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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记者 陈诗悦 
1984年，梁鹤年的四个男孩在家门口的合影。如今背后的圣诞树已经有8米多高。
“兴趣是靠纪律培养的” 
梁鹤年
梁鹤年育有四子，所以书名也为“家有四男”。不过，老大在孩童时期患有疾病。七岁那年老大被诊断有抽动症，不能自控地打嗝、怪叫、抓脸，一度被校方要求退校。但他不自怜自艾，现在是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大气化学的教授，还娶到了聪明漂亮的教授妻子，业余时还创立了一家精品时装网站。老二慷慨长情，最为人尊重，他选择医学为业，却跑到了多伦多最为脏乱差的贫民窟附近，为社会底层的人服务。 老三最为聪明，少时即展现了数学和音乐方面的兴趣和天赋，牛津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希望成为像哈代（他发现了拉马努金）那样的数学家，或者像伯乐那样的教学家，教学相长。 老四热情单纯，相信世间大多事物是好的。虽鲁莽，常常碰壁，但差不多每次都能否极泰来，他的不怕吃亏让他一生好运，也几乎“人见人爱”。 得男如此，大约是世间父母都想幻想的“齐天之福”，问梁鹤年，他却说“其实孩子是可以教的，我写这本书，就是想让父母们都乐观一点。” 人不是生来就会做父母的，教育之道有一部分来自与上一辈的相处，梁鹤年说幼年母亲的坚韧与无私给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教育孩子基本还是用中国传统的方式，以爱为本。长期旅居欧美的梁鹤年认为，西方教育的讲兴趣、重自由看似提供了大量选择，不强迫也不坚持，但“孩子终究是孩子，大多数都注意力分散，集中力不够，乱打乱撞、浅尝即止怎能发掘真兴趣。除了极少数的例子外，兴趣是靠纪律培养的”。 说他传统，家中四子几乎很少遭到父母责骂，更罔提挨打，除了妻子的鸡毛掸子是威慑用的武器，梁鹤年和妻子几乎都是以“理”服子。梁鹤年对孩子的“掌控”范围从朋友到家庭教师，甚至到了大学时代，四个孩子还每天住在家中。 在他的理解中，家庭并不等同于社会的小缩影，无法用“等价交换”这种方便的形式来衡量彼此的感情，因为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无私的。梁鹤年认为孩子的性格是天生的，而人格却是后天的，父母的责任便是助孩子成人。他的四个孩子，老大倔强却不愤世，坚强自信；老二温文却不懦弱，善良和顺；老三聪明却不傲慢，谦逊自知；老四热情却不盲目，慷慨大方，如何为性格的正面发展创改造空间，这正是教育的目的。 
1983年，家有四男。老大九岁，老二七岁，老三三岁，老四一岁。（图片来自《家有四男》内页）
澎湃新闻：你的教育经验是从何而来的？ 梁鹤年：我的经验还是中国式的，原则一直不变：以爱为本，因材施教。这也是我小时候母亲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香港最穷的地方叫深水埗，深水埗最穷的地方是石硖尾，我家在上个世纪中期就住在石硖尾的木屋区，父亲因为生意失败，全家最困难的时候，八口人就挤在一间九平米的房间里。我记得很清楚，妈妈因为肺病动过大手术，切掉了四分之一的肺，但仍然辛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同时她一直教导我们不能因穷而荒废，要坚持按照自己的才能来做事，可是说她把梁家当做自己的事业，这点和后来我的妻子非常像，所以我一辈子都很尊重这两位女性。 澎湃新闻：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有没有曾经犯过错呢？ 梁鹤年：当然有。在老大的抽动症被诊断前，我一直很焦虑，他时好时坏，我也患得患失。当时我不知道从哪里听来一个怪理论叫做“震惊治疗法”（shock treatment），就是猛力地摇动他、吓唬他，希望他“醒”。当时也是无助到了极点，现在想来肯定是做错了，还好孩子的坚强和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鼓动。 犯错、失败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动机，如果动机是出于爱的话，很难担保不出错，但是出错后吸取教训就好。 澎湃新闻：许多人现在用等价交换的方式行家庭之道，你认为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是怎样的呢？ 梁鹤年：有些家长在孩子做家务后便给予相应的“劳务费”，我们不这样做，父母与孩子的关系怎可变为嘉赏和收买呢？ 另外一点，教孩子的方式上，可以选择同社会合流，也可以选择不合流，但前提是要好好思考。如果是深思熟虑而非出于私利做出的决定，即使和社会大流不同也应该坚持 澎湃新闻：你会把对四个儿子教育的成功经验用于孙辈身上吗？ 梁鹤年：我不会的。儿媳妇是人家的女儿，她们长大的过程同我的孩子不一样，要接受，而不是塑造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儿媳。另外，对教育孩子来说，我认为父母之间的关系比祖父孙辈之间的关系更重要，如果过多干预，不仅对孙辈不好，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好。孩子最先接触的成人世界就是父亲母亲，如果对他们的感情都没有信心那如何对社会有信心呢，所以最重要的是保护父母之间的感情 澎湃新闻：从你的书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成功家庭的案例，是否存在普世的教育方式呢？ 梁鹤年：我认为我说的方法就是比较普世的。人们可能看到“棍棒底下出孝子”，可能看到自由主义培养精英，但是不能以这个结果去推论教育是否成功。英语里说是because of 还是inspite of，是因为方法对了，孩子成功了，还是即使不用这个方法，孩子也能达到这样的成功。 我写这本书最大的意愿就是想告诉家长，乐观一点，孩子是可以教的。许多家长对孩子的未来悲观且不自信，所以才逼着他们学这学那，殊不知，剥夺他的兴趣，抑制他的才干，最后又没有得到好的结果，就是三重打击。关键要看有没有好好利用上天给你的东西。 “城市建设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澎湃新闻：谈谈你的老本行城市规划，你最初在香港大学念建筑系，为什么后来选择出国读城市规划？ 梁鹤年：我从小有些浪漫的情怀，觉得要为更多的人服务。毕业后做了三年建筑师，深感建筑只是为富人盖房的职业，而只有城市规划才能面向更多的人。另外一方面，1970年代香港的年轻人都有“洋为中用”的想法，我也想去西方最好的地方看看，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所以我先后去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和雷丁大学念书。 澎湃新闻：建筑和城规在当时看来还是距离很远的专业，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建筑师似乎越来越关心城市肌理、周边环境，你认为现在建筑同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 梁：有人说过，中国是建筑师的天堂，规划师的地狱。城市应该给人提供生存工作的良好空间条件，但我们队空间的理念还在摸索中。而且中国现在的土地利用乱七八糟，地方财政的混乱、圈地卖地、急功近利都影响着城市的发展。 每个人在城市中既是机会的追求者，同时也是提供者，比如家长为孩子追求好的师资教育，但是提供学生资源；校方追求好的生源，但提供优质的学位。如何在空间上将两者结合起来，这是我提出的“城市人”理论的基础。 但是其中的道德观是我最关心的。现在的城市乱像象是因为大家都追求私利和自我保存，却忘了人的本性中还有与人共存的部分，这不是道德选择，而是自然天性。你可以说我对人性过分乐观，但我没有偏见，就是这样认为的。不同的人类社会给予这种天性或多或少的空间，我们要做的也许就是如何给予更多这样的空间。 我谈“家有四男”，其实也是谈自我保存和与人共存的关系，城市建设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责任编辑：白雪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