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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营
在近日举办的2010中经求是论坛上，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认为，要推进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首先要注重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但总体上来讲，城市的发展还是向着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人口占有，经济总量的占比，以及大城市所占整个城市数量比重的方向逐步发展，而对于中小城市，特别是2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发展却在减少。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提高，发展速度的加快，大城市所面临的一些社会矛盾开始急剧恶化。一些城市的扩张发展没有规律，管理规划缺乏科学有效的手段，使得当地的城市化进程几乎进入到破碎化的边缘。
大中小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 秦虹认为，一些中小城市发展相对滞后，这与城市经济发展不能做到均等化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在未来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大城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引领和辐射功能，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注重中小城市在稳定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这对解决中国特大城市里出现的一些尖锐矛盾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目前，全球气候处于多变期，而在一些城市里，一场暴雨就可以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城市应急服务和应急管理频频出现危机和挑战，这也证明我国城市的公共综合承载能力还比较薄弱，城市在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方面还有很大的欠缺。 秦虹指出，关于城镇化人口的质量问题也很重要。如今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46.6%，的确有很多农村的流动人口在城镇里扎根，但他们只是一个浮动的城镇化，是一个有水分的城镇化，这一点尤其需要给予关注。目前在城市里就业的农民工，未来一旦失去劳动能力，还是要回到农村。秦虹建议，要推进农民工在城镇定居落户。在小城市，可以在制定住房政策时，尽可能把鼓励农民在城市落户作为政策的支撑点。像天津、浙江等地实现农民宅基地与城镇里商品房的置换，通过这种方式将为城镇里务工的农民工重定新居；在大城市，让农民工购买或租赁房屋都有很大的困难，因此要推进公共住房政策，推进廉租房的建设。 “目前，中国城市发展往外扩张的过程是没有规律的，在管理规划上也不是科学有效的，有些地方的城市化进程几乎进入到了破碎化的边缘。”秦虹谈到，“我国现有118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将来会有200个、300个这样的大城市出现，大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但与其相伴的是污染、交通堵塞、房价飞涨、生活环境恶化，所以，我们要注重借鉴发达国家走过的一些路程，特别是在解决交通拥堵和防范贫民窟、流动人口的不合理集聚，从规划开始，就应该重点加以考虑”。 让小城镇的人口达到3万以上 国家发展改革委小城镇研究中心副主任邱爱军表示，我国现有近两万个小城镇，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从以往改革开放以来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的增长方式，内需的拉动必然依赖消费，但谁来消费？因此加快城镇化，特别是小城镇化的发展意义重大。 邱爱军建议，城镇化应当同新农村建设并行推进。首先，空间城镇化要强调集约用地，在确保18亿亩耕地政策目标下，集约用好现有的集体建设用地，保护好耕地，保护好农民的利益。其次，切实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镇民化进程，给予他们同样的生活权利，让他们真正成为新市民、新镇民。最后，要科学规划建制镇，有步骤地推进城镇化。在何种规模经济上才能够促进城镇的发展，而且使城镇对于周边的农村地区起到辐射和带动作用，目前的结论是镇区人口必须达到3万人以上。 财政层级扁平化 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从财政研究的角度，抓住现在两个切入点：一个是乡镇层级的突破配套改革，一个是省直管县的改革，实现财政层级的扁平化，进而拉动整个行政体制框架的再造，由五个层级减为3个层级。“这要从政治学、社会学方面综合解决，如果要改造，一些大的省份应该把体量放小。”贾康强调到。 他还指出，应该充分意识到，财政扁平化改革的切入对于以后减少行政层级全面配套改革所处的历史阶段，争取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实质性深化。 在谈到省级以下为什么不能进入分税制的问题时，贾康介绍到，在世界各国，比如美国、日本这样的头号强国，他们一个叫做联邦制，一个叫做单一制，搞分税制都是3个层级。实践证明，中国实行五个层级的分税方式已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省级以下的体制在过渡过程当中实际上已经变形和凝固成一种五花八门、讨价还价的分成制和包干制。 找准城乡一体的切入口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巡视员胡恒洋认为，缩小城乡差距，逐渐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有3个侧重点：一要长期坚持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改善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缩小农村与城市的差距；二要在财政投入上突出重点，加大对于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进现代农业生产建设，运用现代工业的成果，武装和改造农业，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促进城乡互动发展；三要把县域经济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口，现在我国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而且产业层次比较低，还面临着很多社会化、服务能力差，及政府财政收入比较低的问题，面临着工业化、农业和工业协调推进问题，只有加大对县域经济的支持，使县域经济的能力大幅度提高，扩大县域经济的自主权，提高县域财政的公共活动能力，才能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 胡恒洋建议，健全农村投入保障制度，建立投资结构，保证各级财政对于农业的增长幅度，要高于经常的增长幅度，但是这些方面现在的落实仍不尽人意。要加强落实的进度，就得大幅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投入，大幅度提高政府投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和农产品的投入，同时创新农村的金融体制，加大制度扶持，利用财政补助等财税杠杆，以及贷款、利率等工具，引入社会资金。要落实国内金融机构的结构规范，发展多种新兴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小额信贷的农村金融服务。 此外，要健全农民的补贴制度，今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的政策，以及农民收入补贴、综合补贴和专业补贴的框架，今后要以促进主要农产品生产和农民收入提高为基本目标，扩大补贴范围，提高补贴标准，完善补贴办法。要进一步加大对于农业的补贴力度，特别要促进粮食增长，较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重大补贴，公平、公正，确保农民得到实惠。 还有就是要研究农产品价格保护，使农产品的价格保持在合理的水平上，同时还要研究价格形成机制，理顺不同农产品的价格关系，以及国内和国际农产品的比价关系。 中国规划网北京10月22日电 (责任编辑：杨宇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