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20年的城市快速发展历程中，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对人们能够自由使用并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场所，却缺乏应有的构想和设计。城市规划中因追求直观经济效益而缺乏对居民公共活动特性的思考这一弊端，随着百姓对精神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而越来越显得突出。

生活的城市中没有公共文化空间，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对公共文化的日常需求，充满争议的广场舞正由此而来。

每当夜幕降临，城市中的广场、社区空地纷纷迎来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成群结队的大妈伴着音乐一起跳舞的场面，成为各个城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近年来由广场舞为导火索引发的邻里冲突频频发生，不少城市都发生周边居民对广场舞产生的噪音做出过激反应的事件。

广场舞的参与者们想不通，自己怎么一下子就成为“全民公敌”。 对局外人来说，广场舞只是个无聊的扰民活动，然而对参与者来说，它是“娱乐生活的全部”。

当个人欲望与公共利益发生碰撞时，寻找解决之道的讨论从不会缺少。有人提出彻底取缔广场舞，有人建议靠立法或公约来约束，多数的建议停留在个人素质和音响音量的拉锯战上。然而为什么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今天，市民的娱乐休闲与休息权益会如此难以平衡？争议背后的焦点远不是噪音大小那么简单。

一方有合理需求，一方是正当权益，发生矛盾怎么办，该适用什么规则？冲突双方的角力，表面看是不同利益群体的无序博弈，实则是由广场舞引出的对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规划的深层挑战。

当下状态：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缺失

城市公共空间指城市或城市群中的建筑实体间存在的开放空间体，包括街道、广场、公园、绿地、运动场等，是城市居民进行公共交往、举行各种活动的开放性场所，其目的是为广大公众服务。

城市公共空间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场所，是城市实质环境的精华、多元文化的载体和独特魅力的源泉。它的存在和整体质量直接影响到城市综合竞争力和城市居民生活满意度。

据浙江日报报道，有调查统计表明，我国中老年人的活动场所不仅十分有限，而且分布不均、设施短缺，利用率也不高。而对于需要文化、技术、经济条件等门槛的活动，如打太极拳、打球、书画、学电脑等，城乡老年人的参与率均不足10%。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易学的广场舞，自然备受中老年人的喜爱。

从各地由广场舞引发的冲突可以看到，广场舞这种鲜活但不无缺憾的城市文化形态，虽不是左右民生的大事，却是一座城市的烦心事。人们对之抱有复杂的心情，而这复杂的背后实际上是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和改造问题。

面对质疑广场舞的声音，或许我们更应该考虑城市规划设计为什么没有留给人们一个充足、合理的公共空间，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为什么城市的基础设施服务，不足以支撑一个全民喜爱的活动？

广场舞现象在城市中的出现，意味着公共文化空间及其与社区建设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与交通、生活设施、商业同等重要的议题，既需要政府负责任地规划、认真地建设，也需要社会的共同争取与积极维护。正如有评论所言：广场舞本身并没有错，只是跳的地点不对罢了。如果能给他们一个合理的空间，既不扰民，又多了一个丰富业余生活的途径，岂不两全其美。

国内措施：对公共资源抢占矛盾的表面平衡

“广场舞”矛盾频发后，各地做出的努力不算少。济南的大妈们人人佩戴无线耳麦；北京景山公园与舞蹈队签订协议，约定扩音设备音量调到一定分贝以下；长沙有个“广场舞自律协会”，大妈们约定遵守固定时间和地点；长春聘请社区体育健身指导员，监控广场舞噪音；广州公园实行每日22时至翌日6时禁止使用乐器、扬声设备等；温州市鹿城区为广场装上“中央音控系统”，由主管部门统一调控音量，并限定时间，实行资格准入管理；甚至有科学家已经发明了定向扬声器，能把声波控制在特定区域内，等等……

然而这些都只停留在积极协调当事双方、平衡公共资源占用的层面，对于公共空间资源的扩容并无帮助。“我们的公共生活没有太多的地方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治理与和谐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山认为，广场舞参与人数众多，反映目前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缺乏对室内公共空间的规划，没有地方活动的市民只能“走到户外广场”。

杨宏山提到，“新加坡邻里中心”的模式值得中国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借鉴。在城市社区规划建设中，新加坡政府将居民住宅区作为社会单位加以全面规划，形成了由邻里组团中心、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的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活动中心。

这些邻里中心分布于政府组屋区内，根据社区住户数量进行规划，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活动空间，并为教育、文化、生活福利等生活配套服务提供。

西方国家：从寸土寸金的都市中心“挤”出公共空间
 

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散步大道”
 

德国城市杜塞尔多夫的“莱茵河散步大道”，被誉为莱茵河畔风景最美丽的散步场所。“莱茵河散步长堤”工程的竣工圆了杜塞尔多夫市民们的一个旧梦：将莱茵河还给了这座城市。

几十年前，这里还是四车道的交通要道，每天的通行量有5万车次。公路旁边就是货运码头。这个交通干道和码头将杜塞尔多夫老城区和莱茵河隔离了开来。在这种情况下，市政府决定实施河滨改造工程，将交通主干道设置于地下。整个工程项目共耗资5.7亿马克，项目包括地下隧道、地上的河滨休闲大道和货运码头的改造。长1500米的河滨大道上设有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种植600棵法国梧桐，还设计了大量供休憩阅读的场地。而曾经满是灰暗货仓的城区，也逐步改造成一个兼容现代家居和城市化先进设施的创意行业基地。入驻那里的企业大多是媒体、电讯以及广告业的，因此它被称为媒体港。

莱茵河大道于1995年6月正式向公众开放。这个项目不但缓解了城市中心的交通情况，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杜塞尔多夫副市长柯鲁泽在谈到改造工程时表示：“河滨改建工程极大地提高了杜塞尔多夫的吸引力。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成百上千的人在莱茵河边漫步、休憩。改建工程让人们更愿意在杜塞尔多夫生活，因为这里能够使他们感受到放松、快乐和成功。”
 

每逢夏季，巴黎塞纳-马恩河畔搭建起延绵数公里的人造沙滩 
 

 塞纳河是巴黎市民的骄傲，这条地标性的河流一直向市民和游客们敞开胸怀。如何让市民更好地共享这一开放空间？“巴黎海滩”活动无疑是一个绝佳的案例。2002年起，每年7、8月巴黎市政府都会在塞纳-马恩河畔搭建起延绵数公里的人造沙滩，在巴黎最热闹、风景最美的河道边铺设上千吨细白沙，提供沙滩躺椅、人造棕榈树、沙滩淋浴等设备，免费让市民和游客享受城市沙滩的乐趣。

活动期间，巴黎市政府还会安排精彩纷呈的各种娱乐休闲活动，如击剑、乒乓球、健身、游泳、太极、交谊舞、沙滩体育、拳击、网球等。每周末都有免费的音乐会让大家观赏，演出场地设在巴黎市政府广场前面。还有各类的文化活动，每周会安排四个免费学习工坊：摇滚、原创乐器、画画、印章雕刻。各种流动的图书馆提供各类图书的借阅，还有供全家参与的“寻找和发现巴黎的历史”游戏。

“巴黎海滩”不仅给巴黎市民就近提供了一处绝佳的度假胜地，还为巴黎市政府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政府形象，正像创办“巴黎海滩”的巴黎市长德拉诺埃所说，“最重要的是要创建一个场所，让所有不能去度假的人可以来游泳、休养、运动，特别是那些负担不起外出费用的人，还有孩子、老年人和残疾人”。
 

哥本哈根步行街区
 

哥本哈根以其优美的城市风貌和成功的市中心步行街区改造闻名于世。历时40年的步行街区中，城市规划关注的重点由汽车转移到了人的日常生活。在哥本哈根中心区步行网络中，步行街道面积为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是城市广场，这些线性街道和点状的广场形成了收放有序、动静结合的步行街区网络。

在哥本哈根的斯特勒格大街改造成步行街后40年中，城市中心区每年都对步行环境进行拓展或者改造，最终在整个中心区1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成形了由20多条步行街和小巷织成的限制机动车交通的步行网络。最初，斯特勒格大街两边的建筑多是商店，人们来到这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购物，但随着城市规划定位的完善，人们对城市空间有了更多的需求，步行街区了成为新兴城市文化的载体，成为人们信息、物质、文化交换的中心，是“城市最大的公共舞台”。

咖啡座的普及成为了静态活动的主要内容，目前在丹麦步行街区中大约有5000个咖啡座位，形成了新兴的丹麦至北欧文化——咖啡文化。随着步行空间质量的不断完善，各种文艺活动也逐步增多，有街头音乐家的小型演唱会，街头艺术家的各种艺术展示，也有节假日的大型集会演出，每年还会举行固定的“文化之夜”、“哥本哈根爵士节”等活动。

现实思考：直面中国特色的文化诉求

当前高速发展的大城市中，一味商品化的城市空间现状，与人们对公共文化的强烈需求间，正在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看到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越来越多的资本闻风而动，加紧经营“文化地标”和艺术中心，将这一公共需求替换为等级分明的品位序列，仅仅以小部分人为目标消费群体，文化活动沦为可供明码标价的私享物；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有意识地加大对文化的投入，但实际操作结果却是将现有的文化空间重金保护起来，未能有效利用。

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副研究员罗小茗提出，要把握和建设今天的城市文化，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像广场舞这样在空间匮乏的现实处境中倔强生长起来的城市文化形态，仔细辨认和体会由此呈现的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

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城市中有着大量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政府将其居民的休闲生活视为基本民生需求。反观国内现状，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0万人的运动场地数量只有65.8个，而日本及欧洲发达国家都在200个以上。截至2010年年底，中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为1.2平方米。北京市曾采取地方性政策，规定每个居委会应有350平米的办公和活动空间，而现实是几乎无一做到有足够的公共设施支持。

现实中，很多市民特别是中老年人的文化、健身需求十分强烈，在空间上却得不到满足。许多城市宁愿花大资金建设体育公园、豪华体育馆，却不愿围绕社区建设公共空间。这就既涉及资金投入问题，又涉及规划理念问题。

作为城市管理者，有针对性地分析好居民群体真实诉求所需的条件与不足，从协调好体育场、体育馆、文化馆、活动中心、甚至学校操场等城市现有资源做起，加大公共空间建设投入，在资金和规划上优先保证“身边的文体馆”，提供充足的空间，以此来更好地满足公众不断增加的公共文化需求，这才是根本之策。

毕竟，日常的公共生活和人们共享的生活方式是广义文化的重要组成，这是一个世纪以来对我们“文化”的一个进步性的理解。如何将这一理解与今天城市公共空间的建构切实匹配，使城市文化获得空间上的保障，使人们真正享受到城市生活的美好，恐怕正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课题。

（注：本文结合王国平《城市论》、《城市学总论》，人民日报《城市空间：“广场舞”与实体书店》，吴雅萍、高峻《城市中心区滨水空间形态设计模式探讨》（规划师，2002）相关文献编辑）