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打个通俗的比方，那就是“降磁”。由于功能太多，北京就像一块磁铁，吸附大量铁钉铁棒铁盒子，如果功能不能疏解，即便是拔下了一根铁钉插到河北，又会吸附来新的钉子。硬拔不行，必须适度降低磁性。

　　事实上，这种“降磁”已然在改变着北京：人口增速放缓、企业主动“疏解”入冀……在这些改变的背后，则是一年以来北京“瘦身健体”甚至忍痛割肉的结果。

　　不宜居　但仍趋之若鹜
　　张爱玲说：“生活就像是爬在华丽旗袍上的虱子”，对于从事销售行业的宋先生来说，这句话正可以形容他的生活。他租住在北京市三环内磁器口附近兴隆都市馨园小区的一处地下出租屋内，遇到记者的时候，他刚刚结束跟母亲的争吵，一个人蹲在外面抽烟。

　　兴隆都市馨园小区是东城区危旧房改造后的新型社区，然而，其中的3号楼、4号楼、6号楼的一侧，都有一个不起眼的入口，从入口向下，是一条长长的、坑洼不平的通道，越往下走灯光越冰冷昏暗，直到走进通道的尽头，生活的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经营3号楼地下出租屋的是一对夫妇，记者走进屋内询问时，二人正张罗着做晚饭，听说有人要租房，老板很热情地告诉记者，这里的出租屋多数都住着人，现在可出租的最小的也是最便宜的房间价格是每月550元。

　　在他的带领下，记者穿过一条长长的、两侧紧紧排列着大大小小出租屋的通道，向老板口中说的“小房间”走去。

　　穿行在宽约仅1.5米的狭长走廊中，记者发现每个出租屋门口都堆放着各种杂物：鞋子、水桶、垃圾袋，甚至还有自行车。走廊的尽头是公共洗手间，里面挤满了忙着洗漱和方便的住户。空气中飘散着油烟、香烟和发霉的气味，隔着墙也能清楚地听到出租屋内电视机的嘈杂声。

　　通道尽头，一间大约5平方米的狭小出租屋里，墙壁四周贴满了防潮的报纸，抬头即见天花板上错综复杂的电线，粗大的下水管道在屋顶盘根交错，不时发出流水声，由六块木头搭成的简易小床是屋中仅有的“家具”，由于通风效果差，空气中散发着一种木头霉变的味道，令人呼吸困难。

　　据老板介绍，这里的水电都不包括在房费之内，水是刷卡使用，电是1.5元／度，每个房间单独计费。房间不能明火做饭，也没有通风系统，但是记者在参观过程中仍然隐约可以闻到油烟味。在记者的要求下，老板带领记者看了一间月租为800元的、面积更大的房间。房间内，墙皮剥落泛黄，墙上贴满了海报和报纸，除了桌子之外，还有一台仅供房间住户自己使用的洗衣机。天花板上，有几个铝制管道穿过，老板说那些是下水管道，人在房间的时候可能会有水声，但是“习惯了就好了”。

　　记者了解到，地下出租屋内多住着从事餐饮行业的服务员和厨师，以及其他外来务工人员。根据北京市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的数据，2013年，北京全市71.8％的就业岗位集中在城六区，所以，想要省时又省力地通勤，住在市中心价格低廉的出租屋是最优选择。

　　李鑫是来自河北的高中美术特长生，来北京上专业课已经两个月的时间，现在也在小区的地下室住。李鑫说：“上美术专业课价钱很贵，我是农村的，家境一般，只能住地下室，虽然苦了点，但是一想起美术梦想，就会咬牙告诉自己坚持住！”

　　北京市民防局和北京市住建委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北京城区的地下空间中，住着近百万的流动人口。

　　但对宋先生和李鑫而言，“划算”的租房方式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地下出租屋的墙多用板材搭建隔开，一般不具备防火能力，没有配备灭火器材，一旦发生火灾，狭窄的过道根本容不下所有住户安全、迅速地撤离。而且由于地下出租屋的整体布局错综复杂，出租屋老板们所谓的“监控”无法完全覆盖所有角落，财物仍然存在被盗的风险。由于房子是月租较多，人员流动性大，人员组成复杂，治安环境也令人担忧。

　　尽管北京市过去几年来大力打击非法地下室出租，但这样的情况仍屡禁不止。不久前，北京刚刚清理了一个在石景山区衙门口村鱼塘下私改的地下公寓，房主违法建造了170多间地下室，约有2400平方米，租给了50多户流动人口。

　　在刚刚结束的2015年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说：“北京目前的确不能称之为宜居，大家有深切的感受。”

　　“不宜居”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交通拥堵、人口膨胀、看病难、上学难、就医难，还有严重时“抬头不见天日”的雾霾。但王安顺表示，北京目前还不能称之为宜居只说了一半，还有下半句——“仍然趋之若鹜”。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北京市外来常住人口超过800万人，且仍在每年持续增长。

　　少增长8.7万人的背后

　　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要在1800万人左右，然而，早在2009年底，1800万的人口红线已被突破。

　　华南城市规划学会会长、暨南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胡刚表示，一个城市的规模要靠资源支撑，当人口超过了环境、水、交通等资源承载的上限，大城市病就会发生。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前瞻化的规划设计可以适度降低大城市病的症状，但不能阻止“疾病”发生。因此，控制大城市病的关键之一，首先在于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2014年1月，“控制人口增速”首次写入北京政府工作报告，北京市长王安顺表示，北京要从落实城市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调控资源配置、加强规划引导等方面入手，研究控制人口规模的治本之策。

　　“北京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是人多。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有限的情况下，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有效地控制人口规模，这本身也是对人的关爱。因为住房、就业解决不好，来京寻求发展的一些人在城市就像住在孤岛上一样，身份也很尴尬，情感漂泊。”王安顺说。

　　2014年底，北京常住人口2151.6万人，同期增长36.8万人，增量比上年减少8.7万人，增速较去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

　　北京人口增速放缓的背后，是一年以来“瘦身健体”甚至忍痛割肉的结果。

　　这就意味着，由于目前人口指标已经突破，未来北京在土地利用等方面甚至需要进行“减量规划”，“摊大饼”式的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

　　这种“降磁”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的成绩。1月，北京的22家医药企业代表手持红色外皮的崭新合同书，正式落户河北沧州渤海新区。这些曾经因难以割舍“北京制造”政策、品牌与市场优势的北京企业如今开始主动请求“疏解”入冀。

　　“企业从2008年至今产值增长了近20倍，北京已经无法提供支持我们高速增长的生产空间了。”北京万生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河说。

　　河北工业大学京津冀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贵说，在河北新建的产业园既促进了产业疏解，解决了人口过度集中的难题；对渤海新区，这一批北京企业的入驻带动了园区产业升级与就业；对入驻企业，还将获得更大的生产空间和更低的生产成本

　　像这样的合作还有很多。日前，北京与天津、河北分别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和备忘录，率先突破交通、生态环保、产业三个重点领域，北京新机场开工建设，首钢曹妃甸、张承生态功能区、中关村示范区与滨海新区合作等取得进展。中关村企业在天津、河北设立分支机构已累计达到1532个，392家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关停退出，36个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场已经拆除。

　　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副区长孙硕介绍，为更好地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推进北京完成“瘦身转型”，有着30多年历史，创造了大量经济效益、解决了数万劳动力就业的北京动物园服装批发市场日前正式启动搬迁，2014年已经有1300多户商户搬迁，2015年预计还会有上千户商户疏解。

　　而根据规划，未来“动批”的低端服务业态将被服装设计、展览、电子商务以及科技、金融等取代，形成一个新的“高精尖”商务街区。

　　尽管人口增速放缓、产业疏解和功能调整取得一定成绩，但北京人口持续增长的拐点仍未到来。王安顺表示，人口调控治理难度大，必须持之以恒推进。

　　对此，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北京计划出台居住证制度，制定积分落户政策，落实区县调控责任；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等。

　　五环内停止新建三甲医院

　　2月1日早晨六点半，月坛南桥下路口已经开始拥堵，路口的车辆大都涌向同一个入口——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医院门口指挥车辆进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周末，其他时间车辆都很拥挤，全国各地的家长带着患儿为了抢到有限的挂号机会，都早早地来到了这里。

　　早晨七点的儿童医院挂号大厅，挤满了前来挂号的人们，谈话声、孩子的哭声和穿插在其间高价倒号黄牛的低声询问，丝毫不亚于一场大型的集会。

　　“我凌晨三点钟就来了，现在才排到这儿。”一位家住儿童医院附近的老大爷说。

　　更多来就诊的人并没有这位老大爷这么幸运。在记者的访问中，有家长从山西、陕西、内蒙古、河北或开车，或坐火车千里迢迢来此，不少人直接提着行李来排队。

　　来自河北涿州的陈大爷一家，两位老人、两位大人全家上阵，抱着七个月大的孙子一大早来儿童医院就诊。孙子百天的时候得了湿疹，在涿州当地医院治疗，后来复发，陈大爷说，再也不相信当地的医院和技术了，带着一家人开车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

　　一些孩子一有头疼脑热就直接来北京儿童医院。不少家长表示，北京医院技术好、医生更负责任、设备先进，而当地医院要么就是不具备治疗条件，要么就是医生经验不足，没法完全相信，所以即使是小病，也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陪孩子来北京看病。这也造成了像北京儿童医院这样“全年无休”的战时状态。

　　这只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吸引力的缩影。盘古智库小城镇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易鹏表示，由于行政力的吸引，特大型城市往往成为区域内交通、物流、教育、文化、经济等中心，集中了过多的资源，而中小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远远滞后。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表示，由于功能太多，北京像一块磁铁，吸附大量铁钉铁棒铁盒子，如果功能不能疏解，即便是拔下了一根铁钉插到河北，又会吸附来新的钉子。“硬拔不行，必须适度降低磁性。”

　　北京市政府出台规定，五环内停止新建三甲医院，以此控制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

　　胡刚指出，治疗“城市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方法应该多元化。因为大城市都有着看似相同的问题，例如人口急剧膨胀、交通拥堵、资源配置分布不均衡。但是相似的问题背后，其实有着各自的原因和历史。

　　他表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城市中心地区聚集了大量的政府机关单位，地理位置对于行政职能的行使并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把机关单位迁址到中心城区以外，并不会过多地影响政府机关单位继续运行。

　　而对于广州而言，广州城区小，城市规模不大，大量外来人口涌入之后，造成了严重的治安问题。过去不少人去广州都被提醒“小心摩托车抢劫”。2004年，广州正式公布摩托车限行方案，开始分路段、分区域、分阶段逐步限制摩托车行驶。2007年1月1日起，广州全面禁摩，作为治理治安问题的行政手段，甚至广州也没有畅通的自行车道。“但这种方法未必适合北京、上海等其他城市。”胡刚表示。

　　记者手记

　　警惕二线城市重蹈“大城市病”覆辙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发展的路上回过头来“治病”的同时，国内二线城市已经显露出“大城市病”的苗头，而我国的郊区化已经开始起步，这将给二线城市预防“大城市病”带来启示。

　　我国目前城市化比例是53.7％，当城市化比例在50％-60％时，就会出现一定规律。一种规律是人口从大城市迁移至中小城市，另一规律是郊区化开始显现。

　　由于人口太多，不少特大城市利用郊区为大城市分流城市功能，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大城市人口拥堵、现有基础设施不合理问题提供思路。

　　家住上海浦东新区的丘女士是一家为日本市场提供服装加工企业的会计。在她所在的、总人数不到100人的小工厂，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是之前就居住在工厂附近，但是丘女士说，唯一不足的是郊区的娱乐设施少，基础设施没有城市那么好，无法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自己的工厂打工，所以这里的工人年龄都是45岁以上，多数是家庭条件不太好的外来人口和部分周边居民。

　　然而，把市区的压力迁往郊区、卫星城并非治理城市人口膨胀和疏导交通拥堵的“万金油”。在位于北京市通州区东南六环路附近的马驹桥，拥堵的状况并不亚于位于西二环的、以拥堵著称的西城区西直门桥。

　　住在马驹桥附近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的郭媛媛教授表示，由于红绿灯配置不合理，交通设施和规划不完善，在交通的早晚高峰，堵车一两个小时司空见惯。为了避免上班迟到，她上班都会绕到更远的六环路。

　　专家指出，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发展的路上回过头来“治病”的同时，国内二线城市正在复制着过去几十年内国内一线城市积极扩张的模式，而大城市产生的“城市病”，则轻易地被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繁荣给虚掩。

　　在国内的一些二线城市，例如省会城市石家庄、郑州、合肥、南京、沈阳，新建的城市商业区、住宅、医院，像不断堆砌的“磁石”，源源不断地吸附着省内各地的人口、投资，形成新的大城市中心。一些“大城市病”的苗头已经开始显现。合肥的长江中路、郑州的金水路、南京的长江二桥，都曾因为拥堵长期被诟病。

　　专家表示，我国的郊区化已经开始起步，给二线城市和省会城市这种人口规模在300万到500万的大型城市带来了启示：公共设施应该适当向郊区转移，公共资源设置在城市外围，加上公共地面交通和地下轨道交通相结合，即使远离市中心，也能实现健康、环保、舒适的城市环境，特别是要吸取特大型城市的经验教训，及早预防，别等病了再求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