆破（拟炸开进洪口门2200米）。可有效吞蓄洪水总量达54亿立方米，其主要作用是分泄荆江上游巨大的超额洪水峰量，降低沙市水位，以确保荆江大堤，江汉平原以及洞庭湖区的防洪安全。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为荆江分洪工程题词。 工程建成后不久，1954年长江出现特大洪水，在长江水位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北闸曾三次开启运用，最大进洪流量7760秒立方米，总计分洪量125.9亿立方米，降低沙市水位0.96米，同时减少了流入洞庭湖的洪水，发挥了巨大的工程效益。 因受自然侵害，闸身混凝土老化，国家于1988年批准对“北闸”闸底版，阻滑板等钢筋混凝土部分实施加固。钢质弧形闸门采用55台电动机和手摇启闭机两种方式启闭，工作桥为2.8米宽的钢结构便桥。设计按沙市水位45米，闸前水位45.13米，相应分洪流量仍为8000秒立方米。 每年汛期，从6月1日到10月15日，都有广州军区爆破连官兵进驻北闸防守。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沙市水位已超过北闸分洪水位45米，北闸进入紧急分洪准备状态，分洪区30万群众一夜之间全部撤离，爆破连战士在防淤堤已埋好百吨炸药，只等一声令下，北闸将会实施第二次开启运用。北闸牵动了中南海，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40多万军民团结奋战，全抗全保，共和国终于没有开闸。 北闸经过50余年的建设，雄伟壮观的水利涵闸工程建筑，独特的水文化资源，已被荆州市政府纳入对外开放、弘扬荆楚文化的窗口。2002年省人民政府批准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富春、董必武、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田纪云、邹家华、温家宝、朱镕基、钱正英、程子华等先后视察过北闸。北闸的庭园里栽着两棵郁郁葱葱的桂花树，它是水利泰斗林一山先生在北闸建成时从北京辗转带来落户荆州的。而今它枝叶繁茂，挺拔茁壮，每到花期，花香袭人，而林一山先生却已作古，花树虽在，斯人已逝，令人感怀。它让我们时刻记住那些为荆江人民的安居和幸福作出过奉献的人们。 北闸的建成不仅减轻了洞庭湖的负担，降低了荆江水位，也缓解了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同时确保了江汉平原和武汉三镇的安全。 与北闸相对应的是荆江分洪工程节制闸，它建于1952年，位于湖北公安黄山头虎渡河上，毗邻湖南安乡，因地处荆江分洪区最南端，故又名南闸。其作用是控制虎渡河下泄流量最大不超过3800m3/s，与南线大堤共同组成一道防洪屏障，保护洞庭湖区的防洪安全。每当夏汛到来时，从闸门泻出的洪水象无数匹黄缎抖动，飞溅翻滚的浪花，恰似千万朵怒放的牡丹。 南闸与1954年长江大水时，与荆江分洪工程泄洪闸联合运用，兼顾上下游控制泄洪。蓄洪最大流量达到每秒5200立方米。为确保江汉平原和武汉重镇以及洞庭湖区的防洪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南闸结构形式为开敞式钢筋混凝土I级建筑物，闸长148.5m，闸宽336.8m，有32个闸孔，设有弧形钢质闸门，每扇门宽9m，高6m，启闭机采用半自动的操作方式。南闸闸面高程45.65m（吴淞冻结），闸底板高程36.20m，闸上交通桥面宽8m，工程主要建筑物由闸室段、两岸建筑物及上、下游连接段、东、西引堤等组成。附属工程有东、西引堤、顺水堤、导水堤。工程管理辖区1.42㎞2。曾于1964年、2000年先后两次加固整险。 2002年7月，荆江分洪工程节制闸被湖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纪念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竣工修建的南闸纪念公园，现在被列为红色旅游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纪念塔，四方五层，高12米，采用青石和汉白玉砌成。第一层为青石砌筑的四方塔座，七块滑坡坚如磐石；第二层四面有汉白玉石浮雕：“工农兵奋战节制闸”、“黄天湖排淤”、“截断拦河坝”的劳动场面，刻画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第三层正面分别镌有毛主席书写的“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以及周总理书写的“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的题词，侧面有李先念、唐天际、邓子恢等领导人撰写的碑文和七言韵文，叙述了工程的伟大胜利，西北两面铭刻着912名英雄劳模的名单，给后人以至深的缅怀；第四层镌刻的和平飞鸽，展翅欲飞，令人可爱，它象征着新中国四海升平；第五层树立的五角红星，直冲云霄，映着艳阳，光芒四射…… 1964年南闸进行了加高加固。鉴于南闸运行时间长，砼结构裂缝严重，止水、排水失效，金属结构、机电设备锈蚀严重，已不能满足运用要求，国家于2000年对该闸再次实施加固。2006年5月，南闸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4、镇江铁牛 长江，我们的母亲河。她哺育着荆楚大地这片肥沃秀美的原野，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古楚文化。但是，古往今来，她时不时地“秀”出性格中桀骜不驯的一面，填沧海为良田，化良田为沧海，给我们美丽富饶的家园带来数不清的灾难。 我们的先民们，囿于对大自然的认识，认为洪灾是大自然或某种神灵因人类对其亵渎而作的惩罚。于是，恐惧升华为敬畏，人们奢想用一种精神图腾去降服水患，祐护众生。镇江铁牛即是人们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产物。殊不知，“天地之有水旱，犹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责除，水旱不可以祈谢去。（汉·王充《论衡·感虚篇》） 镇江铁牛始建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大水后。时湖广总督毕沅遵乾隆谕旨，铸铁牛九具，分别置于沿堤（现荆江大堤）万城、中方城、上渔埠头、李家埠、中独阳、杨林矶、御路口、黑窑厂、观音矶九处险要堤段，“盖因蛟龙畏铁，又牛属土，土能治水，是以铁铸肖形用示制镇”。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和咸丰九年（1859年），又各铸铁牛一具置于李家埠和郝穴堤上。后因河势变化和“文革浩劫”，毕沅所铸九具铁牛或湮没江中，或作为“封建迷信”被毁。惟道光、咸丰年间所铸铁牛尚存，今称李埠铁牛、郝穴铁牛。 郝穴铁牛坐落在现江陵县治所郝穴镇荆江大堤险段铁牛矶处，清咸丰九年（1859年）铸造，因附近原为镇安寺湾，故又名镇安寺铁牛。 郝穴铁牛南面大江，高踞堤岸，其形制为独角，身长3米 ，高1.8米，宽0.9米，尾右盘长1米；外实内空，重约2000余公斤；牛背铸有铭文，铭文篆、隶各半，字迹清晰，遒劲工整。铭文曰：“维咸丰九年夏荆州太守唐际盛修堤成铸角端镇水于郝穴 而系以铭曰 嶙嶙峋峋其德其纯 吐和孕宝 守捍江滨 骇浪不作 怪族胥驯 翳 千秋万代兮 福我下民”释义为：在清咸丰九年的夏天，荆州太守唐际盛修好堤后，铸造了独角兽置于郝穴堤上，用以镇制洪水，并在铁牛身上铸刻铭文说：铁牛昂首蹲踞，有如耸立的奇石；她的品德忠贞纯洁，勤于职守，吞吐着神秘的灵气，孕育这瑰丽的宝藏；她捍卫在险要的江边。惊涛骇浪从此不再兴起，各种水怪都被驯服得不敢兴风作浪。啊！千秋万代呀，她都会为我治下的百姓造福无穷。 郝穴铁牛置放处铁牛矶是荆江大堤著名险工险段，受到中央和省市各级的高度重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前往视察。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安排专项资金对该险工险段实施了综合整治工程。如今，此处已成为荆江大堤重要的窗口堤段，许多国内外防洪考察团体和旅游者都曾前往考察游览。 李埠铁牛系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铸成，“文革”中被毁，1982年修复，现置于荆江大堤桩号777+000内肩处。其形制与郝穴铁牛相仿，牛腹肋处所铸铭文曰：“岁当乙巳铸此铁牛 秉坤之德 克水之柔 分墟列宿 砥柱中流威驯泽国 势戢阳侯 沮漳息浪 禾稼盈畴 金堤巩固 永镇千秋”释义为：在清朝道光二十五年，铸造了这具铁牛。铁牛秉承大地的品德，能够以土克制洪水，使江河变得温柔和顺；铁牛昂首屹立，象天上的星宿一样罗列着，日夜守卫在江边，犹如中流砥柱；其威足以驯服泽国的滔滔洪水，其势能使阳候息怒。沮漳河从此风平浪静，两岸田野庄稼丰收，年年五谷丰登。铁牛永远镇守在这里，金堤坚不可摧，千秋万代造福于人民”。 “镇水兽”并未减轻荆江两岸人民的灾难，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荆江洪患才真正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才真正做到了变水患为水利。1958年2月28日，周恩来总理视察荆江大堤郝穴段时，曾手抚铁牛，赞扬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并谈笑风生地讲述“铁牛镇水”的典故和治理荆江的宏图。 三、和谐的生态堤防惠及万世 水利建设不仅仅只是搞工程，建堤坝，修水库，多少年来人们在强调改造自然，利用自然水资源时，过分强调水利工程经济效益或防洪效益的时候，相对忽视了顺乎自然和对自然的保护，甚至破坏了自然和违背了自然规律，不能做到人水和谐。 20世纪以来，人类的工程抗洪能力大幅度提高。在这个时候，滋生了一种“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的“人定胜天”观点。这之后，水灾问题变得越发尖锐，与自然对抗的结果，造成水土流失，使灾害持续增长。日本琵琶湖西部有十余平方公里的森林植被，在700年前营造京都时被砍光。为治理这一地区，整整花了100年时间才初见成效，号称“一棵树一万美元”。’98年大水充分反映出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恶化的问题，对于灾后重建，国务院提出了“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32字方针。这32字方针，讲到了山、湖、河、人四个方面，是对过去错误行为的纠正，在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迈出了主动的一步。应当说在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通过98大水，人们的思想有了飞跃的提高。无论是高层的决策，还是媒体的导向都纳入了科学的轨道。 从堵到疏，从与水争路到与水和谐共处，在治水患、图生存、求发展的艰难进程中，水文化的核心理论体系渐渐明朗，水文化的发展也遵循了人对水的认识循序渐进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荆州的防洪安全，大力开展了整治河道、修建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分蓄洪区、实施平垸行洪，建成了比较完善的荆江防洪体系。 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就担负着荆州市长江流域河道堤防工程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和防洪保安重任，直接管理着荆州市长江干堤948公里、涵闸56座，协助管理1086公里的荆南四河堤防建设。 1998年长江洪水后，国家大幅度增加对荆江防洪工程的投入，投资40多亿元加固了荆江大堤、洪湖监利长江干堤、荆南长江干堤、南线大堤和松滋江堤。目前荆南四河治理也正式启动。荆州市长江治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在水乡泽国，在荆江两岸，在2300多公里的长江堤防上筑起了一道坚固了防洪屏障。荆江人民谈水色变的历史终于结束了，人们终于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荆江堤防工程反映了荆江人民注重实效和实事求是的文化价值观，它已经成为荆州乃至江汉平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担当着文化媒介和载体的作用，促进着荆楚文化的扩散和与其它文化的交流、融合。 堤防工程大建设结束后，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将工作重点由建设转入管理，一场水管体制改革在河道系统全面展开，从2005年开始，全局共辞退群众管养员900多名。经过四年的改革，职工自己管堤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单位给职工配备了必要的劳动工具，在人口密集的堤段建立垃圾仓，堤防管理工作真正做到了经常化，堤容堤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湖北省河道管理实施办法》等法规，市长江河道管理局严格依法管堤，严格项目审批制度。在“情、权、法”面前做到依法行政不徇私情，讲求原则不开口子，在施工监管过程中，做到认真监管，以理服人。为确保防汛通道的完好畅通，共在大堤上设置拦车卡104座，对混凝土路面实施限载。 在2000里堤段的内外平台上，荆州市长江河道管理局管理着10万亩堤防宜林土地，500多万株防护林。堤防工程建设置于自然之中，融合于自然，一堤两林使蜿蜒的堤段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成为绿化生态工程。几年来，全局各分段坚持选好苗、栽好树、管好林，大力提倡林间套作适宜农作物，对近熟林和成熟林进行定时翻耕，预防和治理病虫害，合理采伐更新，实现了防护效益、社会效益、景观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确保了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2006年起，各管理段、管理组按照“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青”的要求建设小庭院。经过几年的改造 ，这些小庭院已经实现了通水、通电、通电视，并建起了小菜园、小食堂、小猪圈，极大地调动了一线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工作和生活环境的改善稳定了一线职工管堤护堤的思想，全局干部职工以实际行动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生态堤防的亮丽风景已经实现，这项惠及千秋的事业得到了持续而长足的发展。 四、丰厚的文化资源需要包装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文化是历史的积淀，是民族的记忆。荆江是荆楚文明发祥地，楚辟在荆山，荜路蓝缕，先民在此逐水而居，繁衍生息，楚国在鼎盛时期创造了青铜冶铸业、制陶业、音乐艺术、丝织刺绣等文明，并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楚在失国后，辉煌的文化并没有消亡。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经过历代砍伐开荒和争夺水利，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我国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渐渐由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华夏文明的命运，与长江、黄河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今天，荆江水文化同样传承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 荆州长江河道管理局作为一个事业性的水管单位，有着丰富的水文化资源，水文化景观的再利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要从景观的后面审读水文化的凝聚功能和向心功能。 1952年修建的荆江防洪工程，由工人、农民和解放军组成的30万施工队伍，在施工机械化程度极端低下、施工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团结一心，奋力拼搏，75天创造的人间奇迹感人肺腑。位于荆江大堤沙市段、太平口、黄山的三座荆江分洪纪念碑亭，都刻有近千名劳动模范的名单。而98抗洪，“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表现的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彰显的是水文化的团结功能。 “大禹治水”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感召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水利事业不懈奋斗，也是水文化的凝聚功能；而科学的水利发展观，这一当代中国水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象一块巨大的磁石，产生着强大的磁场，吸引着中国乃至全球水利的目光，这也正是新型水利观能够彰显凝聚魅力之所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随着旅游业的兴起，人们对水工程、水环境在满足除害兴利基本要求的同时，更加重视其审美怡情等方面的文化需要。为此，通过加强水文化熏陶，可以使工程技术人员更新规划设计和建设观念，更加注重水利工程的文化内涵和人文色彩，把每一项水利工程都当作文化精品来设计和建设，使水利工程在发挥防洪、供水等方面效益的基础上，同时成为人们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的良好场所，陶冶情操的高雅去处，从而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随着荆江分洪工程成为湖北省四A级旅游景点的开发进程，荆江水文化旅游线路的呼声愈来愈高，水利工程产业化前景明朗。 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的发展既从民族文化的母体中吸取乳汁，同时也要通过充分发挥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为民族文化增添丰富的内容和动人的光彩。治水实践使荆州水文化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她必将成为一朵美艳的奇葩。中国规划网武汉9月5日电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