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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龚丹韵 读懂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 对话嘉宾： 徐炯：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 记者：看起来思南读书会走的是“高端路线”，纯文学、大作家，阅读有一定门槛。这是政府机构希望倡导的读书会模式吗？ 徐炯：那倒未必。我不反对读书有部分是为了休闲放松。但推广阅读，政府机构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用做，需要思考。一些商业前景好的畅销书，市场之手已经积极在推，政府之手不要闲不住。让人捧起书（或电子书）并不难，难的是开卷有益，人们也需要精读、深读，被一本书打动和提升。这类书往往相对小众，缺乏明确的商业前景，它们的阅读推广，正是政府应该扶持的领域。 思南读书会是其中的一种尝试，希望能为有追求的爱书人提供服务。中国每年新出版的图书多达20多万种，通过思南读书会这个平台，尽量把有价值的书推荐给读者，也帮助爱书人深读、精读。有些书籍，如《21世纪资本论》有一定深度，读书会上的交流，能引领读者更好地去思考。我们不刻意追求“高大上”，也不为高端而高端，但人们能够感受到读书会的品质。 记者：现在的思南读书会已经成了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市民周末生活的一个新选项，它今天的这份热闹，是你们期待的吗？ 徐炯：影响当然越大越好，就算其中有些人是凑热闹，也没关系。许多科学家回忆自己怎么走上科研道路时，都会说起小时候，因为听了一次讲座、看了一本书或者跟某位大家说了几句话，被激发了兴趣。阅读同样如此，思南读书会给市民提供一个机会、一个激发点。就算只能改变一个人一时，那也是好事。 记者：有没有考虑把“思南模式”在全市复制推广？ 徐炯：老实说，我们也考察过几处，发现不容易。有些因素可以复制，有些难以复制。比如说思南公馆，地处城市中心，吸引了一批有追求又有相当素养的读者，读者质量至关重要。思南公馆本身，又是新近崛起的地标，正好碰上对文化有浓厚兴趣的地产商，愿意耐住寂寞做文学的公益活动，还碰上孙甘露老师这样一位有感召力的热心人，周围聚集起一批同样有情怀的年轻作家、评论家、编辑、媒体人，乐意共同为这件事付出，自发聚拢各种优质资源。思南读书会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阅读推广是一件急不来的事。文化培育，不能靠简单粗放的“运动”，那样往往表面热闹，实际效果不佳。我认为读书和健身一样，正在回归人们的生活。我们一度忙这忙那，忽视了照顾自己的身心，而今健身不但重获重视，而且越来越讲究“专业性”。滋养心灵的阅读也会如此。我们能做的，是因势利导。 记者：已经收获成功，思南读书会就此定型了吗？您对它的未来构想是什么？ 徐炯：没有定型。我们总在考虑可以有哪些改进。思南读书会应该保持弹性、身段柔软，不要固化刻板。讲者全是名家，高高在上，会脱离大众趣味；全是流行，一味扑向热点，也会把自己灼伤。思南读书会曾经搞过童书专场，场面火爆，效果抢眼，但不能每期都这样。与热点保持一点距离，也是“静心读书”的一重含义。 读书会的内容和形式，最好是多元多变、大众和小众调和。比如，刘慈欣的小说《三体》，尽管是科幻类，但却折服了纯文学界。我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很感佩这部当年流行的科幻小说极宏大的历史视野、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境界。我们的传统文学一般是远离科幻的，但思南读书会可以跳出传统框架，有价值的小说都推荐。同是流行读物，有些人读金庸的武侠能读出佛学来，从看热闹到看门道，这也可以在读书会里讲。总之大可集思广益，不要把模式固化。好的读书会，反映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生态。 老洋楼在这里找到“魂” 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有这样一片老洋房：法式的梧桐、拱形的窗户、鹅卵石的外墙。它就是“思南公馆”。 这里的每一栋建筑，都可以对应若干历史名人。当年，梅兰芳、柳亚子都曾在此居住。当年，曾虚白说，这里每天晚上“灯光耀目一直到深夜。”徐志摩、田汉、郁达夫、张若谷、叶圣陶、陈望道等，在这里满怀激情，交流东西方文化，试图提高那个年代国民的美学和文学修养。 而今天，思南公馆的文化气息依然浓厚。每到周六，穿过茂密的梧桐，在花园洋房里，“思南读书会”和“思南书集”成为市民们的一个新去处。王安忆、孙 、金宇澄、格非、毛尖、路内……都曾在思南读书会畅谈文学、思索人生。 至今未满一年，但每周末，思南读书会已经构筑起上海城市的一道人文景观――市民们排着队，或小声交谈，或手捧书籍，静待入场，期盼读书会带来一次心灵的碰撞。 作为总策划，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直言，当初办读书会时“压根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 事情的起因是去年8月，上海书展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在思南公馆举行，反响极好。但7天热闹的书展过后，剩下358天怎么办？搞一个常态的、开放的、免费的读书会如何？这个点子迅速获得各方认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作家协会、黄浦区几方一拍即合，思南公馆的开发商也特别有文化热情，愿意提供场地。 思南公馆总经理刘申这样解释：“修旧如旧只是物理性的。思南公馆不是死的建筑，更是活的灵魂。历史上，这里有很好的人文底蕴，文化是它的天然属性。文学活动在这里办，是思南公馆找回了自己的魂。”有趣的是，潜移默化影响下，公馆的普通员工们耳闻目染，也爱上了读书会，一听就被吸引住。 “与其他文化消费相比，读书便利、便宜。旅行中，车上，家里，都可以读。一本好书几十元钱，人却可以一辈子受益。”孙甘露说，“一开始，我们只是想给读者更多机会，能面对面接触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完全没把人数作为活动参数，人少挺好，安安静静读书就行。” 大概是金子总会发光。本想安静品书的读书会，口碑不胫而走，影响日趋壮大。有一期儿童专场，家长们热情爆棚，门外排队2小时才能进场。那期读书会也让思南公馆的餐饮、咖啡店生意有了不小提升。但思南公馆却保持着冷静：“最难得的是坚持。面对商业诱惑，要坚持读书会的水准。不能看到商机后，谁有号召力就让谁来。”短期看，思南公馆似乎损失了商业利益，但长远看，品牌内涵丰富了，“这种无形资产，迟早会让我们有收获。即使我们没有，城市也会因它而得益。” 孙甘露表示了相同的想法：“我不关心排行榜。思南读书会看重的是价值，不是一时的流行，不追求轰轰烈烈。” 与思南读书会同时进行的，还有“思南书集”。每到读书会举办当天，思南公馆的露天花园广场会摆出书摊，供书友们“淘书”。也许是这里读书氛围浓郁，也许是思南公馆情调优雅，在上网买书的年代，思南书集的销量居然意外地好，让书商们笑得合不拢嘴。 不过进入炎炎夏日后，有时又逢狂风暴雨，思南书集也有冷清时。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阚宁辉说：“无论营业额如何，都希望集市上的书坚持品位。许多读者来思南公馆，是带着文化认同、身份认同而来。只要某些书在，即使它们一时半会儿卖不掉，但读者会觉得，这是一个有格调的集市，聚起的是对文化价值有认同的人，自己来对了地方。” 孙甘露只用两个字形容思南读书会的风格：朴素。“为书找到读者，为读者找到书。读书本来就是一件日常、朴素的事。”
而阚宁辉则说：“年轻读者水平很高，提问相当专业。上海是一个读书氛围浓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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