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指标大面积的负增长以前也曾发生， 但外贸出现负增长却着实罕见。

　　本报记者 郭丽萍、徐伟 发自深圳、北京

　　2012年，深圳的经济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开门红”。深圳市统计局近日在官网公布了1–2月的主要经济指标。数据显示，深圳经济特区多项重要经济指标呈现负增长的态势。

　　据统计，在2012年前两个月，深圳规模工业增加值为720.65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3.0%；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为2754.43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4%；工业产品销售率为100.2%，比上年同期减少了0.1个百分点；出口总额327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6个百分点。

　　这是在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经济下滑之后，深圳首次出现多项经济指标负增长。

　　除深圳，广州、东莞以及长三角的上海等中国主要经济地区，在今年1–2月的经济指标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专家指出，虽然只是一两个月份的现象，但也说明中国经济在今年的表现充满了变数和不确定性，这反映中国经济依然高度依赖欧美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扩大内需的道路依然很漫长。

　　内外夹击

　　深圳2月份的出口总额为138.20亿美元，除了出现同比下降，还有一点引人注意的是，在进口总额为155亿美元的鲜明对比下，深圳少有地出现了逆差。

　　一个普遍认可的原因是，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典型，国际市场需求的疲软，直接导致了深圳特区多项经济数据的负增长。

　　不仅是深圳市，1–2月，整个珠三角地区都受到了外部市场的牵连，广州、东莞的主要经济指标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行，经济运行明显回落。广东省工业生产大幅回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966.80亿元，增长5.0%，增幅为2009年7月以来最低，同比回落10.2个百分点；广东3.8万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实现利润393.92亿元，同比下降31.6%，是2009年下半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进出口增长放缓，1–2月，广东累计完成进出口 126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增幅为2010年以来最低。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教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因为经济不景气，发达国家消费能力减弱、需求市场萎缩，对于以出口到国外市场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珠三角地区而言，是非常严峻的。”

　　公开数据称，广东省外贸依存度约为110%。而袁易明指出，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高达百分之几百。因此在面临外部市场萧条的同样条件下，深圳面临的压力也尤其大。

　　除外部因素，珠三角地区多项经济指标的负增长或放缓，还由于自身内在发展规律的使然。这些沿海的发达地区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迫于国内外经济发展和市场的变化，开始进入转型的阵痛期。

　　袁易明分析：“人均GDP增长到1.5万美元左右之后，就很难靠原来的规模增长来实现高速增长。产业原有的增长方式碰到了很大的障碍，已支撑不了它的高速增长，而新的增长方式正在孕育过程中，即出现增长动力的替换，或者说新的增长动力的寻找，也就是结构调整的问题。”

　　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广东省1–2月的投资结构，也已经表现出二、三次产业结构有所调整的迹象：第二产业投资459.63亿元，增长 11.7%，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5.3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投资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快速增长的带动下，完成1009.14亿元，同比增长15.9%，增幅比去年同期加快3.2个百分点。

　　在袁易明看来，社会的投资结构、增长结构在发生着发生变化，短短的两个月很难说明什么问题，但也揭示出一个很重要的经济的服务化趋势。第二产业的投资额以及增幅都小于第三产业，说明经济增长正从原来的以工业为主体，到服务业增长加快速度转变。

　　转型中的误区

　　1–2月，在深圳进出口总额较上年同比下降3.5%的情况下，位于长三角的上海进出口总额却仍有同比7%的增长度。

　　袁易明认为，数十年来，珠三角的经济最先参与到世界经济循环中去，参与国际的分工更深一些。比如加工贸易，珠三角通过香港参与到国际市场的时间更早、面更广，深度更深、时间更长。因此国际上的市场结构变化，首先会影响到珠三角地区，对珠三角的压力和挑战强于长三角。另外，长三角国内市场的范围更大，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风险相对小一些。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也注意到，上海的产品做得非常细、高端且立体，在出口工业产品的同时，较早地就注意到了软性的服务的出口，先进制造业和生产力服务业的融合、互动做得很好。而珠三角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外向型，主要通过廉价的劳动力、优越的政策和低物流成本吸引外资，以“三来一补”的方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

　　罗仲伟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的升级。新技术和新产业、高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之间的改造做得好，将起到促进作用。长三角的路不一定适合珠三角。珠三角有自己的情况，需要找自己的路走。”

　　2008年，广东省为调整结构、升级产业、优化劳动力素质，计划在5年内投入500亿元人民币，推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双转移战略(“腾笼换鸟”)，即：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实行至今近4年，社会各界对此褒贬不一。罗仲伟认为，不能简单地说“腾笼换鸟”。“现在有误区，总认为要发展先进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就应该把原来的传统产业换出去—不是这样的。在发展新的高新产业的同时，也要对原有的产业、一般的制造产业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可以通过技术改造来焕发活力，而不是简单地把它赶出去。你现在鸟腾不了，新的起不来，出去的还不行，又得回来，这就是误区了。”

　　转型升级的难点在于通过什么样的体制、机制来促进有效地转型。袁易明表示：“主要有两种力量，一个是政府力量，一个是市场力量。我认为还是要以市场力量为根本力量，政府力量还是应该站在市场力量的背后，这个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不管哪个城市，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在转型过程中，最容易犯的就是政府的力量太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中。如果做得不好，可能成为无效转型，并不是市场特别需要或者符合市场的。如果体制、机制不顺，这种转型的时间会很长，痛苦会延长，转型的代价也会更大。”

　　欧洲经济依然受困于债务危机，而美国经济已经出现了缓慢复苏的迹象。有经济学家预测，美国可能最先走出经济危机，因为体制比较好，有一个很完善的纠正机制，让市场去纠正。

　　袁易明强调：“以市场力量为根本，并不是说政府什么都不做，政府在这时候必须要做‘两头’。一头就是对于未来可能有发展前景的战略新兴产业，在它的产业幼稚时期，加大引导。另一头是对利润低的‘夕阳产业’，进行转型淘汰，中间的大部分还是由市场去调节。”

　　对企业来说，转型的压力、员工工资等各种成本都在上升、市场又在萎缩缩小、税收又很重，面临着多重的负担。“我们的眼光不能仅仅看到宏观，还要培育主体，现时候必须要做的是减负，让企业更游刃有余。我们要看的是转型下边，企业是不是有活力，企业是不是愿意去做，这个很重要，是未来的希望。”袁易明说。

　　打破省区行政壁垒

　　中国虽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市场却高度分割。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港澳珠三角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教授指出：“其实，2003年广东提出了‘九加二’的‘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的框架，就是打破省区之间的行政壁垒的重要契机。具体而言，如果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能够率先实现经济资源的整合，将一定程度上为我国进一步通过打破行政疆域界限来为扩大内需创造条件，并形成重要的示范效应。”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近几年的“中国外贸百强城市”排名中，深圳一直高居榜首。在既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又受国际金融海啸冲击的2008年，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高达300%，其中外贸出口182%。外贸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量的八分之一强。

　　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欧洲经济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意味着更大的压力和更严峻的考验。林江认为，这也恰是深圳成为“双打冠军”的优势所在，即充当外向型经济和内需型经济两种资源有效整合的桥梁。

　　林江建议道：“深圳可以把其外向型经济的优势进一步拓展至对外经济合作领域，加强跟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经济合作，把这些地区的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港口码头的管理技术先在深圳消化吸收，再引进到内地的其他城市，从而为拓展内地的消费和内需市场做出贡献和寻找更多的商机。要实现该目标，必须跳出深圳看深圳，既要联合香港，充分发挥外向型的优势，也要联合珠三角的其他地区，充分发挥内需型的优势。”

　　深圳特区的经济主要有两大块：一块是比较现代化的部分，即罗湖、福田区以金融，尤其是风险投资、物流业、高新科技为主导的现代经济部分；另一块是比较传统的部分，即龙岗区和宝安区以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主导的传统经济部分，这两大部分都存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问题。

　　对于现代经济部分，深圳跟香港在金融和物流业上既存在竞争关系，也存在合作的商机。如何对接好香港，是深圳特区需要充分重视的问题。林江分析：“目前，深港共建前海金融合作区是两地经济合作的重要契机，可是如果两地合作的深层次问题不解决，香港方面会担心前海如果发展起来后，会变成香港金融业的一个竞争对手；另一个例子是深圳机场应否与香港机场加强合作的问题。本来深港两个机场加强合作，可以发挥两地在内地航线和国际航线的独特优势，为客户和国内外乘客提供‘一站式’的联程服务，可是两地机场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合作状态，让人不禁唏嘘。”

　　“作为传统的加工工业的升级转型，龙岗区和宝安区并不比比邻的东莞长安镇、凤岗镇更具优势，如果让龙岗区和宝安区在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下的深莞惠一体化的框架下实现与东莞的凤岗镇、塘厦镇和长安镇的经济一体化，并充分利用深圳在现代服务业的领先优势，将对于深圳的传统加工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升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

　　产业通过消费才能支撑

　　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进出口外贸依存度为50.1%。其中出口依存度为26.1%，进口依存度为24%。“入世”后的前5年，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不断上升。2003年中国外贸依存度首次超过50%达到51.9%，2006年更是达到67%，较2001年提升28.5 个百分点；此后，中国外贸依存度总体呈现回落态势，由2006年的67%回落至2011年的50.1%。中国经济增长逐渐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转变。

　　深圳市还将内销的具体目标写入“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规模以上工业内销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50%左右。

　　袁易明说：“要发展内销，必须要两个市场并进，引导企业以更大的力度扩展国内市场。要让很多的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学会不仅是生产产品、加工原材料出口到海外市场，还需要有开拓国内市场的意识，学会做市场、学会建立自己的网络，培育自己的品牌。”

　　林江强调：“事实上，在发展外向型经济问题上，我们并不需要太倚重制度因素，只要有外部的订单和需求，我们自然可以组织劳动力和制造能力，但是要扩大内需，则不是这么简单，既需要厂商对于市场前景的信心，也需要消费者对于其个人收入是否可持续增长和工作岗位稳定性的信心，这并非说我国有多少生产制造能力就可以决定我们的经济表现的。”

　　罗仲伟认为，内需这一块还是需要政府有很大的承担，除了工业，还要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的发展，并真正建立起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人传统的消费观念比较保守，有储蓄的偏好。“人的消费是有预期的，会把自己的收入、未来考虑进来，如果我对我未来的养老、医疗没有信心我就不消费了。”罗仲伟说，“在西方，比如在美国，有低保、救济，花钱得到基本的保证，就敢花钱，虽然差一点，但是能够保证不饿肚子。但是中国现在做不到，特别是大量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这块，他们是享受不到的，但是这个群体又在扩大，所以政府一定要要把社会保障体系很好地建立起来，使得消费没有后顾之忧。”

　　“另外，产业要通过消费才能支撑，有市场才能做，然后消费本身要通过产业的发展，收入的提高，才有能力去消费，它是这么一个良性循环。中国特别有利的是人口大国、幅员比较辽阔，13亿人自身具有很大的消费群体，自身就能够带动部分消费，不像日本国土比较小，一定需要外向型。我们内需发动起来，自身就可以消化，规模就很大了，可以直接形成良性循环，抵御外部市场的变化的冲击。

　　特区色彩淡化 前海能否撑起深圳未来

　　本报特约记者 呙中校 发自深圳

　　如果说十年前的深圳处于迷惘、茫然之中，那么现在的深圳也许可以用焦灼来形容。今年初以来深圳经济出现的大逆转实在出人意料，可谓设立经济特区以来所罕见，而且趋势还在恶化，乃至于深圳要在今年跌出中国四大城市之列。深圳，从传说中的一个小渔村，在20多年时间内跻身中国一线城市之列，足以成为“高帅富”的典型。然而这一切在今年出现逆转。这似乎是某些“高帅富”因形势逆转而成“屌丝”的城市版—如何不让人焦灼呢？

　　深圳经济在年初呈现下滑趋势，虽然已在意料之中，但是主要工业指标全盘皆墨，外贸出口负增长之大，还是让人吃惊。如此大面积的负增长，是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首次，足以用逆转来形容。当然，深圳经济的逆转也是全国经济形势的一个缩影，昭示全国经济整体性下滑不可避免，中国经济能否软着陆成为人们担忧的焦点；就深圳本身而言，还预示着深圳城市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告一段落。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深圳“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地位早已成为过去式，作为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也已经了然无几，不过，深圳依然以较少的土地面积维持着较高的投入产出，在全国城市经济中仍保持着相对的优势和活力。2000年，深圳GDP达到1665.47亿元，经济总量超越天津、重庆两个直辖市，在国内各大城市GDP中排名第四，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显示深圳不仅“帅、富”，而且“高”，让世人为之刮目相看，被认为是中国四大经济城市之一。

　　此后深圳虽长期占据第四把交椅，但地位并不稳固。排名第五的苏州与深圳差距一直很小，在2004年还以微弱优势一度赶超深圳。近几年由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崛起，天津经济总量也与深圳、苏州有得一比。尽管如此，由于深圳特区的性质、地位的特殊性，深圳还是与前三名并提为“北上广深”，被普遍看成是中国的一线城市。

　　实际上，对于GDP排名第四的地位可能不保，深圳市领导人已有心理准备。2010年11月24日，深圳市长许勤坦言：“深圳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国内大中城市第四位难度较大。”这些年来，各地GDP统计数据出炉后，前三季度经济总量苏州暂超深圳，而深圳往往能在最后赶超。2011年也是如此，而且天津以 16%的GDP增速猛追上来，最终超过苏州名列第五，深圳再次保住第四把交椅。以目前天津的增长速度和深圳的下降趋势，天津在今年取代深圳跻身四强，已然不可逆转。

　　第四也好，第五也罢，本来只是一个排位的数字游戏。深圳以其地域面积的先天局限性，快速发展始终会有一个极限。现在让深圳不安的是，深圳是不是已经触及到这个极限？更让深圳焦灼的是，现在深圳经济形势逆转，是不是危及到深圳的核心优势和竞争力，所谓的深圳模式走到尽头？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是不是进一步下降，彻底沦为一个二线城市？

　　深圳作为“高帅富”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于“帅”和“富”。“帅”表现在深圳作为中国第一个特区，有万千宠爱在一身，虽然后来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但是名分、地位还在那里；“富”表现在深圳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积累，实力雄厚，已经有非常强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不过2000年以来，深圳的经济发展吃的是“帅”和“富”的老本，而在其他领域改革的裹足不前，深圳头顶的改革开放的光环也逐渐褪去，现在经济逆转暴露的结构性问题，使得“科技创新”这个核心竞争力也受到冲击。

　　对于近期深圳经济形势，一般看法认为，深圳土地空间不足，发展后劲不足，再加上金融危机后深圳仍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升级中，外向型经济为主的深圳在国际市场低迷的冲击下自然是首当其冲。就珠三角的情况来看，深圳的转型升级其实是走在前面的，90年代即已开始，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但即使这样，深圳经济的转型升级仍未完成，显示深圳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延续过去的外延式扩张路径，而在这条路上与天津、苏州比拼，无疑难以为继。

　　针对经济发展的土地瓶颈问题，深圳几年前就确定了外溢式发展方向，最主要的对策就是发展总部经济及推行合作区模式。总部经济是在深圳前市长许宗衡时代提出来，2008年深圳市政府的1号文件就是《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加快形成企业总部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经济发展的高端化、集约化和规模化，“把深圳建设成为区域性企业总部中心城市”。

　　不过，深圳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始终面临一个尴尬的区域劣势，那就是一边是香港这样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另一边是广州这个华南经济中心。广州与深圳在“区域性企业总部中心”直接竞争，例如对超市龙头企业沃尔玛的争夺等。

　　总部经济的确给深圳带来相当的活力，一栋写字楼的产值，可与内地一个城市相比。但是总部经济给深圳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使本来已经高企的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导致深圳人才外流，发展实业没有多少空间，竞争力反而相对下降。深圳总部经济的特色是金融服务业，以及IT产业的一些部门，如私募基金等。虚拟经济的发展对房地产市场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香港在80年代转型为金融贸易主导的国际化都市，房地产价格也是进入新的历史台阶。

　　对此，深圳本土科技企业中兴集团的一位副总裁洪波就称：“深圳人才吸引力明显感觉下降了，我给员工发1万的工资，企业利润为此下降了许多，但员工仍感到在深圳生活困难，让我们企业挺难做的。”洪波称，作为以研发人员为主的高科技企业，中兴研发投入一直较大。但是近年来，深圳研发队伍人数逐年下降，甚至比不上一些内地城市。比如，中兴南京的研发队伍达到1.4万人，深圳仅7000人，西安是后建的研发部门，也有5000人。

　　实际上，对于深圳这样一个有创新、包容精神的移民城市来说，无论是发展金融业还是科技业，致力于培育和孵化中小创新型企业，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深圳本身有这样的基础和成功经验。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比拼“总部经济”，其实是“唯GDP论”的思维发展的必然结果。

　　深圳“外溢式”发展策略的另一大举动是合作区模式，主要是前海深港合作区，以及深汕特别合作区。深汕特别合作区即以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为基础，学习借鉴了新加坡苏州合作模式，同时又有所发展，及所有权及司法仍属于汕尾，但由深圳开发、深圳招商，受益权则为双方共享。这种“飞地发展模式”刚刚起步，能够产生多大效益，能否复制延展，解决深圳多少问题，都是未知数。

　　而前海深港合作区则是深圳下一个十年发展的重心所在，被称为是深圳发展的新引擎。本来深圳作为经济特区，可以先行先试很多东西，但是前海开发提出来之后，深圳还是竭力将之提升到国家级开发区层面。为此，深圳把香港拉了进来，双方成立前海管理局，共同开发、管理前海。深圳对前海如此良苦用心，是因为其他几个国家级开发新区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扶持力度，如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乃至珠海的横琴岛，无不如此。这对曾经享受过这种待遇的深圳特区来说，很不是滋味，焦灼感不言而喻。为此，前海无论如何也要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上述新区并驾齐驱。

　　在深圳上报国务院的方案及向媒体披露的信息中，前海将利用与香港合作的优势，充分引进香港市场机制、法律制度、管理体制以及国际化规则，进而推进深港全面一体化。因此有人认为，前海的定位不仅仅是经济体制与管理机制上深圳向香港进一步靠近与接轨的试验区，更是在政治体制上深圳向香港学习的一个缓冲与试验区。

　　在前海合作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被批准后，深圳市也随之出台了前海合作区条例。然而，这部条例把学习借鉴香港的内容几乎被删除了，“监督专员公署”以及“理事会”、“高管公开收入”等被看作是前海特区的标志性概念也消失了，媒体大呼“港味大减”，实际上这还是客气的说法，有些人干脆说前海条例是“倒退”。后来成立的前海管理局，也有刚开始宣称的港深共同管理，而实际上由深圳单方面主导。

　　对此，香港方面也早有思想准备。一些香港官员私下就表示，前海合作区名义上打香港的牌而已，实际上香港很难发挥作用，不过既然是一个国家级开发区，香港还是可以在其中获得好处。

　　至此不难明白，深圳方面需要的只是一个国家级战略的开发新区，至于体制创新之类，不是两三年内就可以出成效的，而且要冒风险，不碰也罢。其实这也是深圳十几年来对待根本性改革的基本心态，不需要玩太多动作，只要经济继续保持增长即可。

　　然而，前海地域面积始终狭小，即使成为曼哈顿一样的金融中心区，深圳还是面临发展空间不足的问题。为此，在今年两会上，与深圳关系密切的港区政协委员共同提议，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理由是深圳直辖可以摆脱广东省的束缚，与香港的互动将可以更便捷，从而为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可能。深圳直辖的呼声有十几年了，理据除了上面这一点之外，还有一点其实也是深圳外延式发展的思维，那就是直辖后，可以把周边东莞、惠州地域合并过来，扩大深圳的生存发展空间。

　　然而中国现行行政区划大体稳定，如果不是大的战略需要(如南海开发、西部振兴)，一般省级行政区划不会随意变动。就香港稳定发展的角度来看，深圳直辖对香港的发展、香港与珠三角的融合更为不利。因为一旦深圳直辖，届时珠三角的合作不是粤港双方，而是粤港深三方，协调平衡更不容易，利益博弈更复杂。因此，深圳直辖完全是多此一举。据说，国务院领导对政协这个提案的批示是：深圳市领导要注意要求是否正常。

　　因此，与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比拼外延式发展，比拼GDP,深圳基本上是无路可走，目前深圳经济的困局表明，深圳唯有加快调整内部结构，继续培育中小创新型企业，走内涵式增长的道路，才真正能够与其他大城市区别开来，不但有深圳自己的特色，而且是长远可持续的发展路径。

   （编辑：赵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