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大地震造成的不仅是当地人民生命与财产的损失与破坏，更是居住环境与人居环境形象等有形与无形的价值的破坏。关于灾后评估的许多数据，大多反映的是人员的死伤、房屋的损害以及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破坏等，这些数据能够反映出地震所造成的直接灾害和损失。同时，人们对于灾难损害的另一方面，即人的心理因素以及因这些心理因素导致的“认知损害”，也开始有所重视。所以，在这次大地震的救援不只是人生命的救助，也同时开展了人的心理的治疗。
       
    每一次大的灾难，首先是对直接的受灾地区人的生命造成损害，并直接危害其物质财产及精神心理。所以，每一次的灾难都会调动全国的物质资源及精神力量，首先救助直接的受害地区。所以，灾难并不是一次独立的、区域性的灾害，它会形成一种联动的、相互制约的灾害性影响，涉及到社会的、经济的物质性损害，也涉及到文化的、精神的以及意识方面的价值性损害。特别是在现代社会，由于社会的关联性更强、经济的互动性更紧密、信息的传播更快、文化的联结更紧，以及人生存的区域性环境更广，造成了在更宽广的范围内的血缘关系等。这样必然形成现代社会中的每一次大的区域性的灾难，会很快地传播并影响到整个社会结构当中，造成更大范围内的损害。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虽然因为地震区域处于边远山区，没有造成主要的经济结构方面的损害，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但由于受灾面广、受灾程度大，造成了巨大的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这种破坏必然在后期的重建过程中影响整体的经济结构发展节奏。同时，还必须注重到的是在文化形象的损害及精神损伤方面造成了更大范围的破坏。
       
    一、现代信息环境下灾难对形象价值的损害
       
    一次大的灾难，其损害既有生命的损伤与物质的破坏这一有形方面的；又有文化形象的损害和精神价值方面的损伤这一无形方面的。在信息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中，灾难总是最直接地在受灾地区造成有形的损害；由于信息传播条件的落后，相对地在无形的文化形象及精神价值上的影响是有限的。比如1933年8月25日发生于四川叠溪地区的7. 5级大地震，是民国时期四川最大的地震，地震造成死难人数6900多人死亡，之后的次生灾害(主要是洪水)又夺走了数千人的生命。当时的媒体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新新新闻》、《国民公报》、《川报》、《新川西北日报》、《华西日报》、《大声日报》、《商务日报》、《重庆新蜀报》、《世界日报》等在内的数十家媒体均有报道，其中地震发生后仅3天，《新新新闻》就有访员从灾区一线发回报道《沙湾又成了泽国，松茂地震三昼夜，山岩崩坠十三里有余，岷江正线断流》。
       
    可以注意到，当时介入的媒体主要是报刊媒介，报道也依赖于文字语言对受灾情况的描述。即使是文字性的描述，也要视当时整个社会的形势与报刊所采取的新闻角度与传播价值观而定。如“当年9月9日的四川《新新新闻》报纸，在该报第六版一块不大的篇幅，才发现一则关于叠溪地震的报道。同日，头版新闻是黄河决堤，这场几个月前发生的本世纪最大洪水仍在肆虐，导致陕、冀、鲁、豫、苏5省67县受灾，受灾面积约1. 2万平方米，受灾人口364万人，死亡1. 8万人。其他显要版面的新闻，分别有日本侵略军迫近关内、二刘大战进入决战、国民党“剿匪”即将发起总攻等等。”[1]可以看出，四川叠溪地区的7. 5级大地震，不仅参与信息传播的媒介形式单一，而且报道的取向和传播方式也比较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在客观上的复杂性妨碍了人们更多地关注地质灾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当时的媒介条件有限，人们除了依靠报刊、电报以及人际间的口头描述传播外，无法通过电视、影像等视觉化的传播媒介来直接地了解灾难的情况。所以，在相对匮乏的信息传播环境下，灾难性对文化形象及精神价值的损害范围相对而言没有被大规模的扩散。
       
    因为，灾难对文化及精神价值的损害有双层特征。第一层损害，是直接的损害，这种损害主要产生在受灾地区文化内涵的损害及受灾人的精神价值损伤。汶川大地震，对这一地区羌族特色居住环境、文化遗址都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同时，也损伤了这一地区羌人的文化习性，造成人的心理损害和精神阴影。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家园的破坏和亲人的伤亡，受灾群众必然地要面对这种惨苦的现实。除此，还有另一层损害，是间接的损害。这种损害是灾难对文化形象及精神价值的损害逐步扩散的效应而形成的。灾难造成的人员的伤亡、居住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以及对人的精神的打击等，都会传导给受灾地区之外更广大的区域的人们。受灾地区之外的人们对灾难损害程度的了解越深入越具体，他们就会对大灾难所造成破坏的恐惧感越强烈，对其心理的冲击也会越严重。因此，远离和规避风险就成为人们本能的、必然的一种选择。所以，大灾难之后会有一段时间内人们不会接近受灾地区，这样受灾地区与非受灾地区之间的人际交流、情感交流以及文化交流等处于“冷冻”状态。如此状况，就会反过来加重受灾地区在文化形象与精神价值方面的损伤。所以我们注意到，灾难对文化形象和精神价值的影响的二个层面是一种联动的关系，任何一方损害程度的加重，都会对另一方面产生加速的损伤。如果处置不当，就会形成连锁反应。从实际的情况来看，灾难对文化形象及精神价值的二个方面的损害在不同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其互相影响的结果是不同的。在信息传播条件相对封闭、信息传播手段比较单一，以及人们对信息求知愿望相对较弱的状态下，灾难的影响相对地封闭在受灾地区之内，不会产生很强烈的联动效应。因此，发生于1933年的四川叠溪地震，由于处于这样一种信息环境中，更加之当时比较动荡和复杂的客观形势，都影响了受灾地区之外的人们对灾难的了解和认识。那么这就在客观上降低了灾难对受灾地区文化形象及精神价值的损伤。在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是一个相当悖论的情形，当现代社会不断地向信息透明的社会结构发展时，在突然来临的灾难面前，信息的过度透明反而又会造成另一种的损害。
       
    比如此次汶川大地震，信息处于一种相当宽松与透明的环境氛围中。媒介以职业操守为准则，尽可能地向外界传播受灾地区真实的灾害情况，信息传播集中于人员救助与伤亡，房屋的破坏及财产的损害，人们的惊恐、秩序的零乱，以及大批救援部队和志愿人员的进入等等。而且，介入这些信息的传播媒介，不仅介入的媒介范围比较广，如有国内媒体也有国外媒体，有全国性媒体也有地方性媒体；而且介入的媒介样态也丰富，如既有报刊媒体也有电子媒体，既有传统的广播、报刊、电视媒体也有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既有组织传播媒体也有个体化的媒体形式，如博客、播客等；同时在信息传播的功能上也比较全面，既有时事性消息也有记述性报道，既有现场直播也有深度采访，既有全景式的呈现也有细节化的描写等。可以说，此次地震调动了社会现有的能够调动的所有新闻传播资源和新闻传播力量介入了对灾难现实的信息传播。
       
    可以说，在这样一个全方位的信息传播氛围下，区域性的灾难必然地被扩展为一种全社会都会承受的一种灾难。因为在灾难性的信息传播过程中，即便是在没有任何倾向性传播的条件下，灾难信息也会让信息的接受者产生正负两种效果。正面的效果是受众了解了灾情，产生对受灾地区损伤状况的同情；负面的效果是通过灾情产生对灾难的恐惧心理，加重了远离和归避灾害的思想。比如成都，这座千年古城在此次地震时与全国其他城市一样，受到了地震震波的影响。但这座城市由于距离汶川地震带比较近，地震新闻信息传播时为使受众对地震的位置能够准则了解，将成都作为了一个参照物。特别是境外媒体的报道中表现的特别明显，如英国广播公司网站5月12日报道:“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四川省汶川县，该县位于省会成都市西北92公里处，”“在成都，居民们纷纷来到街上避震，一些建筑出现裂缝，部分水管破裂。”路透社都江堰5月13日电:“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位于成都和震中汶川县的中间地带———到处是遭受地震破坏的景象，建筑物被夷为瓦砾，街道上横着遇难者尸体，有些只是被部分遮掩。”事实上，这些信息是真实的。作为中心城市与其他中心城市相比，成都在地震中承受的震感比较强烈，除了居民承受的巨大的恐惧和心理恐慌之外，整个城市的结构没有遭受重大的破坏。但由于媒介在汶川地震信息的传播时，经常强化了成都与受灾地区的地理关系和行政关系，使得这座在地震中并没有遭受重大损害的城市，在文化形象和精神价值上形成了比较大的损伤。
       
    二、民间话语对灾难信息传播中的影响
       
    现代信息传播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多元的信息传播结构。信息的传播由原来单一的组织传播结构转向为组织传播和个体化传播这样联动的传播结构。这一转型的实质是媒介的大众化和大众的媒介化形态的形成，使媒介更深入融入到大众的生活形态，大众的生活方式也常态化为某种媒介形式。“大众媒介也就不再是必须以组织形态为主体的机构或组织，一切与生活相关的事物都可能构成媒介形式。媒介的这种大众化、生活化造成了现代的多媒体阅读现状，传播媒体的形态呈现多元化、立体化。”“大众的媒介化，更是大众将大众媒介生活化。媒介既然不再只是‘宣传’与‘说教’的工具，那么，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就具体化到与人生活内容与生存方式相关的细节信息，大众的生活内容与生存方式也围绕着与信息的交流而展开。”[2]因此，在这样的现代传播环境中，信息传播既有组织传播系统的、规律性的信息传播，如报刊、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经过一定的采写、编辑、审核到发布的系统传播；也出现了个体的、自发的、人际之间的零散的传播，如网络博客、播客，手机短信，口头相传等方式的传播。
       
    网络博客、播客和手机短信以及口头相传的信息，大多是个体自愿地对客体现象进行了解和认知，也有个体自我亲身经历现实的体验后，通过自我的理解向外界传播所见所闻，是一种带有非常自我主动意向的个体信息传播方式。因此，这种传播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其一，是信息没有经过一定程序的编辑与筛选，往往是带有一种民间情绪和意愿的内容，甚至是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内容；其二，是信息的传播具有较强的流动性，通过网络、手机等现代传播工具以及人际交流等方式，在人群中间快速地流传。
       
    通过网络博客、播客和手机短信以及口头相传的信息，由于基本都出自社会群体中的普通的大众，因此，信息的内容大多围绕着普遍社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生活体验和生存情绪而展开，这些信息传播的内容与组织传播的内容差别非常大，基本上反映的是普遍民众的心声。可以说，这类传播于这些新兴媒体中的信息内容，其实是民间话语作为一种媒介话语方式在现代传播媒介上的呈现。也正是大众媒介化之后大众文化从相对封闭、隐晦的状态转向开放、鲜明的状态，民间话语作为大众情绪与利益的反映，表达了特定时期大众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意愿、以及他们对社会权益的诉求和理想。因此，可以说网络博客与播客、手机短信和口头相传，只是民间意愿表达的一种形式；出现在这些媒介形式上的媒介话语内容，则是民间话语。也就是说民间话语在新的媒介形式下，获得了一种更具生命力的传播途径。
       
    民间话语的主体，自然是处于社会最普遍阶层的人群。民间是相对于官方的群体，民间话语则是区别于官方的或者精英的话语的一种大众表达。民间话语的概念，最早出现于文学和文学评论，是相对于正统文学或精英文学的一种文学话语表现。有文学评论家从“物质形态”与“精神核心”两方面分析了“民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认为民间物质形态包括体制外的民间社团、地下刊物、个人写作者、散漫的似有似无的组织、非正式出版物等等，这一切构成了民间的外观。民间的精神核心则是“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创造的品质……独立的精神就在于拒绝一切附庸地位，摆脱各种面貌各异的庞然大物的胁迫、利诱和无意识的控制，就是将独立思考和自由创造奉为第一要义，从而进入‘现实存在’———艺术创作的真实之境。”[3]因此，民间是大众较为松散的、无组织程序的并且没有严格规程约束的群体，其情绪与意识相对游离于严格的社会价值和精神规范之外，保持一种精神境界的相对独立性。如此，民间话语也有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性格和审美趣味，区别于官方话语和社会正统表达，民间话语常常以轻松诙谐、内容通俗和调侃取笑的形式来反映大众生存体验过程中复杂的社会情绪。“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生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条律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4]所以，民间话语有着强烈的原发性特征，也就能够最直接的反映现实生活状态下普遍大众对当下现实生存环境的最真实的体验。
       
    在此次汶川大地震中，除了组织传播的大众媒介的信息传播之外，通过网络、手机和人际口头等方式也传播着许多反映灾难状况的民间话语。特别是随着灾情得到控制，时间的推移也使人们从最初的恐慌状态中恢复过来，人们开始正视眼前无法阻止的这场大灾难。于是，关于受灾状况的民间话语也逐渐开始流行和传播。比如在总结此次地震初期造成的困难状况时，民间话语是这样表达的:通讯基本靠吼\寻人基本靠狗\挖掘基本靠手\交通基本靠走\钢筋基本没有。话语不多，也没有特别的描述，但是简短的排比句式和形象的词语，反映出民间对此次地震造成的困难局面的认识和某对种现实状况的不满情绪。特别是对于成都这座城市的民间话语特别的多，如有描述这座城市在地震时期生活状态的:成都，一座人均帐篷拥有量全国第一的城市； /成都，一座家家都有倒立空瓶的城市； /成都，一座洗澡和入厕都极其迅速的城市； /成都，一座厕所里都备有巧克力和矿泉水的城市； /成都，一座拒绝裸睡的城市；成都，一座全民热衷练跑步的城市； /成都，一座来了就跑不掉的城市。还有表现成都人对待地震时复杂的心情的，如:成都人看余震的心情就像初恋的少女看情人，既怕他不来又怕他乱来。也有通过对联的形式来表现成都人地震期间的生存状态的，如上联:灾区人民无房可住在余波中等待吃喝，下联:成都人民有房不住在吃喝中等待余震。还有反映成都人对待地震的情绪的:有个晚上成都先地震又狂风再暴雨的，超KB，凌晨了还满街都是人，我旁边一个男的在打电话给他朋友，说还整个地震套餐哦，又是地震又是风雨的!
       
    这些出现于地震后的民间话语，通过网络博客、手机短信和口头相传等方式，不仅地受灾地区传播，而且也很快地传播到受灾地区之外，产生有别于组织传播体系之外的传播内容。这些内容既有真实的一面，但更多是夸大了事实，其目的是吸引更多的人对信息内容的好奇与兴趣，如成都的人均帐篷、成都家家倒立空瓶等，是一段时期内成都生活的现实，但民间话语为了新奇的效果，将一系列相对独立的生活现象排列在一起时，就必然会让不了解成都真实状况的人们产生许多的误解。如“成都人民有房不住在吃喝中等待余震”，这种现象应该说是城市局部的现象，不能代表整个城市的生活状态，但民间话语常常为了对比效应和新奇效果，将局部的、个别的现象扩大成整体的、全部的现象，使外界产生对整个城市形象的误解。
       
    民间话语由于出自大众群体的无约束的情绪表达过程中，因此，在其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偏离客观基本事实的后果。民间话语在此次地震受灾后，能够产生一定的舒缓受灾地区大众情绪与心理的作用，但如果与受灾信息的传播交叉进行传播时，民间话语也可能会加重外界受众对受灾地区灾情状况和城市形象的误解。如8月5日央视新闻联播在报道奥运圣火在成都的传播活动新闻，介绍成都时说有20多万人已经入住平板房。事实上，这则信息所讲的是成都周边城市如都江堰等地的情况，并不是成都市区本身。但新闻所使用的大成都的概念，使外界很容易将其误解为成都市区的状况。可以设想，民间话语对成都地震期间状况的描述，交叉传播在组织传播媒介的正面信息当中，信息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互相呼应之后，对于不了解当地真实情况的外界而言，就会产生信息的混乱和信息呼应的效果。如新闻说有成都有20万人入住平板房，民间话语流传说成都是一座家家都有倒立瓶的城市，两个信息互相映衬，那么，必然在客观上造成对成都这座城市的负面认识，损伤它的城市形象和精神价值。
       
    三、官方引导下的民间话语在重建城市形象的作用
       
    对于成都这座千年古城而言，由于与受灾严重的汶川北川地区比较近的地理位置关系，同时与都江堰等受灾地区又有着行政关系，所以，这座城市在地震之后经过着一种更复杂的心理考验。
       
    地震也强烈地震动了这座城市，但相比较有形物质的损害，这座城市可能承受的更多的是无形的城市文化形象和精神价值的损伤。作为整个地震救助的中转地，成都承担着集中各种救助力量、分散各种救助物质的枢纽作用。所以，有关地震的各种信息都与这座城市联系起来。“成都是救灾的后方基地，不是灾区。”是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反复对媒介强调的信息。而媒体前期报道的过度悲情渲染，也让成都这个轻受灾地区，在外人的心目中俨然成了一座不再安全的城市。“灾区”开始成为成都不愿背负的沉重帽子。事实上，在成都的宣传上，当地政府也尽量使用“汶川大地震”，而非海外媒体报道所用的“四川大地震”。
       
    所以，地震对成都造成的文化形象和精神价值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我们通过政府在重建规划之初，就迅速成立了由成都市市委、市政府成立了“成都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专项办公机构也可以看出，对于这座城市而言，最大的损害是城市形象和精神价值。这个专门的机构下设综合组、城市组、旅游组、投资组、都江堰组、国际民间组织联络组、本地宣传组等七个工作部门，希望通过政府的组织行为尽快减小汶川大地震对成都城市形象造成的影响，进一步加快城市形象提升。
       
    成都城市形象和精神价值的提升活动，在采取政府公关、媒介宣传等官方主导性的策略外，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将民间话语视作一种积极的、有影响的力量，并将民间话语纳入到城市整体的形象提升传播体系当中，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宣传力量进行积极的引导和运作。在由政府引导、媒介和相关企业发起的主题为“正常生活运动”的活动中，其主要的活动形式是通过新兴媒介来引导民间话语进入到对成都城市形象和精神价值的提升活动中来。行动形式主要表现上:
       
    1、发送30万份“四川结”公益车贴，为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张贴了将近30万份“四川结”。这个由“中国心”和“四川情”组成的“四川结”已经穿梭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将“正常生活运动”的理念带进了千家万户，以此来调动成都市民参与活动的热情。
       
    2、邀请市民编写手机短信，电信部门携手为“正常生活运动”服务，陆续向成都的700万手机以及小灵通用户群发“成都依然美丽”最具人气短信，倡议市民将这条短信转发给外地的亲人和朋友。
    3、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成都的现状，“正常生活运动”联合搜狐博客推出了“成都依然美丽”博客专区，号召网友们用写博的方式讲述震后的生活，用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直观地展示依然美丽的成都!
       
    在此次城市形象提升活动中，网络博客与播客、手机短信新兴媒介形式的重视，一方面说明政府对现代媒介功能有了全新的认识，同时也反映出官方对民间话语有了全新的认识。政府通过合理的组织形式，引导民间话语向政府所希望的宣传效果靠拢，也向社会整体的价值规范靠拢。其策略上，活动组织者通过引入成都本土作家如麦家、洁尘、林文询、王跃等人参与活动，来标示活动本身具有的价值，同时又通过像巴蜀笑星廖健、胖姐、安平等这些从大众文化中涌现出的“成功人士”参与，调动大众参与活动的热情。正是在这种官方积极的引导和组织下，民间话语在成都城市形象与精神价值提升活动中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传播现象。
       
    “任其地动山摇，蓉城硬是不倒；管它七级八级，风景依然独好。恭请你，来成都，坐茶馆、吃火锅、看美女……”
       
    40多天前，成都挨了一阵晃，蹦蹦跳跳把地下扯了几个凼凼。成都人很拽，日子依旧麻辣烫，余震当成慢摇吧，照样喝茶搓麻将。成都人很棒，不服输的一把火，越烧越旺。今天你来看，尽管来观光，成都人的悠闲日子依旧老模样。宽巷子喝茶，锦里去打望，祈福太平文殊院里烧把平安香，川戏照样看，火锅照样烫，红红火火成都人，绝不显“黄”像，不说那么多，免得逗你心头痒，来了我再陪你出去————扯起趟子逛!
       
    漂亮的成都市里，一张张笑脸迎接你，春熙路上美女向你致意，街边边的串串让你永远铭记，百货大楼的服务员为你庄重行礼，火锅汤里的辣椒让你明白生活的意义。农贸市场里不分彼此，清澈的府南河奔流万里。大叔大妈天天欢喜，楼房幢幢满街耸立，今日的成都依旧美丽，也显得格外亲昵! 
       
    都是此次“成都依然美丽”活动所征集的短信内容，编写者均出自民间普遍大众。这些民间话语既保留了轻松诙谐、幽默风趣的特征，也保持着民间话语质朴真切的生活体验。如“成都人很拽，日子依旧麻辣烫，余震当成慢摇吧，照样喝茶搓麻将”的描述，是普遍成都市民基本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市民心情的一种常态状况，诙谐风趣的这种调侃的语调，将成都人能够用平常心对待灾难的情绪反映出来。所以，这此特殊时期的、在“命题作文”方式下产生的民间话语，在本质上仍然保留着它固有的趣味和节奏，依然要靠新奇、夸张和风趣的手段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由于是“命题作文”，这些特定的民间话语与一般意义上的民间话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异———就是规范的倾向性表达。
       
    我们知道，民间是大众较为松散的、无组织程序的并且没有严格规程约束的群体，其情绪与意识相对游离于严格的社会价值和精神规范之外，保持一种精神境界的相对独立性。如此，民间话语也有具有相对独立的精神性格和审美趣味，区别于官方话语和社会正统表达，民间话语常常以轻松诙谐、内容通俗和调侃取笑的形式来反映大众生存体验过程中复杂的社会情绪。这些正是民间话语生命力的所在，如果民间话语缺失这种独立的精神和自由的审美情趣，民间话语是不还能够展现它本身的最具生命力的力量。日前，由于此次活动仅仅一个月，传播的时间和空间上都需要有一个反馈的期限，还不能从实际的状况中测量这一传播效果。但至少这一传播活动已经超越了民间话语本身的力量，产生了组织预期的宣传效果。
       
    据四川电信以及搜狐博客官方统计，截至2008年7月17日6时，“成都依然美丽”搜狐博客专区的点击率已经达到了40多万次，而主题博文已超过100篇。“成都依然美丽”的讯息被传播到了北京、上海、深圳、哈尔滨、海南、天津等全国许多城市，而且还有不少市民通过msn、E-mail等方式，将“成都依然美丽”人气短信发给了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亲人和朋友。①在此次民间话语提升成都城市形象和精神价值的传播途经上，通过充分利用现代新兴媒介，宣传形式和传播路径，应该说还是达到了组织者预期的目的。民间充分利用其人间资源关系，将相关信息和“成都依然美丽”的理念传播到国内外。可以相信，目前所采用的这种短信、邮件等方式，还有再扩散的能力，短信和邮件的接受者也可以是传播者，可以
    再次将内容转发给其他的亲戚朋友，形成二次传播或多次传播。
       
   “成都依然美丽”的城市形象与精神价值提升活动，吸引并引导民间话语进入到社会主流的宣传体系中，并作为一种重要的传播手段来宣扬成都的文化精神和城市气质。在这样一次特殊的城市形象提升时期，政府、社会主流及民间都在一个共同的信念———战胜灾难，重建家园———号召下团结起来，形成了统一的思想。从总体的效果来看，决策正确，策略得当，并且实施有力，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为今后民间话语如何融入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民间话语如何在保持自身独特的审美趣味时又能够为社会整体利益服务，以及民间话语如何在新兴的传播手段下发挥其特有的生命力等等，都提供了一次有益的实践。因此，民间话语在此次城市形象与精神价值提升中所的发挥的最终效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民间话语作为一种主流方式的实践活动，其经验和教训将成为宝贵的财富。作者简介:杨效宏，文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中国规划网成都7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