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13日，由上海交通大学、光明日报编辑部主办，上海交大城市科学研究院、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等承办的“2014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春季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首次提出的“人文城市建设”“智慧城市建设”“世界城市与一流大学共生互动”为主要议题，开展深入对话和讨论。本刊摘发与会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坚持“绿色、有机、生命”的城市化原则

    回顾我国1978年以来的城市化进程，成就显而易见，问题也显而易见。出现一些问题，原因是对经济效益的盲目追求，导致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违背，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在建设理念上则违背了绿色的有机的生命的城市化原则，也就是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城市建设理念。这一理念包括了城市与自然生态的融合，与历史文化的融合，天人合一，阴阳相生，充满生命。这是对于我国传统生态生命哲学与建筑理论的总结发扬，是城市化要“以人为本”，有利于城市居民健康美好和环境权得到充分保障的现实要求。

    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代的城市化是“以物为本”的城市化，是以追逐经济利润为旨归大肆剥夺广大工人农民的残酷过程，导致了人与自然、身与心、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城市与文化的二元对立。20世纪后半叶以来，人们开始反思这种错误的道路，在新的空间理论指导下探寻克服以上二元对立的城市化之路。这种新的空间理论在中国具有宝贵的资源，就是在“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说”中包含的空间与时间的高度统一，由空间中的“天地交”而催化时间中的“万物生”，优化的生态空间一定会导致万物生命的繁茂昌盛。

    绿色的有机的生命原则是城市建设的最重要原则，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需要我们好好吸取。城市化关系民族与国家的未来，为了我们的城市化经得起历史检验，应将按照规律办事和城市化质量放在首位，而且要建立问责制度。（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 曾繁仁）

    新型城镇化中的乡村复兴

    城镇化是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的过程，是城乡两个空间地域和社会有机体演替的过程。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直面乡村、正视乡村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要让城市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不是城市规划通常所说的“显山露水”的布局手法和生态理念，而是极富深意地从正面积极的角度指出了当前城市和乡村建设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经济、农民生活、农村面貌均有了很大发展，但总体而言，乡村人口外流、耕地减少、村庄消失、文化断裂、环境低下、设施不足、“三留守”、空心村、闲置地等现象，都反映了乡村衰败仍是不争的事实。乡村和城市不可分割，乡村是“母胎”，城市是“麟儿”，乡村孕育和诞生了城市，并为城市提供了劳力、土地、产品、生态的保障，乡村是基础，城市离不开乡村。今天乡村付出太多，城市不能“啃老”，城市应当反哺。

    回归乡村，复兴乡村，根本上是让乡村、让村民具有同等的发展权利、公平的发展环境、平等的发展保障。回归乡村，是乡村价值的回归、文化的回归、生态的回归，乃至心灵的回归。乡村复兴要敬畏历史、珍惜环境、保持格局、传承文化、以民为主。乡村复兴不能“破旧立新”、不是“变乡为城”、不求“面目一新”。乡村复兴，要立足农业，增强活力，要创新就业环境，促进就地城镇化；要保住农田底线，扩大生态空间。乡村复兴要发扬村民自主精神，依助政府和市场力量，探讨多元化管理模式，由村民自己管理自己。（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崔功豪）

    人文城市建设应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注重人文城市建设”是《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点睛之笔，意味着我国从经济型城市化向文化型城市化的战略转型，对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建设、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和水平具有重大意义。但长期以来，我国的城市研究主要侧重于产业、金融、建设、管理等实际层面，而关于城市文化、精神、价值、心态等研究，既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也缺乏系统性的理论阐释，不能满足人文城市建设的现实需要。“注重人文城市建设”，应从“注重人文城市基础理论研究”开始。只有先把人文城市的概念、内涵、模式研究清楚，才能画出一张路线清晰、目标明确的人文城市规划建设总设计图，并有效制约、规避各种非理性、缺乏长远与总体考虑的舆论和行为。

    文化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主体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它既超越了人类城市原始的防卫、商业等实用功能，也不同于古代的“政治型城市化”和现代的“经济型城市化”，真正揭示了城市发展的目的，不是城市人口增加，也不是经济总量与财富的聚集，而在于是否提供了一种“有价值、有意义、有梦想”的生活方式，应成为我国“人文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主要标准。在发展模式上，应研究和规划一条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文化城市群为理想目标的战略框架和发展路径。（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 刘士林）

    文化城市建设的标准化

    文化城市是一种从外化的物质层面向内生的精神层面转移，从而实现人与资源、环境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从文化城市理论到实践的流动路径和需求出发，应解决几个层面的标准问题：

    一是文化城市的理论边界，从目标、手段、表征等方面看，文化城市是享有文化积淀和文化资源、呈现稳定文化特色、充满文化活力、具备文化消费和文化参与自觉的城市理念与形态。

    二是文化城市的构成要素和表达。整体思路应是从资源数量向资源可及性转移，从供给向消费和创造转移。如城市文化历史传承和特色锻造，市民文化消费习惯、规模、种类和价值，文化产品产出数量、质量、来源、种类，基层市民自主参与和产出文化活动的普遍性、规模和影响等。

    三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实施路径，即怎么做和如何控制、评估、修正的问题。这就需要研发文化城市建设标准体系，主要内容包括：（1）数据分析标准。对城市有关表征数据的定义、采集、统计处理和分析等进行标准化，保证方法的一致性、数据的可比性及分析结论的重现性。（2）建设规划标准。将系统的、先进的城市理论固化为确切、可操作的工具、方法、程序、要求等，使集约化和有质量的文化城市建设理性、有序与和谐地进行。（3）评估标准。包括评估指标体系、评估方法、评估程序，作为评估结果真实客观的保障和为后期决策提供可靠基础。（4）过程控制标准。规范过程管理、实施过程间控制，及时对城市发展进程偏离和延迟做出反应和调整，确保动态修正和优化。（上海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研究中心副主任 马 娜）

    城镇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发展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区域经济发展领域的基本国策，最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因地制宜、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二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可以更多靠市场机制解决，而缩小地区差距必须更多靠政府的宏观调控。城镇化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主要载体。推进新型城镇化，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质量，难点是体制机制改革。中国城镇化在全球规模最大、影响最大，难度也最大，没有先例可循。

    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落实差别化落户政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不仅要放开小城镇落户限制，也要放宽大中城市落户条件。二是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根据土地、水资源、大气环流特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三是注重城乡统筹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率先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实现城乡一体化。四是严格规范新城新区建设。要严格按照《新区设立审核办法》，明确土地规划和城镇规划审批权限在国务院的城市，同时承担党中央、国务院赋予的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对全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先行先试示范作用的城市，方可申请按照设立新区的要求审核设立新区。（改革委地区经济司区域政策与区域合作处处长 周毅仁）

    以统筹规划和多元参与实现新型城镇化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战略规划蓝图一旦绘就，最重要的任务是全面落实，并确保在实践中不走样。

    一是以统筹规划形成事关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多层次规划体系。在发展格局上，要形成统筹新型城镇化规划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统筹新型城镇化规划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有机互动，统筹新型城镇化与主体功能区规划有机衔接的规划体系。在发展战略上，要形成统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新城镇新农村一体化规划的规划体系，尤其要注重将产业布局发展规划、交通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有机统筹起来。在发展路径上，要形成统筹以生产与生活空间规划为核心的居住空间规划、服务设施空间规划、交往空间规划、环境空间规划的规划体系，尤其在社区层面要形成统筹社区会所、社区广场、服务中心、文化礼堂、公共绿地、健身设施、商业服务设施、垃圾处理场所于一体的规划体系。

    二是以多元参与确立新型城镇化实践模式的执行路径，要改变以往小城镇建设“沿公路两边‘一字长蛇阵’地开建、缺乏纵深与回旋、缺乏公共交往空间、生产与生活区域脱节、割裂人与土地的关系、缺乏水电煤气与垃圾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需要建构以基层党委与政府为指导，以居民为核心主体，社区人物、市场发展商、基层社区、社会团体等利益相关方多元参与的城镇化事务共治新格局。因为“千投入，万投入，都抵不过老百姓的积极参与”，这是新型城镇化的真正内在动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唐亚林）

    新型城镇化促资源配置服务业发展

    城市是人类社会与生活资源在特定地域的规模化集聚。城市化在历史上是工业化的伴生现象，一个非农产业集聚和非农人口集中的历史过程。新型城镇化不能延续传统粗放的发展模式，其产业集聚必须适应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规制，这就形成了对资源配置服务业的需求。会展业是以现场集聚为特征的资源配置服务业，通过资源样本集聚、买家卖家集聚、创新创意集聚、交易促成集聚和相关媒体集聚，实现多样化选择和分散决策，成为一体化市场的最经济平台，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驱动，调结构促转型的最有效工具。会展活动的自发要求，内在体现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基本形式。根据指数评价，在世界最具竞争力场馆、最具品牌力展会、最具感召力展商方面，德国全面领跑世界，其他国家最多不过达到它的四分之一。中德指标对比，场馆6.1∶10，展会2.4∶10，展商0.5∶10，差距在于高端竞争力。会展业服务关联的普遍性和需求拉动的体系性，决定了在不少方面与我们相似的德国，在制造立国、贸易立国过程中，不遗余力地发展会展业，推进会展城市建设。为适应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适应消费需求多样化，提升生活性服务业水平，扩大服务供给，提高服务质量，壮大服务经济，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会展城市建设，发展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率先开展务实合作，构建大中小并举、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中国会展城市体系。（上海大学上海会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 敏）

    建构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中小学教育体系

    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无疑应拥有现代化的教育。当今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正在不断地挑战教育的公平底线，尤其是义务教育，能否无条件地尊重每一个儿童受教育的权利，能否无歧视地对待教育过程中的每一个孩子，无论他（她）的家庭是贫困还是富有、户口在城市还是农村、身心是健全还是残障。公平是教育现代化不能绕过的底线，在当下我国有三方面的问题亟待探索和解决。

    一是如何应对人口流动带来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近两亿进城务工人员，他们会把将近四千万子女带进城市。以上海为例，每3名中小学生中就有1名是随迁子女。调查发现，这些孩子的学业水平与上海本地学生相比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二是如何解决城市扩容带来校际均衡发展问题。当城市地盘不断向市郊和农村推进、外地人才不断向城市涌入时，新建学校或由原来农村学校变身的新城市学校，越来越难以满足城市居民的优质教育需求。其中，许多城市依托名校资源实行“一校多区”“一校多校”等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值得关注和借鉴。三是如何创建学习型城市的问题。学习型城市是人才、资本、技术及一切高端智慧高度集聚的空间，也是创造力和文化活力无比充盈的空间，这不仅需要优质大学的支撑，也要依赖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作为底蕴。正朝着“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新型城镇样态发展的我国城市，也要思考如何同步建构起与其未来发展步调相适应的中小学教育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 杨小微）

    城市文明与大学的发展

    大学作为重要的学术和教育机构，一直与城市的繁荣兴衰紧密相连。大学最初就诞生于城市之中。古希腊的雅典学院和中国的稷下学宫是最早的大学，它们吸引了当时众多的知名学者，使所在城市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大学诞生于城市之中，因为城市是能够为大学提供安全、稳定和充分的居住场所、食物的唯一可能的场所。而城市也从大学的经济文化社会活动中获得了很高的回报。虽然欧洲中世纪时期的一些大学主要处在一些小城镇，如牛津、剑桥等，但大城市对大学显然更具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大城市较为优越的物质条件，也因为大城市存在更多的有知识的文化、政治精英，可以为学者之间的互动创造更优越的环境。17世纪以后，大城市创办的新大学数量快速增多，推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而城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也吸引了学者们开始广泛参与城市和社区事务，从传统的形而上的知识探求转向现实观察、对策探寻和理论体系建构的新型学术实践活动。

    近现代社会科学学科包括的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学者们对城市问题的关注。迈入21世纪，城市与大学之间共生共荣关系更加紧密。城市是全球创新网络的中心，世界上大多数的创新都发生在高度国际化的世界都市地区。世界城市具备的优越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推动一流大学繁荣发展的必备条件，而大学所具备的强大的知识与技术服务功能和创新能力，则为世界城市贡献了优质的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王 郁）

    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引领  

    信息化和城镇化相互融合，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突出特点，也是应对和解决当下日趋严重的城市病的重要思路。在此背景下，《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但智慧城市的概念、形态、模式和标准等一直没有解决。智慧城市是制造需求、引领消费的最重要领域，以往只有信息、数字、光纤等硬件。只有把硬的技术与软的文化整合起来，才能形成和制造社会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形成大的跨学科交叉合作，把文化和科技结合起来，形成系统效应，共同策划、制造需求，并创造新的发展模式。

    信息化加上城市科学，才是智慧城市。过去的问题是技术和文化没有整合，只有技术没有文化引领，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出了很多问题，这是需要吸取的教训。现在智慧城市很热，但缺乏总体规划，多处于零打碎敲状态，文化特色和创意也较为不足。智慧城市最重要的是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否则就没有灵魂。这个工作须由文化专家来承担。智慧城市建设的层级，是人文社科专家先做规划，接着是各管理部门协调配合，最后是技术团队来实现功能。具体说，是先由城市科学研究专家从城市规划、发展战略、创意设计入手，首先进入城市规划的顶层设计，为各种产业技术的运用预留出充足的空间，然后才是在实际操作中的相互协作，在执行中加入技术。通过这种模式，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使各种成熟的产业技术由此进入智慧城市建设领域，成为推进我国城市精明增长和提高发展质量的重要支持系统。（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刘燕刚）

    （本报记者曹继军、颜维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