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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城市圈概念提出后，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国外都掀起了研究城市圈相关问题的热潮，本文针对国内外争论较多的城市圈的概念进行辨析，并对国内外城市圈土地利用问题的研究情况进行分析。 1、对城市圈相关概念的研究综述 1.1国外情况 在国外，与城市圈相似的概念有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大都市带等。这些概念的意义各有不同。 1.1.1大都市区 1910年，美国首次提出大都市区的概念，美国大都市区概念的涵义在1980年和1990年有过一定变化。期间，与大都市区概念相似的还有在1950年提出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SMSA）[1]。在1980年提出的主要大都市统计区（PMSA）和联合大都市统计区（MAS）、1983年提出的大都市统计区（MSA），是将SMSA改名为了MSA。 从美国几次对大都市区概念的解释可以将大都市区理解为包括一个大型的人口中心及其与该中心有较高经济、社会联系的区域。 与美国的大都市区类似，欧美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大都市区的划分，如加拿大的国情调查大都市区（CMA），英国的标准大都市劳动力市场区（SMLA），澳大利亚的国情调查扩展城市区（CEUD）等。 1.1.2大都市圈 日本是都市圈理论研究和规划实践的典型国家。1950年代日本提出都市圈概念。不过，其地理学词典和日本行政管理厅对都市圈概念的解释略有差异。1960年日本又提出大都市圈概念，1995年对大都市圈概念涵义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日本著名的三大都市圈是东京大都市圈、阪神大都市圈和名古屋大都市圈。 1995年的对大都市圈的理解是：由中心都市及其周边地区构成的地区，即人口在10万以上的中心都市及其周边的日常生活区域[2]。 1.1.3大都市带 大都市带是由法国学者简.戈特曼(Jean.Gottmann）于1957年提出的。他认为，大都市带是具有高度密集的构成要素，并有高度的连续性和很强的内部相互作用的多中心城市走廊，并从外观上表现为市街区大片地连在一起，消灭了城市与乡村明显景观差别的城市地区，一个大片都市带至少应包括2500万的城市人口，过着现代城市方式的生活[3]。 目前对这一概念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根据美国的研究，所谓大都市带是由数千英里高速公路连接的绵延不断的数个大都市复合体，是未来美国乃至世界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在美国主要有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中西部大湖区大都市带和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3]。 综上国外对大都市区、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带概念是有明确的范围界定的。 1.2 国内情况 中国学者借鉴西方有关城镇群体空间的理论在1990年代初提出都市经济圈的理论，并逐渐衍生出多种概念，诸如大都市区、都市连绵区、城市圈、都市圈等。 1.2.1大都市区 1986年周一星在分析我国城市概念和城市人口统计口径时，引进提出都市区、城市经济统计区、城市连绵区等概念。顾朝林于1999年提出大都市标准，胡序威、周一星、顾朝林等在2000年提出中国都市区的概念与界定标准。国内研究者对大都市区的理解不尽相同。一般认为大都市区是由中心城市和与其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区共同构成的城乡一体化区域。学者们对如何划分外围地区又有不同看法。城市地理学家周一星认为，大都市区外围地区的实证研究应以整县（市）为单元，他认为都市区是与中心城市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以非农业经济为主的县域单元间的组合，属于城市的功能地域概念[4]。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区域规划与城市经济学委员会将都市区定义为：一个以大（中）城市为中心，将外围与其联系密切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县、市共同组成的区域，内含众多的城镇和大片半城镇化或城乡一体化地域。如果其中心城市人口规模大于100万，则称为大都市区。其中心城市也可由若干大中城市共同构成，形成大都市区。 宁敏越（2003）认为，大都市区是城市功能区的概念，它由一定人口规模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县域组成，中心城市是核心区，周边区域是边缘区[5]。 1.2.2大都市圈 1995年，杨建容通过分析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经济、地区差距和就业压力，结合当时城市发展现状，提出在全国范围内组建八大城市圈的设想。 此后国内很多学者对都市圈的定义进行了探讨。邹军、陈小卉（2001）认为：都市圈是城市群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是以空间联系作为主要考虑特征的功能地域概念。都市圈的形式分别有单核心都市圈和多核心都市圈。张京祥、邹军等（2001）认为，都市圈是指由一个或多个核心城镇，以及与这个核心具有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临接城镇与地区组成的圈层式结构[6]。 崔功豪等(2001)认为：城市圈是城镇体系空间总体框架“点—圈—区(带)一线”系统中的重要内容；指中心城市圈和经济水平较高的副中心城市圈；都市圈由连片聚居50万以上人口的中心城市为核心，包括周围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一批郊区城镇组成，一般以市中心或副中心向外约1小时左右的通勤交通距离为大城市圈的外缘边界；大都市圈可以认为是大城市郊区比较适宜的范围；我国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都有明显的都市圈。今后，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水平的提高，规划为5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也会有一个城市圈[7]。 杨涛、杨绍峰（2002）认为：都市圈是由强大的中心城市及其周边邻近城镇和地域共同组成的高强度密切联系的一体化区域[8]。 张伟（2003）认为都市圈是：由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和与其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临接城镇组成,具有一体化倾向的协调发展区域。是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联系通道为依托,吸引辐射周边城市与区域并促进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协作,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以实施有效管理的区域。构建都市圈的本质在于淡化行政区划,从区域角度强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形成经济、市场高度一体化的发展态势;协调城镇之间发展的关系,推进跨区域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保护并合理利用各类资源,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促进区域经济、社会与环境的整体可持续发展[9]。 综上，国内对城市圈的确切定义还有一定分歧，仍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1.2.3大都市带 我国学者对大都市带概念的研究多以都市连绵区为名，不过涵义均有差异。 于洪俊、宁越敏（1983）提出巨大城市带的概念，认为：巨大城市带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现象、政治经济上的中枢作用、超级城市和国际港口的核心作用[10]。 周一星（1991）提出大都市连绵区，认为：大都市带或都市连绵区就是以都市区为基本组成单元，以若干大城市为核心并与周围地区保持强烈交互作用和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沿一条或多条交通走廊分布的巨型城乡一体化区域[11]。 顾朝林（2001）认为城（都）市连绵区是由中心城市、城市网络和腹地构成，随着区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发展成为巨型大都市连绵区[12][13]。 宗传宏（2001）认为大都市连绵带是由各等级城市形成的相互串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中心地带[14]。 诸大建（2003）认为大都市连绵带是一个吸纳较多的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各城市应该具有合理的层级关系，承担不同的功能；具有发达的区域性基础设施网络；在国家和世界经济中具有枢纽作用的区域[15]。 2、国内外对城市圈的研究成果及其进展 自从都市圈概念提出以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始对都市圈加以研究，无论是在理论研究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取得了很多显著成果。 2.1国外情况 基于城市人口统计的需要，美国最早(1910年提出了Metropolitan District(大都市区)， 1950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ean Gottmann)提出Megalop-olis(大城市带、大都市连绵带),在其研究中指出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沪宁杭地区)为世界上六大城市带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狄更生(Dicens)对欧洲城市和木内信藏对日本城市的分别研究，提出了近似的城市地域分异三地带学说，认为大城市圈层是由中心地域、城市周边地域和市郊外缘广阔腹地三大部分组成。 日本对大都市圈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时期，研究多集中在：对都市圈概念的界定，都市圈的形成机理和作用，经济圈构造理论，都市圈的发展阶段研究，都市圈的层次扩展研究（空间结构演变研究）等。 关于都市圈的形成机理和作用。谷人旭（2000）以关西都市经济圈为例进行的研究表明， 关于都市圈的发展阶段，大江守之（2003）等把其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其中每个阶段又划分为绝对和相对的集中或分散。 关于都市圈的层次扩展，中村良平和田渊隆俊（1996）分为四个层次，即从中心向外依次为办公区、商业和高层公寓区、居住商业工业混合区和独立住宅区（一家一户）。 关于日本都市圈模式研究，日本学者从都市圈内部的产业关联与分工合作关系、产业结构变动与人口流动比率、产业集聚与城市扩张等方面对日本都市圈的规模、结构等演进过程进行了多方面研究，都市圈的扩展与产业结构演进、企业集聚、人口流动等存在互动关系[17]。 国外已经形成的比较著名的都市圈有美国的波士顿—华盛顿都市圈、英国的伦敦—泊明翰—利物浦大都市圈、法国的巴黎—埃松—塞纳—伊夫林都市圈、日本的东海道都市圈等。 2.2国内情况 我国的都市圈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都市圈的发展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都市圈形成机理、都市圈战略选择研究、都市圈效应理论、都市圈规划研究、 都市圈空间范围划分研究都市圈行政组织和管理模式研究和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等。 关于都市圈形成机理的研究，高汝熹、罗明义(1998年)认为，影响城市圈域济形成和发展的因素有有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社会历史发展基础因素，还有民族文化差异等因素,并提了3个都市圈形成的关键要素是区位条件、基础设施和创新能力。李晶、王跃(2003年)认为，都市区形成机制的影响因素有4个方面，经济增长、集聚与扩散、交通建设和政策制度。王成新、姚士谋(2003年)认为进入21世纪，城市群发展的动力呈现多元化，既依托于自然条件、优惠政策、灵活机制等软硬环境动力，又需要枢纽经济带来的外在动力，由其内部竞争和合作而形成的内生动力则是其动力之本，多种动力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推动,最终形成一个多层次等级结构明显的综合动力系统。姚士谋等对长三角地区的都市连绵区(城市群)的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宁越敏(1998年)认为宏观政策机制、投资机制、市场机制和辐射机制是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的4大形成机制。张尚武(1999年)认为长三角城镇密集地区的形成及发展有较强的历史延续性,不同于完全由工业化或以大城市为主体的发展类型。徐永健等则研究了珠三角都市连绵区的形成机制。徐永健(2000年)也认为有必要从作为城市基本活动之一的工业生产活动入手，从劳动地域分工和工业生产组织的角度探讨中国典型大都市区形成的基本原理。杨勇，高汝熹，罗守贵（2007）认为都市圈的形成要素分析,是从都市圈的区位要素、资源禀赋、城市化水平等方面深入探讨都市圈的形成规律。都市圈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应该从多方面去认识和理解都市圈的形成,更加理性的看待都市圈在当代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从而更加有效地推动都市圈的发展[18]。 关于都市圈的战略选择研究，国内最早提出都市圈思想的是周起业、刘再兴、杨建容等人。对我国采取都市圈发展模式形成赞同和反对两种观点，赞同的一方认为大都市圈是我国经济的主要发展动力；都市圈模式是我国参与城市群体竞争时代的客观要求，是重塑国内区际分工与协作的重要手段[19];都市圈模式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经济改革与发展进程协调一致[20]。构建城市圈能够实现中心城市功能的疏解与重新组合，促进周边城镇的整体协调发展，增强城镇群体竞争力，促进城、镇、乡经济的一体融合[21]。反对的一方认为都市圈实行对内联系较少而对外开放的模式，有可能使我国现有大城市不能把开拓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很好的结合起来，结果限制了城市活力的发挥而不是推动都市圈的崛起；大都市圈只是对有限国土区域的划分，而把许多区域排斥在外，有可能人为地制造出新的区域经济矛盾；在都市圈的理论框架下，有关城市化发展、全国区际分工和市场竞争等重大问题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19]。 关于都市圈空间范围的划分研究，主要的观点有：（1）中国8大都市圈战略：以上海为中心，南京、杭州为副中心的上海都市圈；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以天津、北京为中心的环渤海都市圈；以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为中心的东北都市圈；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都市圈；以重庆、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都市圈；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都市圈；以贵阳为中心的贵州高原都市圈[22]。（2）1995年9月，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讨会”上，有关专家从行政分割的现实国情出发，明确提出构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3大都市圈[23]。（3）罗明义（1999）认为，我国有18个大都市圈，分别是上海圈、北京圈、广州圈、南京圈、沈阳圈、武汉圈、济南圈、杭州圈、成都圈、石家庄圈、长沙圈、昆明圈、青岛圈、郑州圈、太原圈、长春圈、西安圈和哈尔滨圈[24]。迄今为止，国内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大都市圈空间划分标准。 关于城市圈规划研究，既展开了理论上的研究，又有实践工作的研究。在理论上：张伟(2003)对城市圈规划的层次、规划的背景、规划的定位、规划的类型及其重点、规划的主要内容等作了一定的研究并提出自己的见解[9]。王薇（2003）提出必须要建立都市圈一体化的经济格局,打破行政界限,在更大的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和要素[25]。 许红卫（2005）对都市圈规划模式进行研究，并给出了编制规划指引、进行典型解剖、构建对话平台、实施动态跟踪、明确规划地位等方面的设想和建议[26]。 刘晓荣，石培基（2006）认为建立更为广泛的圈域协调或管理机制是都市圈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这些机制不仅要就某些领域进行协调，同时还要负责都市圈的规划、产业布局、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等宏观发展问题[27]。 国内很多已经付诸实践的都市圈规划有江苏省的南京都市圈规划、苏锡常都市圈规划和徐州都市圈规划[28]，京津冀北城乡空间规划[29]、珠江三角洲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30]、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等[31]。目前如何使得都市圈内各主体既能保持各级政府的管制能力又能发挥各方力量的主动性，平衡各方利益，解决好区域矛盾和冲突，真正构筑互惠互利、市场化带动、公平高效的大都市圈利益是城市圈规划的一个需要探索的主要方向[32]。 关于都市圈的行政区经济和行政体制改革研究，目前，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集权型管理模式、分权性管理模式和均权协调型管治模式。刘君德（2000）认为，建立一些负责跨界职能的松散型城市协调机构，以更好的满足市民的各种需求和偏好，扩大市民参与，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针对性[33]。笔者认为，应根据特定城市圈的特点选择适合其发展的最优管理模式，最终使得城市圈的综合利益最大化。 3、城市圈土地利用的研究进展 城市边缘带是城市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边缘带的土地利用特性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功能扩散和郊区城市化相互作用，城乡边缘带的土地利用模式和结构处于急剧变动之中，城市建设和管理部门关心的是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多和城市规模的扩大，而土地管理部门关心的是保护耕地和耕地总量动态平衡，这一矛盾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而学术界的研究还限于概念争鸣和初步的探讨，尚没有对国家现行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政策产生影响。 3.1国外城乡边缘带土地利用研究综述及其进展 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Louis）提出城乡边缘带的概念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有关文献不断涌现，主要研究方向有：城市边缘带的土地利用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研究、土地利用问题研究。 科曾（M.R.G.Conzen，1960），指出，城市边缘带是城市地域扩展的前提，但这种扩展并非稳步推进而是呈加速期、减速期和静止期三种状态周期性变化，因此在研究诺桑伯兰的阿尔威克镇边缘带类型时，划分出了内缘带、中缘带和外缘带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代表该镇不同时期的城市扩展情况[34]。 埃里克森（Redney A.Erickson）通过对美国14个特大城市自1920年以来人口、产业活动的向外扩散情况进行研究，提出了城市边缘带空间结构演变的三个阶段：外溢——专业化阶段（Spillover-specialization）、分散多样化阶段（dispersal——diversification）和填充——多和化阶段（infiling——multication cleation）[35]。 3.2国内城乡边缘带土地利用研究综述及其进展 国内对城乡过渡带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36]。我国城市边缘区研究可划分为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至今两个阶段，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中期城市边缘区研究多集中在：大城市边缘区特征研究、城市边缘区空间结构研究、城市边缘区演化机理研究、城市边缘区的规划与管理的初步研究；195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边缘区研究集中于城市边缘区规划研究、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问题研究、城市边缘区的产业问题、城市边缘区景观与生态环境研究、城市边缘区的管理问题、城市边缘区社会问题研究、“城中村”研究[37]。 加强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对于缓解城市压力、改善城市地域结构、提高城市土地开发利用效益、优化城市功能分区布局以及搞好城市和周边地区的开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38]。 张建明、许学强以广州市为例研究了城乡边缘带的土地利用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广州城乡边缘土地利用的特征，并分析了引起以上问题的原因，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39]。 顾朝林在《中国大城市边缘区研究》一书中提出了将我国城市地域结构划分为核心区、边缘区和影响区三分法的理论和方法，并且集中对论述了城市边缘区(城乡过渡带)研究及其进展，城市边缘区(城乡过渡带)的划分，城市边缘区的功能及其组成要素，城市边缘区的人口特征、社会特征、经济特征和土地利用特征，以及城市边缘区空间的动态演化。其对城市边缘区的划分主要从城市场及其外部效应研究人手，应用流分析法进行人流影响区、物流影响区、技术协作影响区、信息流影响区、金融影响区和综合影响区分析来达到划分城市边缘区的目的。同时，作者从道路断面型式、景观特征、人口类型等方面分析人手，认为城市边缘区具有城郊二重性[40]。 陈晓军(2003)以北京等城市为例，对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转换的动力机制作了研究，认为“市场力”和“政府力”的综合作用是推动城市边缘区土地用途转换的宏观动力[41]。 陶陶(1999)等认为土地利用规划也是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研究的重点内容，应通过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规划，为中心城市的扩张提供“保障”、“疏导”与“控制”作用[42]；韦素琼(2000)认为城市边缘区存在着土地利用稳定性差、建设用地与农业用地矛盾突出等一系列特殊的问题，提出规划编制应遵循供给制约与引导需求、耕地保护、服从城市功能定位等三项基本原则[43]。 今后如何更好的解决好对城市边缘带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城乡边缘带的演进规律将是将是亟待借解决的问题。城市边缘区土地用途转换十分频繁，由此引发的土地利用冲突及人地矛盾也会更为尖锐，查明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的特征及结构，对城市边缘区今后的建设用地利用、规划、管理及未来的城市发展具有现实意义[44]。 4 结论与展望 国外的研究已经成熟化的同时，国内城市圈的研究也已经逐渐的趋于成熟，目前研究较透彻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3大都市圈。目前学者们已经将争论和研究的焦点从对城市圈最基本的理论：如城市圈概念、形成原因等逐渐的转移到对城市圈的更高级的理论研究。目前，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城市圈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和演变进程，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进行了很多创新，3S技术和CA技术将更加成熟的应用于城市圈扩展模型的研究上。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国内其他地区城市圈现象也会凸显，各地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系列圈内政策从而能更多的积累城市圈的实践经验。中国规划网北京7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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