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荐语

    人类的精神生活无疑与相应的物质条件密切相关。当一位作家的生活充满各种无节制的物质欲望时，我们又如何能够期待，他笔下的文字，充满着人文精神的关怀？

    市场将文学进行更好的包装、推广，无疑有利于优秀文学的传播。然而，我们不禁要思考，当资本、市场与文学为共同谋利，迎合着读者时，一篇只向钱看的文学作品，还能保存多少精神追求呢？

    城市文学的再度关注，与新世纪的城市化进程空前提速关系紧密。我们曾一度想当然地认为，城市文学会随着城市水泥森林的大面积扩张而茁壮成长，而当代作家的基本阵容集中在城市，如意而来，就为城市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可靠保证，遗憾的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不错，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是乡土中国，这一时段中国作家几乎全部来自乡村，或有着深刻的乡村记忆，作家的写作资源也多来自乡村经验。我们是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度，以往的作家有足够的经验书写乡村，却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握都市，致使中国从来不曾拥有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文学图志。尽管1930年代的茅盾、1940年代的老舍、张爱玲，1960年代的周而复等作家，曾在状写城市生活方面有所实绩，但注定不会形成太大气候，其间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在政治上曾拒绝过“城市的现代性”，进而阻止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抵制城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新时期文学以来，几代作家继往开来，努力反映新旧北京、上海、天津、苏州、广州城市中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生存焦虑、文明困境和伦理失范，由于缺少明显的现代性意味，也很少专注于城市叙事，更适合称之为地域“风俗文化小说”。

    如今城市化进程早已是今非昔比，城市文学的发育似乎也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诸多条件。厉以宁曾在《新财经》杂志发表谈话，认为中产阶级一旦成为国家的中坚力量，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和个人的物质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欲望在不断的更替中不仅会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还有助于追求精神生活品质。他谈到了源于托马斯·曼写的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布登勃洛克定律”，小说讲述了第一代老布登勃洛克一辈子辛辛苦苦做小本经营，到了晚年终于成为当地一个富翁，第二代布登勃洛克不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仅仅是富商，通过奋斗最后被选为市长，第三代小布登勃洛克生长在有社会地位的名门望族，却有自己的追求而成为音乐家，意在说明人的欲望更替不仅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新的欲望还会伴随着精神需求。厉以宁借用这个故事强调了发展中产阶级的极其重要性。

    一些文学批评家大壮其声势，认为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容，不但有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还能使已被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峰回路转，并可以推动城市文学的迅猛崛起，我却对此存疑。为拯救被边缘化的文学而将其置于经济学的依附地位，并将文学繁荣的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的壮大，这样的文学想象固然美好，却显然是属于一厢情愿。

    事实上，当下中国的中产阶级往往既有对资本的依附性，又有对社会的功利性，缺乏社会价值的独立性和人文关怀。在很多社会学者眼里，中国中产阶级还多停留在买几套房子、换几辆好车的低境界，为实现物质上的“中产”，他们放弃了精神上的“中产”。比如一些著名作家的写作，直通通就是冲着高版税来的，高版税正是象征其中产阶级身份的醒目标志。于是，所谓城市文学中的“中产阶级写作”常常是以中产阶级审美趣味为本位，鲜有忧患苍生的人文理想。而当下“中产阶级文学”讲述的种种故事，也多是一些中产者的欲望化故事，这个过程中，炫耀性消费是中产阶级最普遍、最流行的生活方式，他们衣食住行的最大特色，就是借助名牌商品的符号价值来展示其优越的阶层地位，即放大名牌商品的符号意义、标榜品位和情调、过度关注细节，讴歌欲望以及“厌贫意识”（与穷人的所谓“仇富心态”正好构成二元对立的相互冲突的阶层意识），这种追求通过文学进入了公共视野，甚至还被某种文学批评提升为所谓“优雅”的审美品位，并将“优雅”的趣味量身定做成中产阶级文学的主流美学范式，这意味着，所谓的城市文学主体正在一步步被资本收购，与市场、产业、品牌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中产阶级文学与中产阶级的精神向度和美学趣味是处于同一个平面的，在语言打造的幸福幻觉中尽情自慰，没有深度，也没有终极追问，缺乏人文深度和美学厚度，充其量只是某种层面的文学类读物，文学从而沦落成“空心的”文学。

    还应该看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可逆的信息世界，互联网正在改写我们原有的城市文学愿景。有数据显示，网络文学的主力军集中在“80后”、“90后”这两代人，他们一出道后即被资本劫持，被市场绑架，包装运作，一夜成名，并迅速发迹，形成产业化规模。其中的佼佼者郭敬明、韩寒都各有自己的企业团队和庞大的粉丝群，其身价远远不是中产者可以界定的。他们赶上了资本、市场与文学共谋利的时代，这时候观察以中产阶级写作为主体的城市文学走向，可以预见到的归宿，或成为小众艺术，或流于通俗泡沫文学，而后者的可能性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