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难以将为我开门的这位略微发福的“中年人”与想象当中的两院院士、科学家李德仁联系起来。满头乌发中只有几缕银丝。这么年轻？还好李院士面带微笑的伸出手问：“小周？”及时打消了我的疑虑。

李德仁原籍江苏丹徒。1963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1985年获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学位。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1985年提出用包括误差可发现性和可区分性在内的基于两个多维备选假设的扩展的可靠性理论来处理测量误差，科学地“解决了测量学上一个百年来的问题”并因此获国际大奖。现从事遥感、全球定位系统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空间信息科学与技术的研究和教学工作。

从1985年回国至今，李院士在高精度摄影测量定位理论与方法，GPS空中三角测量、SPOT卫星像片解析处理、空间信息网格、影像理解及像片自动解译以及多媒体通信等多个方面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多次获得国家及部委级奖项。同时为国家培养了100余名博士人才。时逢李院士在京出差，我有幸得到了登门拜访的机会。

《数字城市》：李院士，1984-1985年间，身处德国的您在国际测量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就在您科研事业的黄金时期，您选择了回到祖国。请问促使您回来的理由有哪些？哪一点是您最看重的？

李德仁：在那个时代，我们出国留学的目标就是早日学成回来为祖国做贡献。当然国外的科研环境和待遇与国内相比强很多，也想留我们。但扪心自问，我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当时国家高科技人才匮乏，那一代出国的人约80%选择了回国，很多人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栋梁，成为院士、部长等。当时我的德国恩师阿克曼教授很理解我，他说：“你的中国老师（王之卓教授）80岁了，你应该回去让他得到休息了。你得接好你老师的班。” 王之卓教授是1939年德国留学回来的，是我国摄影测量和遥感的创始人之一。如果说哪一点是最看重的，当然是爱国。

《数字城市》：您回国的那段时期，我国的城市数字化建设情况如何？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会开始？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李德仁：当时中国处于一个城市大发展的时期，盖房子、修公路、建特区开发区等。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思考城市到底如何有序的、可持续的发展？1993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要建设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即信息高速公路，此举拉开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序幕。我国的信息化是从1995年国务院成立国家信息化小组开始的，受国际形势的影响，我国正式启动了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起步工程──“三金工程”，即金桥、金关和金卡工程。之后又陆续启动了金盾、金保、金税、金农、金海等以“金”字头为代表的多项工程。有了这些工程，才有了中国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国家领导人很重视信息化，认为“金”字工程能创造财富，带来富强。这从我国每年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上可以得到印证。这些工程先在哪实现？先在城市实现。这些工程的推进，有力促进了我国的数字城市建设。

但是我国的数字城市建设跟国外相比还有差距。我国的特点是城市在发展、人口众多，每年的地表变化达到40%，我们是一边在做，一边在变，做起来相对困难。不像发达国家的城市，建设少，数字化几乎一次就完成了。客观的说，我们城市总体的数字化建设没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但是不少城市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数字城市》：“数字城市”这个概念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吗？具体怎么理解？

    李德仁：当今是信息化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化的特点则是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成本，做到有计划的满足消费群体和个人需求的高品位的产品。而计算机的普及为信息化提供了发展平台。

“数字城市”可以理解为城市地理信息和其它城市信息相结合，利用计算机网络，将各个城市和城市外空间连在一起的虚拟空间，可供远程用户访问。它高于以文本形式提供的信息源，包括城市地图和影像图的二维站点、三维数字城市空间、四维时空数字城市空间等几大类。主要运用在城市规划和设计、电子政务、电子民务等。其中一个叫三维城市模型，能让用户有身临其境之感。目前已运用于规划、微气候研究、空气污染分析、无线电信号传播、社会生态研究等广泛领域。

《数字城市》：请问您在我国城市的数字化建设中具体从事了哪些工作？

李德仁：1992年，我做了一个数字地图管理的地理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在2001年获奖。1995年，我开始做空间数据基础设施的建立研制成车载移动测量系统，实现了天地一体化遥感。目前我主要从事的也是空间数据框架建设。空间数据和网络通讯都是信息化的基础。比如北京，如果把北京的房子都摄下来放在网上的电子地图上，人们浏览的时候就像到了北京一样。数字城市就是利用信息化的手段，把现实的城市放到电脑里，为人民的生产、管理、学习、娱乐等服务。

我和我的学生们应武汉市长的要求，给武汉市做了一个城市网格系统。把武汉所有7个区的城市管理、城市服务建了一个网络服务系统。通过把电子信息口的网络信息资源整合，数据共享，不重复生产。武汉是个老城市，问题多，很多琐碎的小事情将原来的市长热线“打爆”了也无法得到一一解答。我的做法是把城市网格化，一个管理员管10个网格，一个网格是1万平方米。整个武汉市的网格管理服务系统总共八千多个网格，182万件部件，把要管的人、事、物都采集起来放到网格里，并聘用下岗职工当城市网格管员。我们在当地多普达手机上开发了一个城管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这个软件和城市网格管理服务系统通过无线的方法连接起来。比如，老百姓看到地上有一堆垃圾，打投诉电话，监管中心让管理员实地勘察，用手机拍照，传到监管中心，核实后监管中心就会通过系统自动通知职能部门去处理，整个过程是记时的，职能部门不会拖延。这样一来，老百姓的问题能够及时解决，市长热线也“轻松”了许多。

《数字城市》：您这些年培养了大量的博士生、硕士生。您如何看待他们的成长？您是怎么教导他们的？

李德仁：我对他们是比较满意的，早年毕业的一批博士生很多在欧美澳日等国家深造，在大学当教授、在公司当总工。国内的也很多，在我们这个行业的学校、公司担任重要职务。我的学生也成为我实验室的接班人了。有些较突出的人才，还被戏言为当时的“五大金刚”、“四小龙”、“五朵金花”。这些学生现在都能牵头承担国家上千万的重大科研项目。

我大学时，恩师王之卓教授对我要求很严，曾教育我：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学问。但是不要迷信书本、不迷信“洋人”、不迷信权威，还要善于打破传统束缚，要有创新。这些朴实的真理现在被我用来鞭策自己和教育自己的学生，我还教导他们不图名、不图利，要拿小钱做大事。在科研界，有人靠假成果发财，向政府多要钱。受我恩师的影响，我教导我的学生要有一种正气和精神，要靠自己的真本事，通过创新、节约成本，做出好成果。这种精神支撑着武汉大学的一批人才活跃在国防研究、城市建设、经济建设中。我总鼓励年轻人到科研第一线。这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辨证观，有渐进又有跳跃。学习是渐进的学习知识，工作可以跳跃，这两者要结合起来。比如别人在做第一代的科研时，我把学生拉去做第二代，很快，我的学生就成熟了。这也是我教导学生的诀窍之一。

《数字城市》：很多老百姓对“数字城市”的理解是很抽象的，怎么样能让他们认识到、体会到甚至触摸到呢？

李德仁：去年12月25日，我作为首席科学家和武汉电信局合作开通了一个影像城市武汉的网站。我们将武汉的街景用移动扫描车全部扫描了下来，储存了大量的照片视频等数据。在这些数据里，我们加入了兴趣点的概念，有关于老百姓衣食住行、教育娱乐的所有相关单位都是兴趣点，比如饭馆、旅馆、商店、学校、医院、交通设施等，你都可以在这个网站看到所查询单位的位置，通过动态的影像看到其周围的实景、交通路线等，最后到达这个单位的门面。点击影像，你还能看到这个单位的相关信息，包括联系电话和网址等。目前，武汉做了30万个兴趣点，广州做了80万个兴趣点。这样，一个外地人通过这个网站很快就能把这些城市弄得一清二楚。这样一个系统为老百姓免费提供查询服务，极大地方便了百姓生活。而商家每年只需交纳500元管理费用，就可以将每天要想宣传的东西让老百姓看到，这就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繁荣。

影像城市武汉，就是构建了一个帮助老百姓在武汉全方位生活的工具，这是我们的创新，也是一个热点。这项工作正在推进，目前开通的是武汉，已经做好的是广州、北京，正在做的是上海、深圳。我们计划在年底，把这五个城市在网上发布。我们要把数字城市逐步的具体化而不是停留在概念上。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数字城市走进千家万户。

《数字城市》：谢谢李院士的耐心解答。最后我想知道一个刚进门就想问的问题，您是怎么保持“年轻”的？

    李德仁(笑)：就是保持年轻向上的心态。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院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院士是国家科学界最高的荣誉，拿到这个荣誉不是终点，它承认了你过去的成就，同时也是激励你再努力的起点，因为学无止境。我今年69岁，没有染发。我一样和学生们一起加班干活，写文章和上课，抽出时间也一起去唱卡拉OK、去蹦迪、去爬山，我喜欢和年轻人待在一起，这样我也变年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