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举办世博会等全球盛会，是一个国家和城市经济实力、管理能力的充分验证和体现。要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既是对上海城市治理能力的大检阅，更是促进城市转型和管理水平跨越发展的良好机遇。

　　办世博需备七项治理能力

　　与奥运会相比，世博会时间更长、人流更大、防范更难。根据以往的经验，世博会的主办城市，至少要具备以下七项高标准、高规格的都市治理能力：

　　一，万无一失的安保能力。既要全力确保城市公共安全、食品安全、信息安全，同时作为一场“外交盛会”，也要强化与会首脑政要和高级官员人身安全的保卫能力。

　　二，准确、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能力。世博期间，高密度的人流、高负荷的城市运转压力，大大增加了出现重特大紧急事件的概率。为此，需要一套准确、快速、高效的联动应急机制，实现信息预警、现场处理、恢复重建、媒体发布、危机公关等一体化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紧急事件的负面影响，以保证重大活动的连续性和有序性。

　　三，精确、透明、便利的信息服务能力。在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世博会实际上更是一个包括基础通讯、网络、视频监控、应用系统、信息广播、信息发布、多媒体终端等在内的要素系统，是集收集、发布和服务于一身的信息运作体系。这就对城市的公共信息服务及数字化管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四，严格、规范的城市法治能力。对参展国、地区和国际组织以及参展企业的知识产权、艺术版权、技术等事宜，依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是世博会成功举办的必要条件之一。此外，对世博场馆建设也要依法严格监理，保证工程质量，坚决防止腐败行为的发生，维护国家名誉。

　　五，广泛、有序的社会参与能力。举办世博会，除依靠政府组织和引导外，也需要企业、市民、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群体的共同参与和精诚协作。能否拥有一个畅通、有效的社会参与机制，并获得游客与社会公众最大程度的支持，是世博会成功的关键。

　　六，文明、和谐的市民自治能力。世博会是展示主办国和主办城市精神文明水准的一场大考验。日本爱知世博会上，公众有序排队进场、不乱丢垃圾等文明行为，给上海提供了良好示范和最佳佐证。市民与游客文明、和谐、自律的人际互动及参观行为，是打造“令人难忘的世博都会”的核心因素之一。

　　七，协调、联动的区域资源整合与运作能力。世博会是一个跨越国界、跨越内部行政区划的盛会，更是带动全球巨型城市区域发展升级的新引擎。能否把握住机遇，整合与运营全球资源，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新型大都市区的振兴，是“后世博效应”的真正价值所在。

　　推动世博善治模式长效化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新科技、新生活方式、新经济模式的全面展示。同时，从城市治理角度来看，世博会也必将在城市应急管理、志愿者组织、社会参与、精神文明等领域产生有效的倒逼效应，在特定空间范围和领域内的都市治理能力将有一个质的提升。

　　不过，对于一座拥有20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而言，如何把上海世博会上形成的良好治理模式放大到整个市域、整个区域，充分发挥“世博都市”成功治理模式的示范性、引领性，让业已培育和形成的善治格局常态化、长效化，值得引起各方重视。具体来说，重点可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治理模式的长效化、常态化、制度化：

　　第一，有效的安全管理制度。上海世博会的安保工作具有一套严格、仔细、有效的流程、方法和机制，应对策略非常完备。建议世博后可进一步理顺特大城市安全管理的体制机制，特别要在地铁、标志性建筑等方面实行严格有效的安全管理措施，确保城市持续有序运转。

　　第二，重特大活动的“试运行”制度。此次世博会实行不同参观规模的预演，有利于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够做到防患于未然。应该将此思路向城市应急管理、重特大活动举办等领域延伸和持续。

　　第三，社会志愿者组织管理制度。此次世博会共有园区志愿者、城市志愿服务站点志愿者和城市文明志愿者200多万名，是世博会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在社会志愿者的组织过程中，不仅形成了报名注册、招募管理、面试筛选、资格认定、培训管理等系统化的管理流程，还扩展了市民的社会参与通道和能力。这是“后世博”提升上海城市治理能力的一笔丰富遗产，需要巩固、开发、利用好。在此基础上，还应探索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有效途径，提升政社合作的水平与质量。

　　第四，区域跨界协调管理制度。在某种意义上，2010年世博会是长三角地区的政府、企业、居民互动交流的一场区域盛会。基于已经建立起来的良好沟通渠道和机制，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区域跨界治理的长效机制建设，为长三角区域经济融合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第五，城市文明自觉性及相关管理制度。一方面，世博会场馆建设依法监理制度、城市交通严格执法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法制成果，应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另一方面，广大上海市民为迎接世博会而养成的良好公德意识和文明行为，也应传递和保持下去，全面改善和提升城市的综合素质和文明水准。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