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7日的广州东部(增城)城市副中心规划咨询研讨会上，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委书记曹鉴燎表示，增城将在下一步组织广州东部城市副中心规划设计方案全球招标竞赛，要力争实现规划设计100年、300年乃至1000年不落后 ，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现代城市发展的典范之路。(5月18日《 广州日报》)

　　规划设计千年不落后，这样的雄心着实令人震撼。不过，这样的雄心到底是为大拆大建式的城市改造造势，还是对规划设计科学的顶礼膜拜，尚待追问。
　　古人修建的都江堰、京杭大运河等水利工程，至今仍能继续发挥当初的功用。然而，历经数千年，在这个知识大爆炸、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我们却不得不面对数不胜数的“短命建筑”。浙江大学教授范柏乃曾指出，“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却少有50年的建筑”。而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也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年至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 50年至100年。
　　建筑短命的背后，是规划的短命。而规划之所以短命，根本原因在于领导插手过多，外行领导内行，科学屈从于行政力量。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庄惟敏就认为 ，现在“一届领导一套规划”，新官不理旧事的现象比较普遍。加之，一些领导为追求GDP，追求标志性的轰动效应，规划自然如面团，修改越来越多，方案越做越大，所谓规划实则变成领导的一句话，最后成为为领导做嫁衣的“鬼画”。虽然高楼接连拔地而起，但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社会存量财富还包括许多资源，在这样的大拆大建中灰飞烟灭，这也是我们历经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却未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树立放眼千年的规划思路，这确实是规划设计应当矢志追求的宏伟目标。但规划设计要如其所愿，权力意志首先必须保持足够的敬畏。只有当科学话语权得到充分保障，规划设计才可能回到尊重科学的既有道路上来，科学才可能令规划乃至建筑“延年益寿”。简而言之，规划设计能否“长命千岁”，其决定因素不在科学水平的掣肘，而是权力能否自觉退场。
   （编辑：刘堃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