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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的排名指标体系看，宜居性是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宜居性跟环境可能不是完全融在一起。宜居性还包括安全、居住的成本、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生活设施等。从这个角度看，其实上海的宜居度不是很低，比北京好，比伦敦、纽约好，但是比马德里、苏黎世、柏林、阿姆斯特丹，都低。
2015年5月25日，有着上海最美门头的“逸廬”石库门，老弄堂里还剩下七八十户人家。 对全球城市来讲，宜居性的确是大家都要关注的一个话题。伦敦也在做2030规划，提出空间发展的一个理念和目标。关于宜居性有三条：建设具有多样性、繁荣性、安全性和可达性的社区。第二，要愉悦的感官。第三，要能简单、便利找到工作，抓住机遇和使用设施的城市。 首先讲城市空间吸引力。 从外国移民在上海各个区的比重可见，长宁区、浦东新区、闵行区比较高。从市中心讲，黄浦、徐汇、长宁和静安总体来讲都比普陀、闸北、虹口、杨浦、宝山高。 宜居不宜居，看人们职居的选择。从巴黎房价看，房价最高的地区和欧盟的职居范围基本完全一致。从东京住房的价格看，最高的也是集聚在美国人住的区域。再看上海2015年最新数据，上海中心城区里房价是比较高的。平均房价最高是静安区，然后黄浦、长宁。外围基本都在3万元/平方米以下。 我想换个角度，一个城市历史文化环境对宜居性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发现历史文化的多样性非常重要，对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对人的吸引力，不管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所谓“波希米亚指数”，测量地区文化生产者的“波希米亚指数”（Florida,2002）可以用来衡量一个城市的多元性、包容性、设施的丰富性。文化和艺术能强化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设施和社会活动，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通常会被提供丰富文化选择的城市吸引，催生各种满足感强烈的生活方式。 纽约提出培育文化社交空间，发展功能混合的新型社区。他非常强调“新型社区”，所谓新型社区，就是功能混合、人口结构混合、产业多样性，为各种人的相互交流创造更好的条件，也就是说营造更好的社交环境，提供这样一个空间，然后促进创新和创意产业的发展。在整个布局上，强调一个“大分散、小集中”。不像我们是大功能、大块。他强调的是“小集中”，就是同质大块很小，总体是一个混合的。所以很多社区板块中加入了文化创意板块，就是波希米亚指数比较高的板块，来凝聚城市的整体性，平衡城市的整体发展，与社区形成资源的互补。 在欧洲和美国，二战以后大规模的城市社区在郊区建成之后，就像我们现在在建的上海周边的“一城九镇”和20万-100万人口的大型居住社区，已经发现了很多问题。1970年代以后，欧洲和美国逐步往回走。我们往往做的，都是一种人造城市，一个城市就是一个树形结构。从城市来讲，活力城市应该是一种网络结构或者半网络结构。在任何一个地方它的功能是交互的，比如剑桥，大学和城市是融成一体的。所以各种各样的设施是大学和城市共享。树形结构和网络结构的模型，任何一个板块里都有两个以上的功能板块的重叠。结果就是城市空间具有社会性，只有城市空间具有社会性，才有城市活力，才能吸引人，人们才喜欢住在这个地方，才会觉得住得很舒适。 首先就是城市空间应该有一种非正式的活动。提供这样的可能性，包括摆地摊，周末的跳蚤市场、集市，碰到朋友可以聊天。 要实现空间社会性和城市活力，有几个方面要考虑：第一，空间的多种用途。平时是商业街广场，但是到了周末就变成社区，学校开运动会的一个场所，包括社区自己办举重比赛的场所，到了社区活动，是一个节日场所。第二，要达到这一点，在城市空间建设中，混合土地使用和多功能建筑非常必要。在巴黎一个非常简单的、普通的社区的一个小街道可以看到，什么人都可以在里面，各种各样的，包括游客，所有建筑都是底层式商业，但这个商业不完全是小商铺，每条街都不一样。到了周末这个就是菜市场，平时就是街道。所以像这样的功能、建筑和土地的混合使用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就是不同年代、不同产权人的建筑组合。我们现在往往在城市更新改造中把所有的房子都拆走了。其实，不同的年代和不同产权的建筑保留一部分，并不是说全部保留，而是新的，保障房也好，商品房也好，能在街区中、地块中和这些不同年代、不同产权人的建筑组合，才可能形成这么一个结果。因为保留了不同的产权人，可能就保留了功能，也就保留了里面社会的结构，它就和新的人、新的社会功能在一个街区、街道空间中融合在一起。第四，小尺度构成的空间界面。沿街的如果是大尺度的界面，是不可能的，像淮海路东段，很热闹，现在变成大商场，街上就没有人了，或者人越来越少。城市最重要的就是空间的功能。第五就是小尺度的街区。交通专家都在争执，现在转变了观点，认为小尺度的街区对人口密度反而有好处。小尺度街区对城市生活非常重要，可以吸引很多人的活动。 从文化多样性来讲，其实城市里需要空间、场所，这个场所不是给看的，就是老人用的，或者小孩子用的，或者这个是文化活动的，那个是商业场所的，应该是各种人群和各种功能的一个组合。其实也是城市空间具有社会的一种属性，文化、社会、空间，这个多样性，相互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相互割裂的。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第四点，对居民来讲宜居性到底哪个方面最重要。宜不宜居，要看到底拥有多少社会资本。对这个社区有没有信任度，这个社区我住在这里有没有互惠性，然后能不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如果这三点都没有，即使有更好的停车、更好的绿化，对他来讲也会缺失很多。如果这三个方面有了，当然也包括停车、学校、绿地，那可能才是一个完整的宜居的概念。 特别是互惠，对社区这个层面来讲非常重要，包括服务设施、相互的互助、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他人的联系，就是交往，社会对这个社区本身的认同感，然后对社区的友善度。 去年我们做了第一轮的上海社区调研，一共选了13个社区。涉及各个方面，有工人新村地区、老式里弄地区、新式里弄地区，还有商品房、安置房地区。可以看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今天提两个跟宜居有关系的，就是健康，老人健康的问题。 1000多个样本里面400多个老人样本，分布在不同的街区里，有两个旧式里弄，有两个新式里弄，还有商品房、动迁房。 从健康来看，一般有三种标准，一个是生理健康、心理健康，还有主观健康感状况，上海总体的主观健康感状况、心理健康状况都不错。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定量回归分析，发现三个结论： “社会支持”、“互惠性：与他人联系”与老年人主观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相关性。社会支持度比较大，互惠性与他人的联系程度比较频繁的这些社区或者小区，60岁以上老人的主观健康比例非常高。“社会支持”与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具有显著相关性。小区附近重要医疗设施的有无（三甲医院）与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性。没有发现社会资本各项指标对老年人生理健康的影响。 居住年份与老年人心理健康感具有显著相关性。一个地方居住年份越长，心理健康和主观健康都很长。以30年作为一个限度测量，在一个地方住了30年以上的老人明显认为主观健康和心理健康度比例高。 居住社区的类型对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具有较大影响。老年人的社会资本在新式里弄最高，旧式里弄其次，动迁房第三，商品房第四，经适房最差。可以看出城市中的住房类型其实对人的健康也是有很大相关性。 我们调查下来，养老设施使用频率并不高，社区中有很多托老站，使用频率也不高。但信任感比较高、社会支持度比较高的社区，养老设施的使用频率就比较高。 从认同角度讲，其实对人的归属感、文化的认同、身份的体现都很重要。我们发现跟社区规模有关系。太大规模的小区对小区的归属感很差。 居民喜欢501-1000人规模社区的占23.7%，1001-1500人规模的占21.5%，小于1500人以下的累积占比56.7%。也就是1500人以下的小规模小区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5000人以上的小区认同感只有9.6%。所以小区不应该太大。 我们认为好的社区应该具备四个条件：应该具备多种的功能，大多数街区应该短小而便于向四处通行，住房应该不同年代类型的混合，人口相对比较稠密，而不是我们讲的人口密度要低。 什么叫多样化住宅？里面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住宅，不仅高度不一样，还要有商品房、动迁房组合在一起。以上海徐汇区的衡山路为例，这个区域大家都认为是体现上海1930年代风情的街区。不管是外国人集聚还是房价，这里都不低，属于中上。但是这里面的住房类型非常丰富，里面住着不同的人。这是怎么形成的？就是时间。时间的积累非常重要。我们看欧洲，虽然整体风貌统一，但是每个房子几乎都不一样，也是一种时间的积累。 最后做个小结。其实我们是要营造一种城市的人文空间。有这样的人文空间，人住在里面才会宜居。这是宜居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一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最后获得一种文化身份的认同。第二具有小尺度的街区、可达性高、具有文化多元性，更易于交流融合。第三具有较高的、均衡的社会资本。人文空间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平等性”。一方面，人文空间是公众平等获取社会资本机遇的场所。另一方面，人文空间是一个需要在最大限度上减少社会不平等的空间，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有社会平等诉求的空间。
简·雅各布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提出四点措施，现在很多欧洲城市建设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做：第一，应该保留不同年代的老房子，就是文化的认同、多样性。第二，保持较高密度，就是人有集聚的可能性。第三，缩小街坊的尺度，小街坊，人们碰头的机率增加，第四，增加沿街的店铺。（文/周俭 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